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一篇题为《面对极限――集中营的道德生活》的文章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曾亲身经历的一幕。在劳改营，一个囚犯非常认真地用自己的手艺砌好了一面墙。而据另一个名叫列维的人讲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见过一个品德极好、曾救过他的泥瓦匠为盖世太保修建防护墙以避空袭。这位泥瓦匠勤恳认真，工作出色。他的理由是“以做好命令他的工作来维护个人的尊严”。集中营里的女人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干活，她们说：“我们织出一流的手套，并引为自豪。”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就要被送进焚尸炉的人们这样做不是听从纳粹的命令，而是为了职业的尊严。
同样，他还举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个卫兵对集中营司令鲁道夫?霍斯的描述，说他如何“着迷于他的工作”，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对他忽视了家庭和她的情感抱怨连天。这位集中营的卫兵忘了提到鲁道夫的工作是一桩大规模的集体谋杀。
茨维坦?托多罗夫指出，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
自然，这是人们在极端情形下遭遇到的个人尊严和道德的问题。到了今天，为了自我尊严的完善，在追求专业和手艺完美性的名义下，把对整个人类、对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隔离开来，是不是意味着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从我们当下的各种刊物里，我读到过不少技术精良、几乎无懈可击的诗歌作品。在文本中，隐喻、反讽、通感……等等，做得完美无缺，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比比皆是。我不能不说，在修辞的意义上，在丰富汉语文字和表达形式的意义上，这些诗歌的的确确做出了贡献。但是，假如我在其中看不到对人的关心，看不到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和表达，我不会认为这是一首好的作品。我无法赞同单纯的技术主义的做法，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色，“热衷于技术特权能使我们对人类情感变得迟钝(布鲁姆?贝多汉姆语)”。尤其，诗歌创作是一项探索人与世界、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语言艺术活动，技术主义至上从根本上违背了诗歌并不完全内在于个人、而是最终要超越个人立场的原则。
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诗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追求单纯的技术主义从某一角度说，恰恰是一切扼杀人性、忽视人类情感、对人类生存处境冷酷漠视的极权统治和时代现实客观上的帮凶。
那么，诗歌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其艺术性为代价，简单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一定要背负起“文以载道”的信条?是不是只有通过诗歌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非艺术化的抨击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使命?
我生活于一个商业文化生产的时代，一套语言以极大的力量开始进入政治修辞的领域。在此种情形下，诗人何为?
诗歌不是小说，不是杂文，更不是标语口号。倘若抛弃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这一原则，简单地介入社会生活，那么它就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而不是诗歌，因为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丧失了诗歌所特有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方式。诗歌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把诗歌变成一种政治行为最终就会成为它的对立面，成为它自己所反对的敌人。“文革”期间的大量的“颂歌”式诗歌，以及家喻户晓的“小靳庄诗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我手头的杂志上恰好有了于坚的一首短诗：
一少年从飞机的起落架坠地而亡
没有回到北中国家乡
新闻没有提及那个天空
没有提及那些同时在这个春天的早晨
向北方飞去的大雁
诗中所讲到孩子坠机的事件，当时全国的各种媒体都有报道，也被众多人关注。于坚这首的前半部分复述了报道内容，使这首诗成为诗的并不是这两行句子，而是后面写到的飞回家乡的大雁。诗歌在返回北方的大雁和想回故乡的孩子之间建立了的联系，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就是诗歌本质的呈现。这个例子使我想起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像这种获得了宇宙感的诗句，无疑使我毫不犹豫地相信杜甫当然能够写出“三吏三别”的悲愤篇章。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表述过如下观点：获得宇宙感，意味着诗人须要有极度的敏感，拥有能够把个人的存在与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宇宙感的获得对于诗人，对于欲知晓人在世界的位置、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直至探求有关认识自我、生与死等问题的一切思想者，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获得宇宙感的诗人具有通过语言使这一切――内心和外部世界，眼前的存在与过去未来、生与死――变得透明，他的言说即是对无限世界的敞开，容纳他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任何事物的边界和精神的地平线。
对某些年轻诗人和某些批评家所认为的“诗人只写花花草草”、不关心现实的说法，我亦无法认同。这涉及到对诗歌文本所蕴含的宇宙背景的判断力。固然会有一些无病呻吟的花草之作，但是我以为，好的诗歌即便是写一滴水，也必将与海洋天空有关系，也会与人的情感人性有关系。写好一滴水，未必不是对现实的发言。诸如在说到对各种野蛮现实的反抗问题上，就我所想到和感受到的――花儿要开放，树木要发芽，风要不停吹拂，大地要隆起成为群山……这其中的殊死搏斗惟有拥有宇宙感的心灵才能体察。这是基础意义上真正的反抗，是自然万物通过作用于诗人心灵呈现出的对生命自由的呐喊，是对一切压迫统治的反抗姿态。由此，我个人以为，惟有获得宇宙感的诗人，才能拥有对现实更有力的发言和表达，因为人的生命终究是自然或宇宙本身的一分子，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和万物一样来自于同一个源泉，即是“一种宇宙性的元素，它们由个人生命承担但又超越于个人”，而其他的事物中的人性将借助人的想象力投射到诗人的语言中来。
诗歌创作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凡是优秀的诗歌，都是将形式与内容、修辞技艺与经验感受很好地融为一体的作品。强调简单的介入和张扬纯技术主义都是对诗歌的伤害，也是对诗人天职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