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1938年出生于福建云霄，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调中国作协，先后在创作研究室、鲁迅文学院工作。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协特别顾问，石家庄学院、红河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著有《九十年代文坛扫描》《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等文学评论集和《笔墨春秋》《边走边吃》等散文随笔集，主编《文体学从书》《名家侧影》等大型书系。
2004年10月24日，是个星期天，天幕低垂，雨雪霏霏，一早就接到老同学李振杰的电话，说鲍正鹄先生一早就在北京广安门医院辞世。我听后心里一紧，赶快打车到西三环昌运宫的鲍先生寓所，只见平日接待我们的那间书房兼客厅里已布置起一个庄严简朴的灵堂：淡淡的黄菊簇拥着先生的遗像。我含泪向先生鞠躬告别，并安慰守灵的师母杨搴以及鲍先生的小儿子小满。因翌日要赶到武汉参加首届郭沫若散文奖的颁奖活动，故不能到广安门医院向老师的遗体告别了。我向杨师母告知事由及致歉意后便匆匆离开。
1956年秋日，我跨进复旦大学的校门，鲍正鹄先生正好“三喜”临门：入党、晋升为副教授、出国应聘到埃及开罗大学讲学一年。于是我们入学的时候，他已跨出国门，赶赴战云密布的埃及，而未能谋面。但是，作为爱打听中文系家底的新生，我们对鲍先生的一切还是略有所闻。
鲍正鹄，祖籍浙江鄞县，出生于湖北汉阳，早年曾在无锡国专、中央剧专、成都金陵大学读书，后转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1941年在复旦毕业后留校，算是复旦自己培养出来的学者。
我们见到鲍正鹄先生时，已是1959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了，我们已上了三年级。这时，鲍先生刚从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讲学回来。原来，他1957年夏结束在埃及开罗大学讲学后，旋即应聘转赴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讲学两年。他回国后立即给我们1956级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鲁迅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两门课。
果然名不虚传。鲍先生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思路活跃，眼界开阔，富于启发性。由于他上过无锡国专，打下很坚实的国学基础，加上出国讲学三年刚刚归来，视野开阔，于是博古通今，讲课时常常有新鲜的见解。但他基本上是述而不作的，一些新鲜的见解只是在课堂上讲一讲，并不写成论文和专著。据说一位听他的《鲁迅研究》专题课的学生把他在课堂上讲的观点发挥写成论文，发在国内一家有名的杂志上；那位学生拿着发表他论文的杂志去见鲍先生，告诉他该论文就是根据他在《鲁迅研究》课上讲的某一观点写成的，他听后一笑置之。这样富于启发性而又生动有趣的课当然很受我们的欢迎。尤其是他讲课时的风度也很吸引人，他在深秋时节，常披一件薄呢子大衣，带着两副眼镜（大概一副是近视镜，一副是老花镜），一上一下地换着戴，基本上是不写板书，全靠着他那流畅而又有魅力的语言传达他一个又一个独到新鲜的学术见解。这种既很有“派”又很有内容的课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仍然历历在目。
最吸引人的还是他在我们四年级时开设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我们早就得知，鲍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及近代文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鸦片战争》一书，这是他少有的一部专著。后来他曾告诉我，研究近代文学，既需要坚实的古代文学的基础，又需要一种现代的眼光，由于鲍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备研究近代文学的良好条件，因此讲起课来，内容更丰富，更富有启发性。更重要的是他这门课开设得很特别，不是一般的老师讲、学生学的单纯的注入式的授课，而是师生一起动手进行研究，是互动式的、研究式的。他的做法是：先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个简括的阐述，作为课的导言，然后把《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写作提纲印发给我们听课的学生，把有关资料介绍一下，或指导大家分头去查找。然后一边讲授一边讨论，最后分工写作。初稿写成后由他统稿，交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可以说是我国有关近代文学史的第一部专著。这部书就是在鲍先生指导下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本书的样书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柜里。选修了这门课，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从事科学研究著书立传的基本方法。同时，也使我们同鲍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到了我临毕业时，正鹄师已升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那时，我为复旦话剧团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剧《三代毕业生》。