摘要：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对城市的塑造有着严重的两极化趋向，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基本以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反面形象现身。两极化的城市形象塑造有着复杂的成因，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乡村题材小说；城市形象；成因；价值视阈
以乡村为表现对象的乡村小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乡村小说得以确立正是人类社会向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它们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乡村小说的重要范畴。
一 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形象的塑造
考察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作家在处理这一形象时，往往容易形成两极书写，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基本以高大、洁净、文明的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喧嚣、冷漠、肮脏的反面面目现身。城市形象的变化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焦虑，并由此显示出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缺陷和不足。
1980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正面的城市形象。城市成为文明、进步、开放的象征，昭示着乡村的愚昧、落后和封闭。《陈奂生上城》(高晓生)通过陈奂生上城的“奇遇”对新时期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进行批判，揭示出“当代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阴影下走出，新时期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是通过进入城市彰显出来的，城市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进步意义。虽然陈奂生在城市遭遇到一系列尴尬，但这丝毫没有损毁城市的高大形象，最后陈奂生病倒街头，还得到县委书记的救助，这是城市善的体现。《哦，香雪》(铁凝)中的城市形象是通过对列车员“北京话”的描写体现出来的。“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列车员是乡村姑娘对城市的认识，是城市所显现出来的面孔，“北京话”无疑是城市的化身，代表着城市对乡村的启蒙。《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中被城市知青李幸福带到与世隔绝绿毛坑的收音机、香皂、牙刷等现代文明物品无疑是城市的表征，正是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原本只知道传宗接代的瑶家阿姐盘青青也开始觉醒，最后同李幸福一起逃离出绿毛坑。在这里，城市完成了对乡村一次彻底的启蒙。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通过侧面描写来显现城市的美好，那么路遥的《人生》中则通过直接书写来完成城市高大形象的塑造：“高加林坐在一棵大槐树下。透过树林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县城的全貌。一切都和三年前他离开时差不多，只是街面上新添了几座三四层的楼房，显得‘洋’了一些。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大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晕抹下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城外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山岭，像起伏不平的浪涛，涌向了遥远的地平线……”
城市的“辉煌”最终促使高加林抛弃了乡土而认同了城市，背叛了刘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反差中，高加林所作出的最终选择。当然，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对城市的书写也并非是完美的，譬如《陈奂生上城》、《人生》、《老井》(郑义)、《浮躁》(贾平凹)等作品在极力呈现城市美好一面的时候，也刻画出乡下人在城市遭遇城里人的揶揄，饱受苦难和欺压，但城市整体给人留下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然而，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改变了1980年代的正面形象，完全沦落为恶的化身，许多乡村题材小说中刻画出邪恶的城市形象。《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中的父亲李四就因为丢失了身份证而始终得不到城里子女的认可和接纳，最后只能惨死在车轮之下。我们与其说李四是被他的子女们抛弃了，还不如说他是被高度物质化的城市抛弃了。《望粮山》(陈应松)中的金贵刚进县城卖腊肉就遭到城里入的多重盘剥，被赶出了县城，后来进城又遭到怀疑、搜身和殴打，就连成为城里小老板的母亲也只用一套西服和五千块钱就斩断了母子骨肉亲情。这就是城市送给初次进城的农民的礼物。《神木》(刘庆邦)中写出外打工的男人多年未归，很可能被当做“点子”办掉了，而那些女人到了城里“不脱裤就解雇，不解雇就脱裤”。《九月还乡》(关仁山)、《大树还小》(刘醒龙)、《泥鳅》(尤凤伟)、《发廊》(吴玄)、《我们的路》(罗伟章)等小说还写到女人们进入城市被凌辱，被欺骗，没有几个能清白回去。在城市，农民是经济关系和性关系中的弱者、被压迫者，只能默默承受城市带给他们的苦痛。刘醒龙在其作品中更是不遗余力地书写城市的丑恶。小说《白菜萝卜》中透过一个菜市场把城市描绘成一个黑社会，到了城里，男人和女人各有自己的情人，男人嫖娼，女人卖淫，人的全部需求退化为金钱和性，乡村的淳朴情感在城里消失殆尽。而陈应松在《太平狗》中更是直接描述了城市的喧嚣和冷酷：“一辆大卡车撞瘪了一辆小汽车，死人血淋淋地从车里拖出来。刚才还是个活人，瞬间就成了死人，比山里的野牲口吞噬人还快呀!一溜的红色救火车催逼人心赶往一个地方。两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男人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看热闹的人刹那间围了过去，像一群见了甜的山蚂蚁。一个挑担小贩跑黑了脸要甩掉一群城管。城市里充斥着无名的仇恨，挤满了随时降临的灭亡，奔流着忐忑，张开着生存的陷阱，让人茫然无措。”
城市仿佛一座人间的地狱，变得日益冷酷无情，摧残、吞噬着进入其中的每一条鲜活的生命，从而和1980年代的城市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 两极化城市形象的成因
