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刚从广西剿匪前线返回武汉的陶铸，被毛泽东直接派往广东。他的任务是主持广东土改工作，具体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解放军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在主政中南期间，陶铸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通过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还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市高等学校青年干部学习班上，陶铸给思想政治工作下了这样的定义：“把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陶铸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真正成为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形象地揭示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一方面是思想建设。这两方面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缺少一个方面，就不能前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指出：“要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是我们的报纸要充分地反映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能够揭露我们的官僚主义，‘广开言路’，从而帮助领导解决群众提出来的合理要求。”
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和知识分子问题上，陶铸反对采取“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做法要稳妥，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他认为党内和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矛盾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解决，而应该拿马列主义去教育他们、提高他们。“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对青年不是热情的关心，而是采取冷淡与漠视的态度；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这种现象，同这种现象作斗争。”
他坚持．实事求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展开建设性批评。在陶铸看来，宣传的党性原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统一的，“建设性的批评则则是一张报纸不可缺少的，这些批评，只要在立场、观点上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满腔热情的，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对被批评的单位是采取共命运、同呼吸的态度的，对它的缺点和错误能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指出改正办法的，那就决不是什么泼冷水，决不会起消极作用，到什么时候来看也不会被认为是右倾”。
在客观反映舆情，传播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陶铸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一是抓好对典型事物的宣传。“最有价值的报道乃是群众的创造和群众运动中的典型事物。群众的创造才能是丰富的，从这里经常能出现伟大的事物。”二是抓好对新生事物的宣传，新生事物代表事物前进的方向，又是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成果。应重视宣传新生事物，加以发扬光大，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散播到群众中去。漠视或忽视正面宣传，就是党性不强。
加强与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而不是脱离群众，是党处于执政地位条件下一项全新的课题。陶铸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我们要用政权的力量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创造更好的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陶铸强调要不拘形式地运用电影、广播、报纸、墙报、剧团、文化站、读报组、群众通讯员和宣传员等工具，把党的政策、思想深入贯彻到基层群众中去，“要仔细地观察、体验和分析。要仔细到什么程度呢?要仔细到像跟你的爱人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她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笑，一颦，都会引起你的注意并研究她为什么”。
文艺宣传素有宣传战线“轻骑兵”之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独特的作用。陶铸在中南区工作期间，曾对戏剧创作作过具体指示，认为旧戏应保留地方特色，不能一刀切。但是，对于旧戏中的靡靡之音、低级趣味等，则应坚决摈弃。对于旧戏中的水袖、兰花指等传统表演程式，在表现现代人物时，也要考虑有所革新。陶铸的文艺观点与周恩来1961年在北京会议上提出的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的要求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针对文艺宣传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才子佳人戏问题”、“中间人物”及“毒草”问题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淆乱视听的认识。
抓好农业生产
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和农村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尤其显得迫切和关键。陶铸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不仅了解农民的贫困，更明白解决农村问题的紧要性。因此，他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将大部分时间放在了解决农村问题、为农民挣饭吃的事业上。在这些日子里，陶铸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吉普车上和农村调研中度过的。他几乎跑遍了广东所有的县市。后来，陶铸在回答毛泽东“你去过广东多少个县”的提问时说：“105。”当时广东有108个市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变，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陶铸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对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针对当时许多干部在思想上还停留在“土改思想”而没有建立“生产思想”的情况，他提出：“土改结束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全力转向生产，以便从发展生产中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同时，针对土改后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还建议要把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全省应该开展一个宣传运动，宣传土改的胜利，宣传保护农村新的生产关系，以解除农民的思想顾虑，树立劳动致富的观念。”当时主持中央农业工作的邓子恢，也对此表示赞同。
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农村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急速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势之下，广东和全国一样都出现了三年困难。陶铸对此忧心忡忡，在广东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说：“本来只应该前进一步的，我们前进了十步，结果超越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不适应目前生产力的状况，破坏了生产力，这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受到的惩罚。”
在党的八大上，陶铸曾就农业问题直言：应当把农业作为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这不论从广东人民的目前利益还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即对国家工业建设更大的支援着眼，都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陶铸在农村工作中提倡因地制宜、一切经过试验的工作方法。1959年5月，他在汕头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农 业上来讲，强调一切经过试验，就能贯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要求，譬如深翻等先进措施，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但具体到哪一种土壤应该深翻到什么程度，只能有一个大致的要求，不可能定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要取得丰收，既要采取这些先进措施，又要谨慎从事，因此，就要强调经过试验，成功了再加以推广。”
1961年到1962年，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大跃进”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调整，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这一时期，陶铸为中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日夜操劳。