第一代毕业生是以当时复旦大学的副校长陈传纲为原型的。记得剧本初稿写成后，曾朗诵给陈副校长听，正鹄师也在场，他听了后提了不少修改意见。于是同他有了更多地接触。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后不久，鲍正鹄先生也奉命调至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任副主任，举家北迁，同住北京。开始由于我在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比较自卑，未曾到鲍先生家拜访。“文革”以后，尤其是鲍先生从干校回京，于1972年调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之后，又有了较密切的往来。我和一些复旦的老同学经常应邀到鲍先生新搬的鼓楼西大街113号新居聚会、聊天、喝酒、吃饭。鼓楼西大街113号，原是皮肤研究所，后来划归北图所有，改为北图职工干部宿舍。鲍先生住在这座旧楼偏楼的二楼上，共四间房子，朝北的是厨房与卫生间。房子相当破旧，到了冬天，要生四个煤球炉子取暖，朝北的厨房、卫生间简直成了冷库。这样的条件，鲍先生一家却住得其乐融融；因为有了相对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总要照顾一下老学生。我当时一人在京，老婆孩子均在福建，工作也不尽如人意，不能发挥所学之长。这时鲍先生就帮助我策划调家属进京之事，并为我的工作调动出谋划策。那时候，一到鲍先生的家，除了闲聊外，就是商量这两方面的事。在生活方面，师母考虑到我单身在京，经常叫我到她家里吃饭。师母杨搴系金陵刻经处的著名居士杨仁山的曾孙女，名门闺秀，既工于绘画又善烹饪。有一次在她家过年，吃到她烹制的葱烧海参和用鸡汤煮的白切羊肉等拿手菜肴，现在想起来还唇齿留香。鲍先生主政北图，也在借阅上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七十年代初期，我利用空闲时间研究柳宗元的诗文，他写了条子让我到北图的柏林寺善本库查阅有关资料，那时的鲍先生给我的帮助很多很多。几年间，由于经常出入鲍先生的家，他们把我看成他们家的一个成员，有时鲍先生出国回来，他带回的礼物中还有我的一份。八十年代初，鲍先生和杨师母一同赴法国巴黎，鲍先生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一年，回国时还给我带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着实让我感动不已。
鲍先生对复旦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从复旦走出来的老学生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虽调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却还借住在回民中学宿舍里。有一年夏天，复旦的老同学在我那里聚会，我把鲍先生也请来了；到朝鲜平壤校对《金日成文集》中文版路过北京的胡裕树先生也同鲍先生一道来了。我们一起在外面饭馆里聚餐后，回到我住的宿舍前的操场上聊天。鲍先生为我们讲了复旦的校史，讲到动情时，还唱起了当年由诗人刘大白先生作词的复旦校歌：
复旦复旦旦复旦，
巍巍学府文章焕。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
前程远，
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鲍先生动情地唱着几十年前的复旦老校歌，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复旦同窗。记得那天晚上聊得极晚，尽情而散。
1987年年初，我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鲁迅文学院任教，主持全院教学工作。在工作上也得到鲍正鹄先生极大的支持。他不仅先后两次到鲁迅文学院为学生授课，讲授《关于文学史研究》与《近代文学评述》等专题，还亲自写信让我到北京大学请到吴组湘、王瑶等先生来鲁迅文学院授课。平时还经常过问我的教学组织工作，把他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
这一切都使我受益匪浅，也感动万分。
“冷眼热肠”是我复旦老同学林东海写鲍先生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是对鲍先生为人的概括。“紫竹逍遥”说的是鲍先生晚年住在北京西三环昌运宫中国社科院的一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这里紧靠紫竹院公园。陋室虽小，可公园很大，居陋室、逛公园，尚属逍遥也。听杨师母说，当年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来访，因为家里太窄小，只好约在紫竹公园里见面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学生来说，昌运宫社科院宿舍鲍先生的家，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既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也是我们什么时候想起都会觉得温馨和圣洁的地方。