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城市拥有不同的面貌和特性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同一个时期作家们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一致的表述，不同的阶段作家们为什么又集体一致转向，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1980年代城乡之间的交流才刚刚开始，矛盾冲突还比较温和，乡村题材小说对城市恶的一面虽然也有揭示，对进入城市农民的不幸遭遇也有所反映，但塑造出的还是一个光明正面的城市形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对现代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形成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原因。1980年代的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城市在解除了众多的钳制和约束之后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城市化比例的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村问题，随后出现的“三农”问题反而使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对现代化国家的渴望和想象俘虏了国人的灵魂：“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必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作为现 代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也没有能够例外，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尺度，以城市文明作为创作的参照系，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响应与鼓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路遥的思考：“当历史需要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从《人生》中高加林进城失败到《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进城成功的书写，路遥认同城市现代性的姿态逐渐明朗。他选择了清醒而沉痛的告别，自觉认同现代化并且进入城市成为他文学的主题。对此贾平凹也有着类似的观念：“城市生活和近几年里读到的现代哲学、文学书籍，使我多少有了点现代意识，而重新到商州，审视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和现实的生活，商州给我的印象就相当强烈!它促使我有意识地来写商州了。”贾平凹所说的“有意识来写商州”，明显是作家调整其农民身份意识，用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观照商州。《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等小说就对阻碍乡村变革的小农经济提出批判，对顺应时代发展的商品经济进行歌颂。这表明1980年代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性”的热烈渴望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的乐观估计遮蔽了作家对城市的深度表述，塑造出积极、光明的单一形象。回过头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作家当时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正如张懿红所说：“对经济改革的热烈响应，单纯拥护，也表现出积极呼应政策导向的写作惯性，洋溢着对现代化乌托邦的乐观想象和幼稚信仰，今天看来，也颇具反讽意味。”
其二，对不平等关系的盲视，使得1980年代乡村书写中对城乡关系审视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内涵，是形成城市正面形象又一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强行的工业化进程连续地进行了30年。而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和财富的积累都主要集中在城市。其中农村给城市的工业化更是提供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据统计，我国从1952-1978年，国家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村抽取建设资金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资产值的57.59％，即农业产出的一半以上被国家无条件抽走。而这些被抽走的资金大都用于当时城市的工业化建设。相比较于城市，其时乡村显得封闭、落后，那时我国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制度，农民仅仅因为出身，就被固定在土地上，如果不是有某种特殊的机缘，摆脱农民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80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作家普遍以启蒙者的姿态去观照乡村，对民族的劣根性和乡村中的陋习予以批判。《陈奂生上城》和《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小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如果充分考虑到我国80年代总体上启蒙主义思想文化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之中作家的主体动因，我们毋宁在整体上将其视为‘启蒙主义小说’。”但这种启蒙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历史批判的能力大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许是因为过于急切实现现代化的渴望，作家们往往忽略了制度的原因和下述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以政策导引下的对农村的严重剥削为前提的。越来越加剧的城乡对立格局中包含了深刻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抑。”
19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恶的表述，从外在看，是和现代性(modemity)紧密联系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城市获得巨大的发展，乡土却开始沦落，城市成为笼罩乡村的巨大阴影。乡村许多传统美德和传统价值遭到颠覆和抛弃，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展开，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马嘶岭血案》(陈应松)、《谁能让我害羞》(铁凝)等作品就描写了乡村人对城里人的血腥报复和残酷杀戮。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作家们不再像早期那样对现代性抱以赞颂，而是开始对其进行反思。所谓“现代性的反思也就是不断地从不同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结论；它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说到底，现代性就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知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可检验的过程中”。现代性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作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扬乡抑城”的价值倾向。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作家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贾平凹说：“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张炜在《九月寓言》的代后记《融入野地》中更以一气呵成的气魄表明了他的野地主张：“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将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与之相伴随的是，观念的转变必然投射到他们的创作上来，像《怀念狼》、《土门》、《外省书》、《刺猬歌》、《心灵史》等小说就是这种观念转变的具体实践。
