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走向时,姚文放先生作了相当准确的概括,他说:“文学理论的逻辑进程走到这里,似乎拐了一个弯,事情又倒转回去了。原先在政治诉求转向?美诉求的十字路口拱手揖别的政治,如今在?美诉求转向文化诉求的拐点上又与人们不期而遇。”并且敏锐地指出,此“政治”非彼“政治”,它已经从“社会政治”摇身一变为“文化政治”。此言极为中肯。在此,我想补充的是:此玩政治者亦非彼玩政治者也。当年,文学理论是不准谈风月,只准谈“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得不“政治化”。玩理论者则是“被政治化”的,他必须站在政治的立场,摆出标准化的政治架势,挥舞政治的棍棒,玩着不是把对手打翻在地,就是被政治打倒在地的政治把戏。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刚刚从?美之境中得到片刻喘息,就赶紧收起?美自恋的镜子,转身重新玩起政治来。与先前不同,这回可是主动出击,并非有人逼着他玩政治,确确实实是自己想要“政治化’了。或许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积习难改,一旦阶级斗争不再天天讲月月讲,就难免两手痒痒要弄起政治来,更何况如今的“政治”之上又顶了把“文化”的保护伞。这就既过了把政治的瘾,又不至于弄一身膻,甚至还斯文高雅地有那么股时髦劲儿。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回的重新政治化也不见得就那么让人庆幸,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有些玩文化政治的人。如果仔细?视不难发现,在表面不同的掩盖下,却仍然有人一以贯之地没有实质性改变,那就是缺乏主心骨和独立性。
当年,文人学者们必须沿着现成的思想路线来玩政治。用不着也不应该有自己的头脑。那是一个要立场、不准要头脑的年头,因为别人早就为你设计好现成的标准思想,只用站好队伍,紧跟着鹦鹉学舌,照搬照套就行。否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改造,斗私批修,直至改造到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趣,没有一丁点儿个人自己的“私心”,而成为统一制造的没有人味儿只有阶级味儿的模样才罢休。时隔多年之后,这种状况似乎有所改善,却也长进不大,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依旧没有长好,立场却已经丢失,只是隔三岔五地不时来那么一下“华丽的转身”,倒像只炫目的政治陀螺了。譬如昨天还在追逐西方新潮。满口洋腔洋调,像个假洋鬼子,今天则又立马换装变脸,缀上辫子,长袍马褂,磕头作揖,一副地道的国粹嘴脸之乎者也地贩卖起国学来。试想,凭这样的人去玩文化政治,谁知道会玩出个什么样来?至多也只能是搞搞阿Q式的政治。
阿Q岂止讲政治,他还闹过革命:盘起辫子,插上筷子,拧小尼姑脸蛋,打静修庵门,虽没赶上砸龙牌,却也颇具革命风采。假设阿Q革命成功,那么,土谷祠里就应当摆上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吴妈也该用轿子抬进来了。小尼姑则不妨拉来做小三。那时,阿Q确乎是要和赵太爷颠倒个个儿,而世界却依然照旧。
当今的文化政治恐怕很难逃脱这般命运。讲身体的文化政治,往往落人身体崇拜;讲后殖民理论,则又摆脱不了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瓜葛。看看那些打着后殖民理论的“样式”旗号来捍卫“民族传统”、捍卫“国粹”的做派,总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
鲁迅当年所批判的阿Q精神如今依旧,可鲁迅却没比阿Q幸运,据说,他是中了西方传教士的“套”,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窥测自己的同胞,结果只看到阿Q头皮上的癞疮疤,丑化了中国人,客观上为西方殖民者征服东方提供了口实,或者说。至少有那么点“帮闲”以至“乏走狗”的嫌疑。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政治玩到这个份上,不仅鲁迅始料不及,就连发明后殖民主义的“友邦”也要很感“惊诧”的。
