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诗如溪流涓涓，给人的心灵以抚慰；有一种诗如海潮拍岸，给人的心胸以震撼。诗人骆英的创作历程，可视为从溪流走向大海，他的《落英集》中的许多情诗，描摹出在他五彩缤纷的情感世界里，有那么多忧伤的美丽和行走的辉煌；他的《都市流浪集》却浸透着深邃的人文精神，闪耀着强烈的批判光芒，它以反城市情结构成其精神主旨和文化内蕴，以高楼、路灯、水泥的桥梁为主体意象，勾画出城市生活的许多侧影，表现了城市生活以其规范性、恒定性和程式化，形成了法定枷锁，因而压抑心灵扭曲人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让一个世纪的哲人们忧心忡忡。骆英懂得：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也是人类发展的契机。惠特曼、桑德堡、林赛和马斯特斯这些大诗人，都曾以磅礴的气势讴歌工业文明和城市崛起，然而骆英又从人文文化的视角着眼，为城市消磨个性、拘囿自由而愤然不平，以诗人的良知感悟生命，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都市流浪集》便以深刻而凝重、犀利而道劲，在诗坛上引起强烈反响。
时隔一年，骆英又有新著诗集《小兔子》即将出版问世，付梓之前我有缘阅读了这部书稿，因其别开生面而感到新颖，因其磅礴犀利而感到震撼。他的滔滔思绪仿佛从天而降，汪洋恣肆纵横驰骋，让人相随相伴神魂如潮倾泻奔腾。就其总体思路而言，这部诗集可视为《都市流浪集》的延续、拓展与升华，是透视在城市生活的物化趋势中，科学发展工业进化使灵魂受到严重的挤压，使人性倾斜乃至死亡，既是生命的死亡又是人文文化的死亡。他在《致死亡者》中揭示：死亡的悲哀无法逃避，“因为死亡者，被放置在一个被消灭的过程。／被一个车轮消灭，被一种语言消灭，被一颗子弹消灭，被一个强权消灭，被一个基因消灭，被一个旱季消灭，被一个国家消灭，当然了，还有会被一只金币消灭”，而更大的悲哀则是“就像约定准确的守诺如金的集体无意识的死亡”。尽管谁都懂得：“用一个死亡者去屠宰另一个死亡者也是不能原谅的，就如用一种语言去覆盖另一种语言一样，也是一种触犯天条的暴行”，可是死亡者却为自己造制死亡――“建筑，是死亡者的盒子，或者说，他被死亡者设计建造，用于死亡和死亡者使用的通用平台”。在骆英眼中人与人就像两棵树，相互热恋相互依存又相互倾轧，更为残酷的是“叶子都彼此骚动着互相击落，／生存者将独享阳光”，树是授动的，是缺乏自主能力的，“交欢者是树，谋杀者是树，／新生者是树，枯萎者是树，承受者是树，／压迫者是树，高大者是树，低贱者是树，／坚韧者是树，／易折者是树”(《两棵树》)。树的意象，让我想起耶路撒冷郊区的死亡纪念碑，那些粗糙的没有打磨的巨大的石头，毫无规则地重叠在一起，犹如血肉之躯相互挤压着疯狂地呼喊着。骆英这种奇崛的比譬，还让我想到英国的休斯，他写过《子宫口的尝试》，想到美国的会斯堡，他写过《加利福尼亚超级市场》和《谁统治美国》，想到意大利的蒙塔莱，他在《生活之恶》中写道：“我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它似乎喉管扼断的溪流／暗自啜泣，／似乎炎炎烈日下／枯黄萎缩的败叶，／又似乎鸟儿受到致命打击／奄奄一息”；我还想到英围的艾略特，他以《荒原》和《四个四重奏》而名世，他在短诗《窗前晨景》中写道：“沿着众人践踏的街道边沿／我感到女仆们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骆英不是表现主义，不是象征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然而他比那些西方诗人们，更有确指性，更犀利、更丰盈，以感觉的错落与变形，表现出一个世纪的悲哀。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近百年这样，人类为自己创造了太多的光荣，也酿制了太多的耻辱，经受了最沉重的灾难和痛苦，也激发了最激越的变革与奋进。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充分开发了人类潜在的智能，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在开发生存环境和开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又把自身推向了极大的不自由乃至毁灭的边缘。难怪哲人们在发现“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又发现了“成功是失败之母”，工业文明、经济发展、城市崛起、能源开发，以及机械和速度、水泥和钢铁、暴力和战争、功利和倾轧，都严重地挤压人的灵魂，摧残人的生命，骆英笔下的死亡者、思想者和恐惧者，蟑螂、蝌蚪和兔子都是变形人，都在钢铁般的律戒中恐惧、疯狂、变形或死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对物质文明的推进和对灵魂家园的向往，这种哲学上的二律悖反就越发明显，一些富有深邃目光的哲人，有感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悖离，从而倡导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便是科学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必须理解艺术和宗教的生命一样。另一位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则郑重提出：“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更有趣的是一些西方科学家认为，中国道家人道主义自然化，是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的先驱理论，因为老子和庄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深刻地领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必将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回归自然的理想之路，这是探究宇宙奥秘，寻求社会和谐与心灵自由的理论。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道家人道主义不仅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和民主的。骆英也是这样，他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持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操是一个挑战，当一种文明去消灭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文明。”这种哲学批判是与他的诗性守望相统一的，他说：“只有明天才是美好的”，“只有所有的人开怀时，才是幸福的”，“作为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以独立的人格和警惕进行发问和批判”(《小兔子?后记》)。他的话不仅揭示了这部诗集的主旨和灵魂，而且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精髓是对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社会相和谐的渴望。
骆英以诗的感觉方式进行哲学批判，又是以诗人的良知触摸生命的温热，他使用大量的隐喻、象征，铸造了富有宏大思想空间的语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清晨开始恐惧，深深地感到一种嚎叫的疯狂，如从海的底部向上浮起，无垠的寂静柔软而冰凉”(《论恐惧》)。“一个诗人如果开始像螳螂一样与语言交配，然后又被语言侵害，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论恐惧》)，如是诗句神思天纵，似江河倾泻，像万马奔腾。骆英喜欢汉赋，他的语言并非典型的赋的体势，却如赋的铺陈，排比句式跌宕起伏，更显现意蕴的浑然厚重。其语言哲理意蕴不再是传统式的格言和警句，而是以比譬和暗喻包容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骆英的这部诗集最鲜明的特点是奇崛、奇异、犀利和深刻，甚至可视为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并非完美之致，并非没有可斟酌、可打磨、可蕴积之处，也许如此一气呵成飞流直下，就更本色、更本真，以自然天成而独见秉赋。鲁迅先生把科学的严谨的概念和“公允”、“平稳”、“冷静”的审时度世，都视为“诗歌之敌”，他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人们，这样的很少有，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苦恼的精神相通”(《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骆英，今天酣畅淋漓地描绘出城市挤压灵魂的痛苦，明天他一定会以无限欢愉之情讴歌城市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