而从内在看，这和作家的身世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发现从事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多数都有着浓厚的乡土经验，他们或来自乡村(如军人、知识分子)，或在乡村生活过(如知青、下放干部)，这决定了他们和乡村有着难以割断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摆脱乡村的影响。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乡村的一种歉疚之感：“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居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唤醒了作家的家园意识。创作中，他们往往以乡村的温情、宁静去反衬城市的冷漠和喧嚣，以乡村人的朴素、善良批判城里人的势利和贪婪。在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对城市的反感就已存在，只不过对现代性的乐观想象暂时战胜了对城市的批判。在快速发展的社会面前，他们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价值理念，只能在茫然无措中对乡土文明频频回顾，对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一味排斥。其实历史的进步往往是需要丑与恶作为杠杆的，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着双重性的效应，这就是历史送给文明的礼物。一直作为乡土文明代言人的贾平凹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牺牲有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李佩甫也表示：“近年来，我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一直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发现我错了，贫寒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更大，在某种意义上说，贫穷(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对人的戕害甚至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可以说，在理性认知层面许多作家已认识到城市文明将是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在情感上，由于乡土本位意识以及对城市商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不满，城市往往成为批判的对象，作品中必然出现大量城市恶的书写。
三 “真实”的城市书写
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对城市的书写是追随在时代、社会、 历史的背后而不停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视阈，时代流行的观念取代了作家对城市独特的思考和认识，恰恰缺少一种超越性、普世性恒定的价值眼光，缺少对城市独特的发现。当时代对现代化报以欢呼时，作家们一致将赞许的眼光投向在现代化方案中充当主角的城市，对之高度赞赏；当现代化显示出自身的危机时，作家的价值取向又集体转向，对城市大加挞伐。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作品都有着充当时代传声筒的倾向。其实，迥异于传统乡土文化空间的城市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混合体，既有其残酷、冷漠的一面，也有其温情、合理的一面。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应该跳出狭隘的乡土本位意识，从现代性的立场来审视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善与恶，只有这样才能探究其文化本质，才能认识其丰富面貌。正如研究乡土小说的名家丁帆所说：乡村题材小说“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在事实层面，不同时期城市确实有着不同的善恶面貌，但即便如此，我们是否就应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真实追求和最高准则?文学除了跟在时代潮流的背后亦步亦趋外，能不能拥有一个普世性的价值视点呢?答案不言而喻。文学创作不是生活的自然摹写，而是对它的能动反映。现实生活只有经过作家艺术的构思和艺术的加工，才能成为文学作品。
价值视阈的摇摆决定了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对城市的书写是表面化的。“城市从来没有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乔依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像支配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支配中国文学的想象力。”虽然李欧梵是对现代文学中关于城市叙述提出如此的批评，但同样适用于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的创作。乡村题材小说作家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代表城市外在形象的物质，纠缠于城乡对立的外在矛盾冲突，而没有写出它在本质上对生命的影响。在他们眼中，城市仍是农民眼中欲望化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梦想又冷酷无情的城市，对城市的书写往往是视觉上的经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巨型广告牌，对视觉经验的依靠使作品停留在对表层生活的复制上，没有提供一个很好认识城市本质的文化通道。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重新“发现”了张爱玲?因为张爱玲用一个“城里人”的眼光而非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去打量这个我们生活的城市，从内部而非外部去感受和表达城市生活。相对于乡村的田园、大地、河流、村庄等自然景物，城市主要以高楼、街道、汽车、服饰等人为物件构建起外部环境，且这些非自然的物体又时刻发生着变化。正如斯宾德在《诗学和现代城市》里所说：“环绕我们物体的形状(房屋、汽车、服饰等)对人们都有着潜意识的影响，一个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某一艺术运动的存在。