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陶铸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62年，他总结推广了清远县洲心公社试行大田作物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经验。他还到广西龙胜调查，提出农业生产要实行责任制，可以联系产量，超产奖励，各种作物及分散经济作物，边远小块土地可以责任到人，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想法。
在此基础上，陶铸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提出了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构想。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
为了做到科学指导广东省农业生产，陶铸注重调查研究，每年抽出大量时间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
“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有段时间，陶铸也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
然而，报上来的粮食产量虽然很高，但收上来的粮食却不多。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陶铸亲自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在经过与农民实际接触后，工作组发现农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陶铸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
1959年三四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前一时期的反“瞒产”工作。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指出，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必须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并转发全国，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陶铸的秘书宋群回忆说：“陶铸在‘大跃进’中的思想矛盾和困惑是：既不甘后人，坚决执行来自中央的诸多指示，又每每在农村实际调查中遇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最后，拿出了有关停止‘反瞒产，斗争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也许很简单，实事求是嘛!可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要有点勇气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报告没有给他带来严重后果。那时候，毛泽东也已经感到农村粮食不够的问题了。”
陶铸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农村经济开始繁荣。
关心知识分子
出身于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的陶铸，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知识分子也非常尊重。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陶铸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把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要依靠知汉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正确定位，为此，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1955年召开的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陶铸指出：“知识分子决心跟共产觉走，对这一事实还有什么怀疑的呢?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认识到广大知识分子中起了这种变化，充分看到他们是要求革命，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陶寿认为必须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同时坚持给出路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今后的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只能采取交心、恳谈、切磋的办法，不要搞运动。思想斗争是长期有的。但人民内部的斗争要用批评的办法解决，采取互相探讨的态度。”
从“反右”开始，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等大帽子。让他们觉得挺不直腰、抬不起头，心怀畏惧，情绪低落。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和知识分子问题上，陶铸反对“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几年来受过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参加会议返回广州后，陶铸立即雷厉风行地给在运动中错斗、错批的知识分子，“脱帽”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座谈会，这是一次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霖”的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对同党外同志合作要有个基本认识。解放12年来不是风平浪静，是经风经雨的，经过很好考验的。在12年中，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力量。虽然有缺点、错误，但责任在于我们。”这段讲话荡气回肠，铿锵有力。他那句“责任在于我们”的话，使不少人当场流下眼泪。尽管陶铸当时讲话的政治影响仅限于中南地区，但这在当时还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铸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认识并没有因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日益发生偏差而改变。1961年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帽子满天飞不行。”
陶铸的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讲话也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的肯定和赞赏，几个月后，他们在广州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冕”。 “脱帽加冕”遂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1957年，“反右”扩大化，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陶铸只能尽其所能，保护那些他称之为“国宝”的知识分子。1958年，文字学家、书画家、中山大学教授容庚下放到东莞农村劳动。陶铸去东莞检查工作时，特意去看望容庚，这使容庚异常感动。一个受群众批判的人，省委负责人亲临探望被称为“野马”、“鬼锁”的容庚，使得容庚的恶劣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陈寅恪因双目失明，居于家中讲学著述，虽遭极“左”势力批判，但没被划为“右派”，可他被伤害的心已无法平复。1962年7月，他在洗漱时突然滑倒，右腿胫骨折断，这对72岁的老人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从此，他只能长期卧床。广东省委特批3个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顾老人的生活。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陶铸很清楚陈寅恪的地位与价值。1956年，他亲自提议，将原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委会委员的陈寅恪，提为筹委会副主任，当时的筹委会主任是陶铸。他认为陈寅恪是“岭南学界最具代表性的精英”。在全国人民都饿肚皮的1961年，由于陶铸的直接关照，中山大学对陈寅恪的生活给予重点照顾，“鸡鱼等肴馔甚丰”。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奇缺。陶铸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单，要求中共广州市委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考虑到一些知识分子年老多病，陶铸还批示从中再选出一二百人，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等方面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1958年，陶铸亲自主持了暨南大学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不仅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在陶铸身体力行的关心和帮助下，广东知识分子生活、工作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而且由于陶铸的力挺，“文革”前后，广东先后有8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省长，10位担任省政府正副局长，广州市也先后安排了28位党外人士担任副局长。
1951至1966年，陶铸在广东主政的15载，亲历亲为，实事求是，用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松树高洁的风格。15年，本如白驹过隙，而陶铸15年的艰苦工作，却在历史激流中给南粤人民留下永久的记忆：造电白防护林、修雷州半岛青年运河、海陵大堤、深圳水库，绿化白云山、建中国第一座立交桥、华南植物园……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创办《羊城晚报》、重建暨南大学、创建中南林学院、首创广交会难以想像一个人在15年的时间里，居然做了那么多造福人民的事情。陶铸为广东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也曾犯过一些“左”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一方面是在全局性“左”的大环境下，陶铸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再加上陶铸历来组织纪律观念、原则性强，对党无限忠诚，对一些即使明知有错误的指示，他也坚决执行。另一方面也跟陶铸本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