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异乡，曾经爱宠我又冷遇我，曾经创伤我又疗愈我，那就不再是异乡，而是另一个家了。”她在微博里这样写。 没错，这个异乡是香港，她是张曼娟。勾留此城两岁又两月，念到这行字，当下戚戚焉决定访问她。而此时的张曼娟，也自台岛东渡来港，接任台湾光华新闻中心主任。
中环广场49层，是光华新闻中心的展演厅。张曼娟款款走来，短发，修长，着一件灰色呢披肩，气度从容雅然，如同被时间仁慈地雕琢过，拥有50岁女人刚刚好的风华。
“大尺码”女人
张曼娟的故事皆绕着一个情字――不朽的亲情、彼此相慰的友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她早期的小说很有鸳绣蝶舞的情怀，文字冰清绵密，是柔弱的女儿家的笔法。老师张晓风在《海水正蓝》20周年珍藏版中寄语：“愿在她的渊仁之外，在她雅瞻密邃之外，在她纵横流溢的才情之外，再加一份霸气。”
再问如今的张曼娟，霸气二字可否加身，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我怕我自己太霸气了。”渡到这样的年纪，优雅不失英气，气度豁朗而不慑人，也只有她能做到。她喜欢“大尺码”的女人：“不是楚楚可怜的美，而是大气舒展的美，如山河平原，线条柔和愉悦，坦然得像圆月从云影之后游移出来照看大地。体态从容的松弛，神情中有一种开展的温暖，更有一种无所畏惧的能量。”显然，她的作品是其成长最好的脚注。张曼娟后期的作品开始有了强烈的女性意识，笔法加了狠劲，女性的自我觉醒取代了从前的娇弱纯情。
在张曼娟看来，女性是一个“被制作得更精细的生命体”，敏感而强大。这种女性意识的体认需要时间和经历，她自然洞晓自己作品和心绪的变化：“可能是我自己变了，以前在写作时我并不认为女性意识在我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现在才发现如此重要，但我并不是摇旗呐喊的行动派，而是尽可能以一种不使别人难受的方式抗争和改革。”她不刻薄，不会特别在作品里讥讽男性。“我常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我绝对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无论男女在进化过程中都有很多痛苦和矛盾，女性也许进化得更快更好，女人生下男人，也是他们最好的知音和伴侣，我也希望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尖锐的对立。”但她同时又强调女性的自主意识，当女性寻到自己的能量源头，男人是无法影响她的。“这岂非有违男人征服的天性?”我忍不住问她。“弱者才总想着去征服别人。”她睁圆了眼睛：“女人不做征服者，只做哺育者，是因为她们比男人强。”
倘若女性是强者，必要担当更多的哀矜悲喜。同样是女性，在小说《我的男人是爬虫类》中，春花爱得低微痴诚，卓羚则热烈不惧俗礼。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春花被作者安排凄然收场，卓羚却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在张曼娟看来，舂花的好只是男权意识里的好，克制卑微，抹杀自己，将全部希望寄于男性；而卓羚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婚姻与生育，皆是跟随内心步调，而非为了依附。
听张曼娟讲爱情，颇有些化骨绵掌的劲道，妄图破阵的人总要问：“你为什么不结婚?”她也会难得乖张地答你一句：“我不是嫁不出去，是不嫁出去。”她坦言自己的不婚主义，是对婚姻制度的怀疑。“如果想和一个人长相厮守，一纸婚约能改变什么?我从来不相信那张纸可以保证我的爱情，如果两情相悦，那就干柴烈火地燃烧下去吧。他没有养育我的责任，我也没有负担他的必要。如果说要给小孩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那我勉强可以接受这个原因，但是不是有孩子的家庭就不会破碎呢?婚姻最可怕的事就是把情人变成家人，丈夫仍然需要悸动，就会去找第三者。”讲到这里，张曼娟终究探出了女性主义者的触角，质疑婚姻制度只是父系社会的产物，有利于男性却束缚了女性。我见识到她的叛逆因子，岁月教会她笃定地拒绝。她说自己叛逆的只是定下来的规矩，“从前女人都缠小脚，不读书，大家习以为常，可真该如此吗?”
