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车流浪狗被拦下来，几百个人上去抢救。流浪猫狗都在维权，但我们至今不能给战俘一个公正的看法，这是一种不协调的发展。”说这段话时，军旅作家黄国荣的情绪有些激动。
2011年岁末，他的新作《碑》出版发行，据他讲，这是第一部聚焦战俘命运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三十年前，志愿军战俘的故事已经通过报告文学广为人知，但是，“对待战俘的政策已经变了，世俗观念仍是世俗观念”。今天，借这部取材关于战俘的小说，黄国荣试图击碎那些始终没有改变的东西。
画不圆的句号
198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昆仑》杂志，发表了靳大鹰撰写的大型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这是第一部完整展现战俘营中志愿军生活的作品。时任该社发行部主任的黄国荣，立即与编辑部联手出书，当年，一口气狂销23万册。
在这部作品写到的志愿军战俘里，有一个叫张达的人，当时已是北京一家餐厅的经理，他专程赶来向出版社致谢。
作为当事人，张达讲述的故事，远比纸上的文字更加惊心动魄。“他们甚至曾经在俘虏营里掐死了一个叛徒。最后回国的时候他们没有旗子，就把自己的衣服缝起来，弄这么几个字，写上‘祖国万岁’。”黄国荣回忆道。
这批战俘非常特殊，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被俘虏的情形。回国前，志愿军的战俘们对生活依旧充满了信心。“他们当时有一个信念，只要我宁死不屈，只要我不叛变投敌，只要我不出卖祖国，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黄国荣说。
六千多名志愿军战俘于1953年下半年起陆续回国，被集中在辽宁省昌图县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一开始，迎接他们的还是锣鼓喧天，杀猪宰羊，几乎一夜之间，政策就全变了，归管处开始要求他们“控诉交待”，每天八小时，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自己的“叛变性行为”。
半年多的审查后，他们各自带着装有“内控”、“特嫌”、“特殊党员”材料的档案返回原籍。“文革”中，他们几乎一律被打为“黑五类”。张达作为一名“叛徒”被推了出来，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写着“投敌叛国分子张达”。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复查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原志愿军战俘。张达获得平反，被评为三等残废军人，恢复团籍并补发了团员证书。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985年张达决心下海，开一家餐馆。当他千辛万苦贷款五万元，准备开张时，数封匿名信寄到了与他合作的北京宣武区某公司，指责张达“来历不明”，“历史有严重问题”。收到匿名信后，这家公司单方面终止了合同。
若干年后，谈起1980年的平反，张达说：“起码从形式上来说那些问题可以说都了结了，在这个地方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形式”之外的东西，一言难尽。2006年，黄国荣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世俗的偏见。这回，承受着“战俘”之痛的，是他的战友。
两代战俘，一个命运
2006年，黄国荣意外地获知了一个昔日战友的消息，他曾经以为对方已经牺牲，其实是做了战俘。牺牲和战俘，哪个命运更糟些，并不好说。
1985年初，黄国荣还是济南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时值兄弟部队正准备开赴南方前线，要从他们师选送一批人补充编制。消息传开，尽管尚未进行动员，全师各连部已经收到了战士们雪片般的请战书。
在众多请愿开赴前线的战士里，黄国荣对两个人印象尤其深刻。
一位是火箭炮营的李丰山。这位来自山东惠民县的年轻人，本打算好复员后就前往美国，继承爷爷的家业。因此，黄国荣特地跟营里叮嘱，尽量不要安排他去。李丰山不肯，在誓师大会上自己主动跑上台发言，说即便全营只去一个人，也得他去，因为“我是火箭炮营一连一排一班班长，是这个营的排头兵，站队都是全营第一个。我当一次兵不容易，既然为国征战，就要尽一份责任”。
另一位战士来自师篮球队，绰号“杜大个子”。为了上前线，他跑到黄国荣宿舍走后门。黄国荣有些好笑，“你他妈这么大个子，虽然编制在特务连，又没有特务连的技术，去凑什么热闹？”
杜大个子说――“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说，他在这里打球，三年也打不到专业队去，回家了还是种地，去参战，牺牲了是烈士，如果不牺牲，立了功就能火线提干，回来进军校，命运就改变了。”
这段发自内心的坦白，让黄国荣无言以对，他再三叮嘱杜大个子，到了战场上一定小心。