鲍先生离休后，与师母蛰居在昌运宫的那套朴素的充满书香的“陋室”里，看书、读报，接待学生、友人来访，纵论天下大事；天气好时，到紫竹公园走走，过得倒还蛮惬意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还在复旦兼任研究生导师，带过一些研究生，每年要到上海住上一段时间。后来不知为什么，辞了在复旦的兼职，不去上海了。他曾从中国社科院要到一笔经费，准备修订《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张罗了几年，终因所托非人，计划也搁了浅。从此，就很少出门。我因几度到湘西的张家界游览过，好几次在师母面前描绘张家界雄奇瑰丽的山川景色，把师母说动了心，准备去张家界写生。我也为他们的出行规划好了，第一站先到武汉，鲍先生在武汉大学讲学，武大古籍所的宗福邦教授已做了周到的安排；讲完学还可以到汉阳的归元寺看看，因为鲍先生就出生在归元寺附近。第二站到长沙，鲍先生在湖南师大讲学，湖南师大的凌宇教授也已做了周到的安排。第三站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由吉首大学接待，鲍先生在吉首大学讲学，然后偕同师母到张家界游览写生。计划落实后，1988年春天，我乘鲁迅文学院与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及中国社科出版社在武汉举办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之机，做了打前站的工作。会后我在武汉恭候鲍先生与师母的到来，结果是鲍先生因健康的原因不能成行。事后，我和先生、师母均引以为憾事。不过几年之后，经几位老同学的安排，鲍先生与师母到我家乡巡回讲学，先后到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在福建师大、泉州师院、厦门大学、漳州师院等高校讲近代文学与古籍整理，反响颇强烈。返京后，我到鲍先生家探访，两位老人讲起福建之行，还是津津乐道。
鲍先生晚年悄悄地做了件大事，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即替复旦大学已故老教授王欣夫（大隆）先生整理出版其遗著《娥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王欣夫先生是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专家，苏州人，曾是苏州有名的书商，解放前夕弃商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家中藏有一批善本图书，而且具有丰富的辨别鉴定古籍版本的经验，据说当年郭沫若先生碰到版本目录方面的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可是，这样一位操着苏白口音的版本学专家，五十年代初期却排他上中国文学史的课，于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总是倒腾不清楚。在鲍先生的提议下，从1956年开始，为我们56级的学生开设《文献学与工具书使用法》这一特色课。王欣夫先生讲起这门课来，如鱼得水，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不仅为我们编写了讲义，还为我们举办过善本书展。王欣夫先生编写的讲义《文献学》我一直带在身边，到了七十年代鲍先生调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后，才被他征用翻印作为北图职工的教材。由此小事看来，鲍正鹄先生与王欣夫先生的私交还是不错的。于是，他晚年不写自己的书，却用宝贵的时间为王欣夫先生整理校勘遗著。据我所知，此部大书的整理、标点、校勘共用了五六年时间，其中还有原王欣夫先生的助手徐鹏先生的协助。到这部大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以繁体字排印，装帧精美，共一百七十万字，正文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页之多，三四斤重。一位抱定终身述而不作的学者，却为整理他人的遗著耗费了多年宝贵的时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每想及此事，我就对鲍先生肃然起敬。
进入新世纪以来，鲍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病时常发作，每天都要吸氧，更是少出门了。即使这样，我们这些老学生每次去拜访他，他都十分高兴，抖擞起精神同我们山南海北地聊起来，从复旦的旧闻与新事，从天下大事到政界、学界新闻逸事，从治学到家事，无所不聊。弄到我每次准备去拜访他之前都要先打电话通报，以便他先吸足了氧气，到达后可以痛快地聊一番。先生虽然关在斗室里，足不出户，却十分了解外面世界的消息，尤其是复旦的新闻，我大都是在他那里得知的。他也变得更加冷峻起来，常说起当年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干的不光彩的事，有时批评起他在社科院工作时的院长胡乔木与胡绳时一点也不留情面，而对于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就更加不留情面地加以抨击了。所谓“冷眼向洋看世界”，只是先生的一个方面；而另一面，却对学生、朋友的事十分热心肠。就拿我来说吧，连我帮张光年编辑文集和在广东一个小报上发表文章的事，他都关心到了。这种冷眼与热肠的表现，是鲍先生晚年的一种鲜明的性格，也使我们对他更加敬畏。
2004年的中秋节，我去先生府上贺节，他照例吸足了氧，聊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告诉我刚过了米寿的生日。没想到，刚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十月下旬那个阴冷的星期天，他竟悄然离开人世，离开我们！这怎能不让我辈痛苦不已呢！
六年来，每到春节，我照例到先生家给师母贺节拜年，每一次踏进那间充满书香的简朴的书房，就让我再次回忆起先生的风范与教诲，就要激励自己多做点事，以不负先生的厚爱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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