然而，如果他漫步的街道产生了某种变化，他的生活也可能会直接改变”。因此，作家应有超越时代的胆识和信念，迅速找到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来统摄瞬息万变的都市经验，从中捕捉到深邃的存在本质。而城市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物质”，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正如洪治纲指出的：“关键不是城市文明是否体现了我们既定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作家们如何去思考和表达这种城市文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应以世界乡土文学作为参照。这是因为乡土文学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世界文学地图上的共同存在，如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熊》，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英国作家哈代的《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均是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城乡关系，揭示出人类普遍遭遇的生存困境，在乡土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譬如福克纳的乡土小说创作，美国南方社会突然遭遇到的历史、社会、道德层面的冲突不是作家所关心的，城市化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善恶也是他要超越的，福克纳将他的笔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深处，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去表现人内心的矛盾与迷惘，痛苦与挣扎。作家以他内心深处所秉持的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理想，审察着人类心灵的冲突和精神煎熬，对人类的苦难作出持久而深入的揭示。我们的文学创作应以世界乡土小说为榜样，跳出狭隘的、功利的价值视阈，以一种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来引领我们的小说创作，才能超越善良与邪恶、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才能由外部进入到内部，由表层突入到深层，叙写变化中的乡土社会。这样的“真实”比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描绘或许更能接近和揭示事实的真相，这样的文学创作也许更具有它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对于这种单向度城市善与恶的表述，部分作家近些年已开始有所警醒和反思。像邵丽的《明惠的圣诞》、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巴乔的《阿瑶》、贾平凹的《高兴》等小说就跳出狭隘的非恶即善、非善即恶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视阈，用一种现代性的理性思想来审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着力展现两种文明激烈冲突下人物的心路历程，努力寻求城乡交融的契合点，城市开始呈现出中性的面孔。因此，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的书写不能局限于外部层面，而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现城市对人生命造成的深刻影响，在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激烈碰撞中叙写出现代化给人物心灵造成的裂变和冲击。怎样去描摹和抒写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这一新景观，是每一个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在21世纪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在某种程度也决定着乡村题材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注释：
①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4页。
②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③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④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⑤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
⑥张懿红：《从当代中国大陆乡土小说透视乡土叙事之动力机制》，《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⑦《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页。
⑧丁帆、何言宏：《论二十年来小说潮流的演进》，《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⑨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页。
⑩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1)贾平凹：《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12)张炜：《融入野地》，《(九月寓言)代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13)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4)徐春萍、丁丽洁：《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文学报》2005年3月31日。
(15)周百义、秦文仲：《李佩甫用激情点燃“城市之灯”――关于长篇小说(城的灯)与作者的对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4月22日。
(16)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9页。
(17)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8)转引自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页。
(19)李敬泽、洪治纲、朱小如：《艰难的城市表达――关于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城市叙事三人谈》，《文汇报》2005年1月2日。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系。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意象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sk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