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走向时，姚文放先生作了相当准确的概括，他说：“文学理论的逻辑进程走到这里，似乎拐了一个弯，事情又倒转回去了。原先在政治诉求转向?美诉求的十字路口拱手揖别的政治，如今在?美诉求转向文化诉求的拐点上又与人们不期而遇。”并且敏锐地指出，此“政治”非彼“政治”，它已经从“社会政治”摇身一变为“文化政治”。此言极为中肯。在此，我想补充的是：此玩政治者亦非彼玩政治者也。当年，文学理论是不准谈风月，只准谈“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得不“政治化”。玩理论者则是“被政治化”的，他必须站在政治的立场，摆出标准化的政治架势，挥舞政治的棍棒，玩着不是把对手打翻在地，就是被政治打倒在地的政治把戏。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刚刚从?美之境中得到片刻喘息，就赶紧收起?美自恋的镜子，转身重新玩起政治来。与先前不同，这回可是主动出击，并非有人逼着他玩政治，确确实实是自己想要“政治化’了。或许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积习难改，一旦阶级斗争不再天天讲月月讲，就难免两手痒痒要弄起政治来，更何况如今的“政治”之上又顶了把“文化”的保护伞。这就既过了把政治的瘾，又不至于弄一身膻，甚至还斯文高雅地有那么股时髦劲儿。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回的重新政治化也不见得就那么让人庆幸，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有些玩文化政治的人。如果仔细?视不难发现，在表面不同的掩盖下，却仍然有人一以贯之地没有实质性改变，那就是缺乏主心骨和独立性。
当年，文人学者们必须沿着现成的思想路线来玩政治。用不着也不应该有自己的头脑。那是一个要立场、不准要头脑的年头，因为别人早就为你设计好现成的标准思想，只用站好队伍，紧跟着鹦鹉学舌，照搬照套就行。否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改造，斗私批修，直至改造到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趣，没有一丁点儿个人自己的“私心”，而成为统一制造的没有人味儿只有阶级味儿的模样才罢休。时隔多年之后，这种状况似乎有所改善，却也长进不大，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依旧没有长好，立场却已经丢失，只是隔三岔五地不时来那么一下“华丽的转身”，倒像只炫目的政治陀螺了。譬如昨天还在追逐西方新潮。满口洋腔洋调，像个假洋鬼子，今天则又立马换装变脸，缀上辫子，长袍马褂，磕头作揖，一副地道的国粹嘴脸之乎者也地贩卖起国学来。试想，凭这样的人去玩文化政治，谁知道会玩出个什么样来?至多也只能是搞搞阿Q式的政治。
阿Q岂止讲政治，他还闹过革命：盘起辫子，插上筷子，拧小尼姑脸蛋，打静修庵门，虽没赶上砸龙牌，却也颇具革命风采。假设阿Q革命成功，那么，土谷祠里就应当摆上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吴妈也该用轿子抬进来了。小尼姑则不妨拉来做小三。那时，阿Q确乎是要和赵太爷颠倒个个儿，而世界却依然照旧。
当今的文化政治恐怕很难逃脱这般命运。讲身体的文化政治，往往落人身体崇拜；讲后殖民理论，则又摆脱不了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瓜葛。看看那些打着后殖民理论的“样式”旗号来捍卫“民族传统”、捍卫“国粹”的做派，总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
鲁迅当年所批判的阿Q精神如今依旧，可鲁迅却没比阿Q幸运，据说，他是中了西方传教士的“套”，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窥测自己的同胞，结果只看到阿Q头皮上的癞疮疤，丑化了中国人，客观上为西方殖民者征服东方提供了口实，或者说。至少有那么点“帮闲”以至“乏走狗”的嫌疑。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政治玩到这个份上，不仅鲁迅始料不及，就连发明后殖民主义的“友邦”也要很感“惊诧”的。
