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拉斯科尼科夫这一人物形象时，着重描写了人物的心理特征。本文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格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当时俄国青年悲剧背后的社会成因，以图引起人们对社会重大人生课题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多余人，心理病变，超人哲学
中图分类号：I5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德国哲学家尼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提出了“超人”的概念，并声称历史的发展无非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而发展自我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人是必须要被超越的东西。”［1］超人是打碎了旧价值的重重枷锁之后产生的新人，他拥有健全的生命本能，是生命的肯定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痴迷于“超人理论”，他通过拉斯科尼科夫形象“描绘了思想在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中的生活情况，因为他认为在知识分子社会中，思想是决定一切的因素。”［2］
拉斯科尼科夫最大的特点是他内心充满了各种不协调的噪音，他的情绪表征常呈现出扭曲或极端化的倾向，而且常为某种矛盾的意念和奇异的想法折磨得痛苦不堪。对这种特殊人格类型的出色描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描写方面有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特征之所在，也是他在近现代小说“向内转”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通过分析这一人物能引起我们对一些重大社会人生课题的深刻思考。
一、 时代的忧郁症与绝望的反抗
俄国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怀揣着“超人哲学”思想，发生了心理病变、意识错乱和人格分裂。我们应看到，这并不是一种纯属个人的心理病变问题，而是与当时俄国时代特征、社会思潮、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年轻人的人生追求、价值关怀和精神苦闷等有关的一种社会现象。
拉斯科尼科夫一出场，就是处在“一种极度紧张，易受刺激，近似抑郁症的状态中”，他“是那么专顾自己、离群索居”［3］，这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厌恶憎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样一个“多余人”以病态的方式与社会相抗衡，最终却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之中。从内心精神和性格特征以及生存时代上讲，拉斯科尼科夫与俄国文学中其他“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等人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抗争方式和心理状态有所区别而已，这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环境的恶劣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人生悲剧不断重演的历史必然性。
二、 狂妄的意念与自我求证的焦虑
由于拉斯科尼科夫身处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之中，他心中对社会现实聚集了太多的蔑视情绪。所以他既没有像罗亭那样不遗余力地去唤醒沉睡的灵魂，也没有像奥涅金那样游戏人生，而是在冷漠的外表下隐藏了激情之心，跳动着古怪的意念，这意念紧紧缠绕着拉斯科尼科夫的整个身心，使“他处在那种把精神完全聚集在一件事情上的偏执狂的情况中。”但同时，这种“狂妄的、可怕的和古怪的问题”，又折磨着他的灵魂，使他感到痛苦。一个声音从心底叫嚣：“必须有点作为，立刻就作，快快作。”“要不然就完全吧生活放弃了！”［3］
拉斯科尼科夫之所以如此躁动不安，是因为他受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试图做一个强者，于是才产生要杀死高利贷老太婆的念头，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勇气。他认同那位大学生的话：“牺牲一条命，就能救活几千条受苦受难的命。在社会的天平上，这个生肺病的狠毒的老太婆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超人”哲学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剂，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某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主要还是源自人内心深处的强烈欲望，即原始的心理动机。
拉斯科尼科夫产生妄念的深层心理动机又在哪里呢？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拉本人的人生价值追求，我们认为他源自人生价值自我求证的焦虑。从心理角度讲，拉斯科尼科夫具有很强的自卑心理，但他又十分敏感、孤僻。于是，通过惊人之举来实现对人生价值的求证，就是一种自卑心理的补偿。拉斯科尼科夫总是对这种想法和方式持有深刻的怀疑，为此他痛苦地喊道：“上帝啊！真能够……我真会拿一把斧头，照她的头上砍去，把她的脑壳劈开……拿着斧头？”接着他又说，“要干那件事，我绝受不了……一想起那件事便使我觉得不舒服。”［3］P70
当他终于结束了老太婆的性命，实现了自己所谓的“价值”求证之后，他又立刻陷入了无尽的自我追问之中。他迷茫和痛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背负了沉重的犯罪感，于是他产生了要立刻去自首的强烈冲动，想以此来减轻心中的压力。
三、 深刻的追问与精神家园的寻找
拉斯科尼科夫杀人后的自我反思、论辩和追问，都是集中在对于究竟什么是犯罪及出于何种目的的犯罪具有合理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上。在他看来，如果为了高尚的理想和目的，必须“从血泊中涉过”，那也无可厚非。可是，他又无法从精神重负中彻底挣脱出来，因为他内心深处毕竟积淀着执着的宗教情结。
现实的人生价值关怀与超现实的精神道德关怀的相悖性在拉斯科尼科夫的内心激烈的争斗，更深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笔触深入到人更深的心灵，探触人对自身的精神及宗教信仰的深刻怀疑。譬如，拉斯科尼科夫对索尼娅说：“但是，或许根本没有上帝哩！”当索尼娅低声说：“没有上帝，我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却进一步追问道：“上帝帮了你什么忙呢？”这种对上帝的存在的怀疑以及对上帝作用的质问，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宗教信仰的根本动摇，而与此相关的精神关怀自然就失去了依托。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局限于对主人公变态心理的剖视，而是以杀人事件为导索，以主人公内心世界为空间，去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宗教、道德以及法律等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尤其是对善与恶、罪与罚、人性的失落与精神的复活等问题的思索，提出了令人震撼的见解，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和内涵，增强了作品的理性批判力量。例如，拉斯科尼科夫曾愤怒地指出：“我之所以被认为有罪，是因为‘我没有成功，因此我便没有权利迈那一步’，而那些‘为自己夺取权势的人……成功了，因此他们便是对的。’他们‘曾百万地毁灭人’，却被‘视为美德’，其实他们才是‘恶棍和流氓’”！［3］P495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法律和社会的不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拉斯科尼科夫的人生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对当时陷入生存危机之中的一代俄国青年悲剧命运的社会成因的剖析，这强化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力度。整部小说主要是写了拉斯科尼科夫漫长而痛苦的心理历程，从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阴暗以及整个人类的精神迷惘和困惑。最终主人公回归上帝的怀抱，既象征着人类的精神归宿，也体现了作者对时代和人类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后的某种彻悟总结。与俄国文学中其他“多余人”形象不同的是，拉斯科尼科夫的精神痛苦主要是源自对个人精神价值以及人类精神归宿探寻的焦虑。
参考文献：
［1］胡经之.（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P88
［2］巴赫金..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P51.转引自吕婷.的现代主义特征.2005.5.
［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韦丛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