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创作必须具有开辟的价值。在新诗的领域，这一要求显得更加突出和苛刻。创新者是不朽的，但，新诗要想在格律诗之外另建传统和高峰，如何创新，却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任何领域的飞跃都来源于一种单纯、精湛和深刻的思想，诗歌也是一样。在书面语是文言文的时代。格律诗恰恰不是文言的，它冶炼掉了文言中“文”的东西；它也不是口语的，它是“文言之左”和“口语之右”的。这一点非常的“小”，但它就是整个汉语诗歌的传统，是汉语诗歌一个根本的“解”。现在汉语书面语变成了白话文，汉语诗变成了自由体诗，诗也必须冶炼掉白话中“白”的东西，它应该不是白话的，也不是口语的，而应是“白话之左”和“口语之右”的。纵观80多年的新诗史，自由体诗之所以不能在格律诗的阴影下突围，关键点就在于没能到达书面白话文和口语中间这一位置――我以为，到达这一位置的则是“新自由体诗”。
“新自由体诗”在译诗和本土的汉语诗中早已客观存在，其主要特征：一是冶炼掉白话中“白”的东西并与口语保持适当距离，位置在书面白话文和口语之间；二是把写诗的因素从一个增加到两个，即既写事物的“像”，又写事物的“不像”(唐诗宋词和“旧自由体诗”只写事物的“像”，即把这个事物写得像这个事物)，从而更加直击事物的本质；三是入诗角度与格律诗和“旧自由体诗”完全相反，它不是“由远而近”和“由表及里”，而是“由近而远”和“由里及表”；四是它承传汉语诗的“句”的传统，它有单个的能独立站立的句子，而所有“旧自由体诗”都是没有“句”的。
“新自由体诗”有如一座桥梁，它的一端不露声色地、牢牢地搭在汉语诗的传统上，另一端则有机地、毫不拒绝地搭在世界诗歌智慧和创新的成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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