两位战士开赴前线后，黄国荣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他听说，第一次穿插行动不久，有人还看见了杜大个子，高高的，扛着一挺机枪。第二次穿插后就再没人见到了。不久，他听说，两位战士都牺牲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国荣都不敢相信这两位战士已经牺牲了，直到李丰山的父母来部队，面对着他哭，他才跟着泪如泉涌。
当年，李丰山被授予一等功，其事迹被《解放军报》登了一个版，其家乡惠民县隆重召开了“向一等功臣李丰山烈士学习大会”。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黄国荣，还以这两名战士为素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火焰为谁燃烧》，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
时间一晃过了二十年。2006年，在与老部队战士聊天时，黄国荣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杜大个子当年并没有死，而是重伤昏迷被敌人俘虏了，交换回来复员，回了老家，现在“过得不好”。
“我只要一听‘过得不好’这几个字就全明白了。”黄国荣说。复员其实就是不予转业，直接回到农村。“别的人档案里都是立功嘉奖、优秀，你这里面是个俘虏，他自然不会把你放到前边去。”当年一同为国征战的两人，由于“战俘”身份的一线之隔，境遇判若云泥。
尽管政策已经趋于人性化，两代战俘，都没能逃脱相同的命运。黄国荣对隐藏在这背后的世俗偏见痛心。“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待这样的英雄，还没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个社会就太悲哀了。”
他没有与杜大个子联系，也不希望别人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你改变了杜大个子，还有李小个子、张大个子，而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这个事情，来引起社会的反思。”
真实与谎言
在构思了整整一年后，他开始创作描绘战俘命运的小说《碑》。他说，“我怀着心痛，为流血牺牲的战友、也为读者写这部书，我要给他们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
小说的大致情节是，一连连长邱梦山新婚燕尔，忽然接到部队开拔南方前线的命令。战斗中，他奋勇杀敌，最终不幸被俘。交换回来后，这个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英雄，由于“战俘”这个洗不掉的印记，面临着世人无尽的偏见和冷漠。在交换回国时，他被要求必须把过去的问题“老实交代清楚”，还要被列入“被俘人员归来登记表”。 妻子明知他就是邱梦山，却不让儿子与他相认，催他走。“世俗偏见像毒蛇一样缠住了邱梦山。”黄国荣这样描绘主人公遇到的困境。
事实上，那条“毒蛇”的影子，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也若隐若现，小说的原稿里，黄国荣原本写了这样的情节：邱梦山老家有个复员回家的志愿军战俘，因为曾经被俘，不但不能安排工作，他儿子还被唤作“小崽子”，连高中也不能上，就连孩提时代的邱梦山都向他扔过石头，吐过唾沫。最终，在一次游街之后，这名志愿军战士在牛棚里上吊自杀。这段内容在正式的书稿中被拿掉了，编辑还是“觉得毕竟是个负面消极的东西”。
同时被改的，还有原先的书名《战俘》，因为“太扎眼”，改为了更加婉转的《碑》。
对于作者和主人公，这块“碑”似乎都有些无处安放。
“我们不能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面，说不能说，做不能做，在一种谎言与虚伪中间生活。”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要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和失败，这是书中试图表达的一层更深的主题。正如邱梦山所说的，“真英雄不只是战胜敌人打胜仗，而且在经受失败挫折时还能像个男人活着。”
显然，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前年去腾冲，黄国荣专门去看了中国远征军的墓地，一座座小碑静静地立在那里。而在美国华盛顿，他目睹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发现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连成一条轴线，中间有杰克逊纪念堂和罗斯福纪念广场；站在林肯纪念堂的两侧，分别有朝鲜和越南战争纪念墙――这是两场美国人没能打赢的战争。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在母亲的引导下，将一个小花圈，俯身放在越战纪念墙下。
黄国荣至今对这一幕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