深刻透辟如鲁迅者,也常常会有出乎意料的事在他身上发生。譬如他写文章讨稿费,一不小心却落得个青年精神导师的名头;他愿意死后速朽,以免被成群成群的苍蝇纠缠叮吸,却决没想到非但无法安静,竟被如此反复折腾:从被强行摁上三顶“伟大的”帽子,或成为一根政治棍子,到如今强加的东方主义圈套;从被捧为神明,到被人“点穴”、“抹粪”、画“漫画像”。中国式政治之变幻无常,即使鲁迅再世,恐怕也只能目瞪口呆,自叹无法卜测捉摸。更令他难以想象的是,据有人考证。当今“愤青”的祖师爷正是鲁迅。这自然也非空穴来风。鲁迅不是说过,如果临终有人让他忏悔,对于怨敌,他的态度仍然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如此固执,如此恨恨而终,较之于“愤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愤爷”有悖“忠恕”祖训的言行举止,不正是“愤青”的渊源之所在?哪怕“愤青”们不再读书,更不读鲁迅的书,他仍难逃其咎。如今正当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要的是顺民,而非“愤青”,于是,这位“愤爷”鲁迅也就到了应该被请出教科书的时候了。但愿鲁迅从此能够安宁,中国也因此能够更加太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总是要与时俱进的。这大体不会错。跟当年的阿Q相比较,如今有的文人学者则更精进了一层,他们精于消费时代的生意经,或者说,更添了层油滑。譬如过去喜欢揣摩领导意图、预测政治动向,除此而外,如今则学会窥探隐私。捕捉商机,招徕顾客,操纵媒体,哗众取宠。总之,当今玩文化政治的人中间不乏追赶时髦、投机取巧者。在这些人手中,文化政治是被拿来像商品那样地玩的,或投机倒把,滋生利润;或耸人视听,牟取声名……文化政治云云,也正是刚刚舶来的新鲜玩意,这些人并非真心想借此抨击时事,剖析文化,改造人生。只不过是借此标新立异而已。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反对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相反地以为这个转向很有意义,只不过强调这一转向要慎重,它需要一个前提,即独立的立场和自己的脑袋。
对此,或许有人颇不以为然。“独立立场”、“自己脑袋”云云,不正是康德所谓的“自己思维”吗?不正是文化政治所要破除的“理性主体”?确实。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发生的,它反对各式‘宏大叙事’,质疑现代启蒙的思想遗产,包括主体性等等。它运用历史化、语境化的手段来揭示人的主体性并非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而是“被”现代启蒙思想建构的,以此为主体祛魅,剥夺它的永恒性,打破对它的迷信,进而动摇以理性主体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整个现代理论大厦。可是,也正是历史化、语境化手法泄露了西方那些鼓吹“后”理论的人的身份:他们自己也正是启蒙思想建构的“主体”,无法抹去身上的历史疤痕,彻底来个脱胎换骨。包括“转了向”的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其重要特点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它将种种已成常识的现代理论问题化,置于被质疑、拷问的位置。试想,一个没有独立立场和自己脑袋的人能实行这种反思吗?同样,历史化、语境化手法也可以检测阿Q后代的脑袋是否已经属于自己这一问题。
文化政治之所以在当今备受青睐。其因盖出于对权力的新认识。人们看到,权力不仅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实际上它还隐身于社会生活的每个旮旯,渗透在文化和话语活动中。在不同的民族、身份、性别、话语之间都存在权力纷争,任何人都无法 摆脱权力关系,你能不能开口说话,你说些什么话,你如何说话,都彰显并证实着你与他人的权力关系。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然而,这绝非漫无目的地主张为文学或文化开膛破肚,它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出潜藏的权力关系,其目的在于批判权力话语,特别是反抗文化霸权。当某一话语窃取了权力乃至权威而成为钦定的霸权话语,它不仅排挤、压制其他声音,扼杀弱小者的呻吟,还会潜入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无意识深处,取代他自己的心声。于是,人们忘记甚至丧失了说“自己的话”的能力,他开口言说,提笔写作,却自觉不自觉地只能说着别人的现成套话,心甘情愿跟着权力学舌。文学理论有责任去作这种剖析,挑战霸权的威慑,破除权力的遮蔽,将那些潜藏着的、扎根于语言无意识的东西揭露出来,抉摘疵谬,昭示于世,进而启发人重新萌生言说自己的欲求,学会自己发声。