深刻透辟如鲁迅者，也常常会有出乎意料的事在他身上发生。譬如他写文章讨稿费，一不小心却落得个青年精神导师的名头；他愿意死后速朽，以免被成群成群的苍蝇纠缠叮吸，却决没想到非但无法安静，竟被如此反复折腾：从被强行摁上三顶“伟大的”帽子，或成为一根政治棍子，到如今强加的东方主义圈套；从被捧为神明，到被人“点穴”、“抹粪”、画“漫画像”。中国式政治之变幻无常，即使鲁迅再世，恐怕也只能目瞪口呆，自叹无法卜测捉摸。更令他难以想象的是，据有人考证。当今“愤青”的祖师爷正是鲁迅。这自然也非空穴来风。鲁迅不是说过，如果临终有人让他忏悔，对于怨敌，他的态度仍然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如此固执，如此恨恨而终，较之于“愤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愤爷”有悖“忠恕”祖训的言行举止，不正是“愤青”的渊源之所在?哪怕“愤青”们不再读书，更不读鲁迅的书，他仍难逃其咎。如今正当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要的是顺民，而非“愤青”，于是，这位“愤爷”鲁迅也就到了应该被请出教科书的时候了。但愿鲁迅从此能够安宁，中国也因此能够更加太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总是要与时俱进的。这大体不会错。跟当年的阿Q相比较，如今有的文人学者则更精进了一层，他们精于消费时代的生意经，或者说，更添了层油滑。譬如过去喜欢揣摩领导意图、预测政治动向，除此而外，如今则学会窥探隐私。捕捉商机，招徕顾客，操纵媒体，哗众取宠。总之，当今玩文化政治的人中间不乏追赶时髦、投机取巧者。在这些人手中，文化政治是被拿来像商品那样地玩的，或投机倒把，滋生利润；或耸人视听，牟取声名……文化政治云云，也正是刚刚舶来的新鲜玩意，这些人并非真心想借此抨击时事，剖析文化，改造人生。只不过是借此标新立异而已。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反对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相反地以为这个转向很有意义，只不过强调这一转向要慎重，它需要一个前提，即独立的立场和自己的脑袋。
对此，或许有人颇不以为然。“独立立场”、“自己脑袋”云云，不正是康德所谓的“自己思维”吗?不正是文化政治所要破除的“理性主体”?确实。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发生的，它反对各式‘宏大叙事’，质疑现代启蒙的思想遗产，包括主体性等等。它运用历史化、语境化的手段来揭示人的主体性并非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而是“被”现代启蒙思想建构的，以此为主体祛魅，剥夺它的永恒性，打破对它的迷信，进而动摇以理性主体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整个现代理论大厦。可是，也正是历史化、语境化手法泄露了西方那些鼓吹“后”理论的人的身份：他们自己也正是启蒙思想建构的“主体”，无法抹去身上的历史疤痕，彻底来个脱胎换骨。包括“转了向”的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其重要特点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它将种种已成常识的现代理论问题化，置于被质疑、拷问的位置。试想，一个没有独立立场和自己脑袋的人能实行这种反思吗?同样，历史化、语境化手法也可以检测阿Q后代的脑袋是否已经属于自己这一问题。
文化政治之所以在当今备受青睐。其因盖出于对权力的新认识。人们看到，权力不仅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实际上它还隐身于社会生活的每个旮旯，渗透在文化和话语活动中。在不同的民族、身份、性别、话语之间都存在权力纷争，任何人都无法 摆脱权力关系，你能不能开口说话，你说些什么话，你如何说话，都彰显并证实着你与他人的权力关系。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然而，这绝非漫无目的地主张为文学或文化开膛破肚，它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出潜藏的权力关系，其目的在于批判权力话语，特别是反抗文化霸权。当某一话语窃取了权力乃至权威而成为钦定的霸权话语，它不仅排挤、压制其他声音，扼杀弱小者的呻吟，还会潜入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无意识深处，取代他自己的心声。于是，人们忘记甚至丧失了说“自己的话”的能力，他开口言说，提笔写作，却自觉不自觉地只能说着别人的现成套话，心甘情愿跟着权力学舌。文学理论有责任去作这种剖析，挑战霸权的威慑，破除权力的遮蔽，将那些潜藏着的、扎根于语言无意识的东西揭露出来，抉摘疵谬，昭示于世，进而启发人重新萌生言说自己的欲求，学会自己发声。