教书人的荣耀
张曼娟是极具表述能力的人，讲话不拖不顿，措辞如锻句，这可能与文学功底有关，也同常年执教鞭脱不开关系。《海水正蓝》一鸣而红的时候，她还是籍籍无名的大学生，成名后非议自然而来，批其浅薄者甚众。她也不甘于后，在文学之路上一走到底，读了博士，而更大的动力，是想做老师。
教书的念头大概做学生的时候就有了。中文系的课程大多是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居下，或抄笔记或梦周公。张曼娟不认为文学应该这么教，“任何和心灵有关的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我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跟学生没有距离的人。”待到自己站上讲台，也就有了实践理念的方寸之田，她半带逼迫地鼓励学生走上台发言，表述观点，一学期下来，很多学生都能克服羞怯侃侃而谈。
然而，在很多老师看来，大学的主体是老师而不是学生，张曼娟不同意，与他们辩论，“大学当然要以学生为主，要思考他们可以从课上学到什么。现在的老师们都去抢必修课，我从来都是开选修课，我对自己的想法很残酷，如果我的选修课没有人来，我就应该被淘汰。”当然，她的每节课都人满为患。
张曼娟自言是大学里一个温和的改革者，而大学里做不了的事情，她就跑出来做，于是就有了小学堂。张曼娟小学堂是她的另一块试验田，她以私塾的方式，领一帮小学生诵经、念诗、写作，教给他们古老的安身立命之道。小学堂对老师是严酷的考验，因为“小孩子是最没法骗的，你课上得不好，他们就会离开你，这里可不是学校。”小学堂做得极成功，家长们都讶异于学堂老师磁石般的魔力。张曼娟赴港任职，最舍不得的也是小学堂，一有空就会飞回台北给孩子们上课。于是，她当年的学生，如今仍旧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她。
讲起这些，张曼娟是欢天喜地的，仿佛身为教育者的成就感远大于写作。“其实是一样的，教育是一个利己的工作，在教学现场你可以立刻感觉到那种回馈，小朋友们抬头看你时的那种惊喜的眼神，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
四十岁终于读懂了鲁迅
除去小学堂，张曼娟还开设了紫石工作坊，在台湾引进出版经纪人制度，为有才情的新人提供写作机会和平台。她还主持电台节目，听过她讲话的人都能感知到她的魅力。半世的年纪，张曼娟以一己之力做了很多事。“我常跟朋友说我是一个可以马上死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还不能死，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而我总在想，今天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就像你来访问我，我应该认真地把我心里的感受告诉你。每天把事情花力气做好，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张曼娟的处世之道简单诚恳，而她的生死观竟有些藏传佛教的意味，“死亡教会我很多事情”。她在香港曾有位至交，是一位传教士，在她眼里仿佛是另一个自己，去年11月因癌症过世，这给了她很大冲击。“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到无常，无常就是常态。等下我要送你一本书，里面有篇文章叫《好人不会有好报》。我那时有一个老师，他是个很好的人，但人生太坎坷，后来得癌症去世。我跟一个学长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得癌症，他说：‘谁告诉你好人都会有好报?’”
如果好人并没有好报，为什么要做好人?“做一些好事，当一个好人，心无里碍，没有恐惧，才能远离颠倒梦想。这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还有什么奢求呢?”张曼娟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回应。此次来港，她总会莫名其妙走到传教士好友从前带她走过的地方，她轻叹：“不知道是不是他在指引我。所以，生命途中遇到的朋友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缘分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时间缓缓拖着她的手，领她步上另一层楼，她开始重读鲁迅，个中原因只四个字：简白深刻。“鲁迅是一个丧失了热情但对生命还保有觉醒的人，他是很痛苦的。有导演曾经说，所有热情都是愚蠢的，这跟鲁迅很像。但是我想，人是一定要活得愚蠢的，比如恋爱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但个中的快乐是难以取代的。鲁迅已经丧失了热情，但还是一直在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是我年纪越大越能理解的部分。突然到四十岁看进去了，看懂了，看到热泪涌上来，也明白自己已经老了。”
自以为老的张曼娟，看世间的目光里多了道家的脉息。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凡事无为而治，不想改变什么，没有必须要做的事，也没有必须要达到的目的，到哪里都可以是一阵温暖的风。采访结束，张曼娟拿给我一本书，扉页是一笔一画殷殷勉勉写给我的字：“远离颠倒梦想，便是最好的报酬。”在冬日的暖阳里，我看到她执著最初的良善天真，膛过尘世的悭吝薄凉，一步一步，成为刚刚好的张曼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