其根本目的正在于让人真正成为人,成为一个能够言说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堂堂正正的人。这也就决定了理论的立场:它必须以人为本位,反对霸权,反对权力,寻求平等的对话。而有些玩弄文化政治者恰恰相反,他以浮夸的姿态故作惊人之语,目的则在于抓人眼球,谋取传媒关注,为自己积攒权力资本,以求得话语主导权。正因如此,他们更要拿诸如鲁迅等大师说事,为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恣意颠覆鲁迅的形象。这并非说对鲁迅就不能说三道四。重新评价,还其真实面目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却不应不顾事实,不应脱离历史语境,更不应缺乏起码的价值立场和标准。
这些人表面上言之凿凿,说话颇有底气,原因在于背后有后现代主义思潮做支撑。那些发明启蒙思想的“老店主”们,如今不也在批判启蒙主义,质疑现代性规划,似乎要砸自家招牌了吗?那么,咱们回转身来敲打敲打“五四”先人们,不也正好赶上这股时髦的潮流!在此,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是站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说中国自己的事。我们的先人们所努力抨击的是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不惜用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仍然处在前现代与现代并存的时代,或者说也还掺杂有某种程度的后现代,现代化仍然是当今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针对这一现实,作为启蒙遗产的主要内容,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等等,而非什么国宝级的传统礼教(其实质是封建等级制),才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启蒙主义自然有其局限性,西方的现代化是同时伴随着对外扩张、对外血腥殖民的,其弊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的今天愈益彰显,对此作再严厉的反思和批判都有其合理性。可是,当我们套用别人的话语来说自家的事,却又闭眼不看事实,那就难免悖谬乃至荒唐了。不是鲁迅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歪曲了自己的同胞,而是当代的阿Q面对后殖民主义等种种文化政治的万花筒被弄得头昏目眩,竟至于如其祖宗那般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了。
阿Q的健忘症如今已繁衍成社会的集体遗忘症了。当我们陶醉于日渐富裕的,似乎有那么点儿像消费社会的生活中,做着后现代之梦的时候,确实应该不断有清醒者来提醒,我们还实实在在脚踏在干旱板结的土地上,仍然渴盼科学、民主的雨露滋润。
任何个人都必须对照他人才可能看清自己,他人的存在是认识自我的条件。一个民族也同样,假如没有外来思想资源,没有“他者”作为镜子,恐怕至今我们还沉浸于“天朝”的美梦,终日细数着祖宗留下的遗产沾沾自喜。人的自我认识、一个民族的觉醒都必须借助一个“外位性”立场,这就需要借鉴外来思想。自然,借鉴又非简单搬用,这是一种比照和对话,是为了从自我文化中心走出来,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立场,而非古人、外国人的立场,同样也非他人的立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批判就需要有这样一种独立立场。立场失去外位性,任何文化批判都无法开展;而这个处于外位的立场一旦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那也就真的有可能人东方主义的辙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设若那些阿Q的子孙急急乎拿起放大镜翻箱倒柜,要在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文化中寻找政治,又如阿Q咬虱子那样要闹出大动静来,可就把文化折腾得鸡飞狗跳了。当文化的褶皱里被――翻检出政治来,一律加以曝光亮相,并且还经由他人的脑袋来检查?验,清除异己,那就像老屋翻新一样,更便于用单色取代杂色了。过去的社会政治似乎只跟政治家和受蒙蔽者有缘,而如今的文化政治却与人人息息相关。人只能生活在文化中。一旦文化被政治作践得不成样子,精神家园就给毁了,人将无地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