其根本目的正在于让人真正成为人，成为一个能够言说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堂堂正正的人。这也就决定了理论的立场：它必须以人为本位，反对霸权，反对权力，寻求平等的对话。而有些玩弄文化政治者恰恰相反，他以浮夸的姿态故作惊人之语，目的则在于抓人眼球，谋取传媒关注，为自己积攒权力资本，以求得话语主导权。正因如此，他们更要拿诸如鲁迅等大师说事，为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恣意颠覆鲁迅的形象。这并非说对鲁迅就不能说三道四。重新评价，还其真实面目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却不应不顾事实，不应脱离历史语境，更不应缺乏起码的价值立场和标准。
这些人表面上言之凿凿，说话颇有底气，原因在于背后有后现代主义思潮做支撑。那些发明启蒙思想的“老店主”们，如今不也在批判启蒙主义，质疑现代性规划，似乎要砸自家招牌了吗?那么，咱们回转身来敲打敲打“五四”先人们，不也正好赶上这股时髦的潮流!在此，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是站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说中国自己的事。我们的先人们所努力抨击的是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不惜用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仍然处在前现代与现代并存的时代，或者说也还掺杂有某种程度的后现代，现代化仍然是当今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针对这一现实，作为启蒙遗产的主要内容，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等等，而非什么国宝级的传统礼教(其实质是封建等级制)，才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启蒙主义自然有其局限性，西方的现代化是同时伴随着对外扩张、对外血腥殖民的，其弊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的今天愈益彰显，对此作再严厉的反思和批判都有其合理性。可是，当我们套用别人的话语来说自家的事，却又闭眼不看事实，那就难免悖谬乃至荒唐了。不是鲁迅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歪曲了自己的同胞，而是当代的阿Q面对后殖民主义等种种文化政治的万花筒被弄得头昏目眩，竟至于如其祖宗那般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了。
阿Q的健忘症如今已繁衍成社会的集体遗忘症了。当我们陶醉于日渐富裕的，似乎有那么点儿像消费社会的生活中，做着后现代之梦的时候，确实应该不断有清醒者来提醒，我们还实实在在脚踏在干旱板结的土地上，仍然渴盼科学、民主的雨露滋润。
任何个人都必须对照他人才可能看清自己，他人的存在是认识自我的条件。一个民族也同样，假如没有外来思想资源，没有“他者”作为镜子，恐怕至今我们还沉浸于“天朝”的美梦，终日细数着祖宗留下的遗产沾沾自喜。人的自我认识、一个民族的觉醒都必须借助一个“外位性”立场，这就需要借鉴外来思想。自然，借鉴又非简单搬用，这是一种比照和对话，是为了从自我文化中心走出来，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立场，而非古人、外国人的立场，同样也非他人的立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批判就需要有这样一种独立立场。立场失去外位性，任何文化批判都无法开展；而这个处于外位的立场一旦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那也就真的有可能人东方主义的辙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设若那些阿Q的子孙急急乎拿起放大镜翻箱倒柜，要在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文化中寻找政治，又如阿Q咬虱子那样要闹出大动静来，可就把文化折腾得鸡飞狗跳了。当文化的褶皱里被――翻检出政治来，一律加以曝光亮相，并且还经由他人的脑袋来检查?验，清除异己，那就像老屋翻新一样，更便于用单色取代杂色了。过去的社会政治似乎只跟政治家和受蒙蔽者有缘，而如今的文化政治却与人人息息相关。人只能生活在文化中。一旦文化被政治作践得不成样子，精神家园就给毁了，人将无地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