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装笔挺、戴着劳力士金表的人，带着4岁的儿子，走进DNA亲子鉴定师邓亚军的办公室。 他叫李翔，38岁，内向，却是几家公司的老板，资产过千万。他二婚的太太叶娜，原是他的公司的公关部总监，漂亮泼辣，在谈判桌上游刃有余，恰好弥补了李翔待人接物上的不足。
与前妻的离婚胶着了很久，最终还是叶娜技高一筹。她拿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医院检查结果，直接找到李翔的前妻。后者在大哭一场后同意离婚。
几个月后，李翔和叶娜有了儿子皮皮。皮皮3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给他配对检查血型的护士突然问了李翔一句：“这是你的亲生儿子吗?怎么血型完全配不上?”
这句话让李翔心头一震。他开始观察皮皮的一颦一笑，也开始留意亲子鉴定的消息，心中的纠结与日俱增。一天，他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邓亚军的介绍。在仔细研究了鉴定中心的种种资质后，他暗下决定，带皮皮来这里做亲子鉴定。
一周后的鉴定结果，令李翔感到目眩：“不支持李翔是皮皮生物学上的父亲。”
“一块石头落了地，甚至有一种解脱感，”李翔后来这样形容自己的心境，“然后我的脑子就开始转，该怎么办?我不能让叶娜得到我的一分钱。”
邓亚军再次见到李翔，已是一个月以后了。这次李翔身边除了皮皮，还多了他的太太叶娜。他的面色平静，不露一丝痕迹，而叶娜的脸色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佳作。她埋怨李翔突发奇想，把她骗到这样一个荒郊野外的“实验室”来。
“你不是说带我去看一个新楼盘吗?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正好路过，进来做一个玩儿嘛，”李翔说，“之后就去看盘。”
在李翔的坚持下，邓亚军取了三个人的血样。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叶娜第二天居然主动打来了电话。她先问邓亚军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她的丈夫。接着她说自己很珍惜和李翔的婚姻。她愿意出一笔钱，重做一份鉴定。
“我拒绝了叶娜，”邓亚军说，“这是一个科学事实，不是有钱就能更改的。”
叶娜仍然在电话中苦苦哀求：“你知道这场婚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可能会因为你的鉴定失去现在的一切。我们都是女人，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一次的鉴定结果自然和上次相同。拿到鉴定书那天，李翔轻描淡写地扫了一眼，就微笑着把它推给了身边的叶娜。这个无言的挑衅动作激起了叶娜最后的反抗。她“啪”地把鉴定书砸到李翔身上，质问对方：“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翔仍旧微笑着。他坦承，当时早已决定不和叶娜发生正面冲突。他看了看腕上的劳力士表，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神情，仿佛一个失败的胜利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战场”。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李翔再次找到邓亚军，这次是为已做过的亲子鉴定申请证实的鉴定报告。“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这份正式报告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有了这份报告，李翔就能保住他名下的财产。
“叶娜说她是因为太爱我，而前妻又不肯离婚才想到这个办法的。”在等待出具报告时，李翔说了这么一句。时至今日，邓亚军仍然记得他当时的神情――那是一个男人试图保全他最后的尊严。
邓亚军所在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位于北京郊区。这栋临街的4层建筑，镶着白色瓷砖，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自从开展DNA亲子鉴定业务以来，楼下经常会停着豪华私家车。
“那多半是来做亲子鉴定的。”邓亚军说。
几年来，邓亚军经手的亲子鉴定已经超过两万件。根据她的统计，华大方瑞连续几年的“排除”结果一直都维持在22％～27％之间。这意味着，每4～5个来做亲子鉴定的，就有一个是“非亲生”的鉴定结果。她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财富和欲望在不断扩张，中国长久以来备受重视的血亲纽带也开始受到侵蚀。”
李翔这样的委托人，她几乎每月都会碰到。“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人中翘楚，”邓亚军说，“然而有一天，这个虚幻的泡沫一下被亲子鉴定戳破了。”
这似乎是一个财富群体的“流行症状”。他们人到中年，自信是成功人士。但在私人生活层面，他们却剪不断理还乱。物质上的富裕，并未带来生活上的安宁，这也正是他们来这里寻求鉴定的原因。
对于其中财富与伦理、欲望与道德的冲突，邓亚军显得十分冷静。“有人因为看到一些亲子鉴定的案例，就觉得这个世界很乱，”她说，“其实，世界本来如此，只是亲子鉴定把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罢了。”
时至今日，DNA亲子鉴定技术早已不再复杂，但其牵涉的情感伦理的复杂性，依然远远超出常人的相像。邓亚军说，之前她从来没想过，亲子鉴定会影响这么多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又会引起那么多的非议和争论，时常令她相当彷徨。
在微博的自我介绍里，邓亚军写道：“6年的公安现场法医，9年的DNA亲子鉴定，看尽人间冷暖悲欢。”刚从事亲子鉴定的头几年，她心里一直充满负罪感。即使亲朋好友，也常会以不理解的口吻问她：“你拆散了多少家庭啊?”这个问题让她困惑许久。直到为了写作《DNA亲子鉴定实用指南》，阅读了大量科学史的邓亚军才意识到，亲子鉴定古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盛。
南宋提刑官宋慈在《洗冤录》中就有“滴血入水辨认父子、兄弟”的记载，但是直到1900年，ABO血型被发现，亲子鉴定才成为可能。由于ABO血型系统在整个人群中只有四种表型，即A型、B型、O型和AB型，因此只能起到排除作用，而无法认定。
之后，DNA技术兴起，亲子鉴定才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不但可以做到排除亲子关系，更能以99.99％的准确率锁定亲子关系。
1985年，一个来自加纳的男孩要移民英国，并声称他的母亲已经是英国公民。传统的法医血清检查对此无能为力。于是，第一个提出DNA检测技术的英国科学家Alee Jeffreys利用该技术证实了两者的血缘关系，并为当地法庭所采信。这成为DNA亲子鉴定技术的首次应用。
DNA亲子鉴定在中国的首开先河，是由公安局于1991年应用于一起长达数年的离婚抚养案件。一位父亲和5岁的儿子到北京被同时提取了血液。结论出来了：他们不存在血缘关系。法院最终判决这位父亲不再承担抚养义务，并由母亲归还父亲已支付的抚养费。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15％～25％的亲子鉴定都呈现“排除”结果，这意味着社会上很可能有更多“快乐而无奈的父亲”被蒙在鼓里。据统计，绝大多数亲子鉴定都是由婚外情和一夜情引发的，这无疑是社会婚姻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体现。
在对堕胎并无限制的中国，邓亚军大量接触到“产前亲子鉴定”。一位女白领委托人，前一天和丈夫同房，第二天出差和情人同房，结果导致怀孕。当她通过产前亲子鉴定发现孩子属于情人时，她选择了把孩子打掉。
“很多亲子鉴定的后果都被转嫁到了孩子身上，甚至有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成了财富和欲望的牺牲品。”邓亚军说。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人们希望通过产前亲子鉴定明确亲子关系，是合乎情理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仝宗锦说，
“任何人都对自己的后代血统享有知情权，且没有义务去抚养非亲生的孩子。但无论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讲，由产前亲子鉴定导致的引产行为，都是不人道的。它扼杀了胎儿的出生权，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
在欧美国家，已有不少专家这样呼吁，“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做亲子鉴定”。这不仅是出于伦理道德，还有方便日后医学治疗的考虑。而且，为了避免给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亲子鉴定越早做越好，尤其在孩子尚未记事时就应该完成。
“一个人的忠贞，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邓亚军说，
“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