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黛玉其实并非因病而死，而系投水自尽。警幻仙子歌云：“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且款待宝玉“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群芳髓（碎）”。“沁芳亭”是大观园景致的主线，“泻玉”、“沁芳”正是暗示了众位女儿的悲惨归宿。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沁芳”二字的文化涵蕴，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说《红楼梦》的主题是用如此一种高雅优美的中华语文独特的手法来表现的，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一位学者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皆可用一个字来评，《三国演义》――“忠”；《水浒传》――“义”；《西游记》――“诚”；《红楼梦》――“情”。我觉得这四部书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即人才问题。《三国》讲的是帝王将相那一等级的文武人才；《水浒》讲的是强盗人才、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而《红楼》正是为一批受压抑、歪曲、奴役而又才气横溢的女儿鸣不平。正如曹子（即曹雪芹）借秦可卿托梦给凤姐道：“婶子，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以前只有“红粉佳人”，且是衬托绿林好汉，而曹子前无古人地创造了“脂粉英雄”一语。
施公（即施耐庵）对曹子的影响极大，曹子甚佩其敢写世人之不敢写，亦欲发前人之所未发，为闺阁掬一捧辛酸泪。《水浒》好汉108位，《红楼梦》出场女子共108人，《水浒》给了曹雪芹巨大的灵智启发。“108”是“12”与“9”的乘积。12乃阴数之最大，9则为阳数之最大。两个都是代表多，两个再乘是108，就是多而又多，最多的代表。所以在佛教里也讲这个108，他们的念珠、庙里敲的钟都是108，这个108不是实数。既然《水浒》写了108位英雄好汉，如此良才被迫害，而曹雪芹不写强盗，不写绿林，所以才改写以“女儿”为书的主题。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太深切了。这部伟大的“子部”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那它就应该走向世界。《红楼梦》要走向世界，就存在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但译《红楼梦》是太困难了――这又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极大特点特色。仅“红楼梦”这一题目的译文，我就极不满意。比如，“红楼”一词乃唐诗人用的美好语义，专指富家妇女的金闺绣户，而西方无此文化对应，译出后只能成为“红颜色的多层建筑”！汉语的“红楼”极有内涵。韦庄诗云：“长安春色本无主（音“举”），古来尽数红楼女。”给人以无限遐想。但是英语却把“红楼”译为“两层的红色小楼”，将“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Chamber”，美感顿失，意境皆无。同理，“沁芳”那么优美高雅又暗寓沉痛的文采，译出后只成了“被水浸泡的花瓣”！这样，一切意义、趣味、境界，全部消失――却只剩下一个滑稽感的（外国人莫名其妙的）怪话！如何解决这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弘扬宣传？看来还待中西双方努力，而非口号空谈所能济事。
（刘铭章摘自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周汝昌谈〈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