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从隋末发展到明清，已日臻完善，读书人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顺利通过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其进取的难度可想而知。很多读书人皓首穷经，终其一生，却最终抱憾于科场。
清朝刚入关时，渴求人才，考取举人即可担任知县。到了乾隆时期，社会日渐稳定，官吏队伍健全，朝廷就提高了从政者的准入门槛，非进士不能为官。但进士毕竟凤毛麟角，闲处家中的举人不断增多，势必弱化读书人的理想和追求，以致影响到科举制度的稳定。朝廷不得不考虑为落第举人另择出路，这样既体现皇恩浩荡，又能野无遗贤，于是“大挑”制度应运而生。
当时朝廷规定，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3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参加“大挑”。“大挑”每6年举行一次，标准是：不考文章辞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授予知县、教职等。也就是说，“大挑”只看长相。
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在内阁举行，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每次叫进20个人，按序排列，先点3人，这是被选中做知县的。接着点8人，这是没选上的，俗称“八仙”，这8人全部出局。这些落选者之所以被叫做“八仙”，是因为他们站在一块儿，便如李铁拐、张果老般怪模怪样。剩下9人不再点名，授以教职。20个人出去后，依次再进20个人，如此循环，直至结束。
具体来说，“大挑”主要是看身材和脸型，概括起来就是8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这一标准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脸型、身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等字形，中等为贯、日等字形，下等为由、甲等字形。同，就是同字脸，方而长；田，即田字脸，方而短；贯，即头大身体长而直；日，即肥瘦长短均适中，较为挺直。符合以上四字标准的可中选。身，就是身体斜而不正；甲，是指头大身体小；气，是两肩不平，一肩高耸；由，即头小身体大。凡有此长相者，皆不入选。
这种以貌取人的制度，将参加“大挑”的举子列为几等，能不能当官，完全靠身高、长相、自己的运气以及选人者的好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挑”要求举子容貌出众，有人却能因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有一个叫金孝廉的举人，五官布局极不合理，旁观者都不敢正视，因为看一眼就忍不住发笑。然而，此公一进挑场，负责主持的某王爷竟首先将其选为第一。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不解。那位王爷却说：“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爷解释道：“此人面目如此，却敢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达如此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王爷的一时心血来潮，便决定了一个举子的前途命运，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一年，山东有个举人是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伟丈夫，没想到竟然沦入“八仙”之列。此人很是不满，拦轿质问王公大臣如此挑选为何依据，这位王公大臣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挑命也。”人家认定你命中不该做官，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这种简单地看相貌、靠感觉、凭好恶的选人用人标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此并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反而将一批虽然其貌不扬，却有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阻隔于官场之外。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曾掌户部兼署兵部，入军机，擢大学士，以廉洁精明著称的晚清名臣阎敬铭，在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中举之后，先后两次参加朝廷举行的会试，但都没有考中进士，不得已只好参加“大挑”。阎敬铭一班20人进入文渊阁，刚刚行完礼，还未来得及自报履历，主持“大挑”的敦亲王便厉声呵斥：“阎敬铭站起去！”原来，阎敬铭脸像枣核，两只眼一大一小，形象猥琐异常。在亲王看来，这等模样为官，实在有损大清颜面。就这样，连挑都不用挑就被取消了资格，阎敬铭第一次迈入的仕途大门就此关闭。阎敬铭“起去”之后，要想为官，别无他途，只有一心苦读圣贤书，他继续报考了下一科会试，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中了进士。
如此选人用人，实在令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