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委托人,将专业化的货币操控权委托给中央银行,通过中央银行对这一权力的运用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显现的更加明显。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清晰,就会导致中央银行对外发送的政策信息缺乏代表性,使微观主体无法辨别声音来源,进而影响中央银行的声誉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本文旨在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来详细分析这种关系,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博弈 利益均衡 信息涵义
一国中央银行作为政府指定的货币当局,受政府委托行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原则对货币政策目标、方法、以及决策程序等信息的发布。从委托代理角度看,中央银行对透明信息的选择涉及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中央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代理人,首先需要同政府实现博弈均衡,在自身意图与政府意图之间寻找到最佳均衡点,所发布的信息正是这种均衡的体现;二是当中央银行同政府形成意图融合后,如何向商业银行、微观主体发送信息,引导他们正确领会自身意图,进而实现政府意图。在受政府领导的中央银行体制下,货币政策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为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微观主体之间的三重博弈。而货币政策决策又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沟通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中央银行所发送出的信息实际上是将三者的利益加以均衡后的结果。从我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来看,也能发现中央银行实际上扮演着政治经济体系中利益调节人的角色,从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看,中央银行所发布的信息基本上代表了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博弈的博弈结果,即最终的均衡是政府通过指派一系列经济指标委托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完成;而中央银行接收到的信息也代表了微观主体同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结果,即中央银行通过选择微观主体反馈的具有代表性的核心信息作为私人信息,借以同政府协商确定下一阶段的行为取向。
本文专注于研究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博弈关系中蕴含的信息涵义,首先分别构建长期和短期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其次对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其中蕴含的信息涵义。
一、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假定政府委托中央银行来进行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则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就存在着如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1)
其中ELG为政府效用函数, ELCB为中央银行效用函数。为中央银行控制的通货膨胀率,为政府通货膨胀目标,*为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的通货膨胀目标, 为微观主体预期,在这一部分我们假设微观主体是理性预期的。y为中央银行控制的产出水平, 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 y*为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的产出目标。为自然就业水平时的产出水平。为政府意图,即政府赋予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比重, p*为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的意图。为意外通胀的产出水平弹性。u为外部供给冲击。
因此,我们对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表述如下:
在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微观主体理性预期 的约束下,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将指派给中央银行,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在实现自身效用ELCB的同时,将ELG更好的实现。看似抽象,我们可以从我国政府的官方说明中更加直观的理解其中含义:
历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对上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做出总结,并且对下一阶段的中央银行工作提出具体的委托目标,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面对不断蔓延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工具,采取一系列灵活、有力的措施,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积极配合国家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再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改善…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今年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为17%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
上述内容明确显示了在我国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是长短期关系的综合,即一方面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长期的宏观调控目标,例如保障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维持物价、就业长期趋势稳定以及不断改善国际收支。同时针对临时出现的经济冲击委托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的相机调控,例如根据经济冲击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松紧和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方式。中央银行要妥善掌握好长期规划与相机调控之间的关系,尽量使相机调控平滑顺畅,逐步引导经济收敛于均衡。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如何维护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呢,我们通过一组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
首先看长期中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
变换模型(1)中的菲利普斯曲线,由于在长期中意外通胀对产出的影响下降,通胀水平才是长期产出变动的影响因素,因此将菲利普斯曲线变为长期的产出变动曲线:
因此长期委托代理关系变为:
(2)
设为政府向中央银行委托的策略集,则有:
(3)
且对于任何长期中央银行行为政府的期望损失为:
(4)
长期中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通过令以及,且期望冲击为,可得最优的委托参数为:
并且,由于我们假设微观主体是理性预期的,因此在长期中微观主体预期会逐渐和政府期望值趋同,即有。并且当中央银行完全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即时,政府的期望损失最低。
其次看短期中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
短期中我们求解的就是公式(1)
同样有委托集 (5)
且对于任何短期中央银行行为政府的期望损失为:
(6)
短期中政府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显然根据式(5)当 时满足要求,并且中央银行完全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即P*=P时,政府的期望损失最低,因此有短期内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最优委托代理关系是政府指派中央银行按照自己意图P*=P 实现 的目标。
二、信息涵义分析
我们将上述公式的结果加以归纳:
可以发现,无论长期短期,对的指定都可以转化为对 P*的指定。因此关于最优委托参数P*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1、中央银行与政府意图偏差的根源。当最优委托成立时,表明中央银行与政府意图完全一致,即中央银行行为完全受政府指派并忠实执行。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二者意图的契合程度显然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程度有关。而从本文货币政策信息沟通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进行信息发送内容及策略的决定因素。以货币政策信息为例,中央银行所发送出的信息昭示着中央银行对上一阶段长期博弈行为的成果总结以及对下一阶段博弈的长期策略选择。且不管中央银行是否会重视按照这一长期策略行动(固定规则),但是这至少表明了中央银行短期策略集(相机抉择)是为这一组长期策略服务的。并且这一组长期策略的公布也是在向社会表明政府的意图,显示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综合了政治需求及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对社会政治经济均衡状态进行再调整的方向性信息。中央银行意图与政府意图之间的偏差程度能够从侧面考察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能力,即如果将中央银行看作是微观主体利益的代言者,我们就可以用中央银行在意图偏离的背景下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水平作为中央银行声誉的考察指标。这就涉及到判断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意图偏离的程度的问题,货币政策独立性指标可作为评判参考。
2、意图偏差的判断。学者将中央银行独立性拆分成法律独立性、目标独立性、工具独立性等几个部分,并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几个主要的指标判断体系,其中适用于转型期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有:Gr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1991)提出的GMT指标体系,GMT指标体系虽然是以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但是其中核心部分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选拔程序、中央银行同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的最终责任等几部分成为日后研究的主要参考内容。Cukierman、Webb和Neyapti(1992)、Loungani和Sheet(1997)以及Maliszewski(2000)分别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CWN指标、LS指标以及Maliszewski指标。都以GMT指标为基础,进一步对中央银行与政府意图冲突的解决程序、政府向中央银行的融资行为、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控制能力等问题给出了评判标准。综合上述几大指标,本文将中央银行独立性总结为政治指标和经济指标两大类、4条内容,利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中央银行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做出判断。
中央银行独立性量表
我们可以认为,政府对中央银行委托的参数P*中,包含着不同比例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信息。中央银行独立程度越高,对政府意图P偏离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政府对央行指派的P*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就更多。并且,Maliszewski(2000)指出,独立性越高的中央银行也越有能力实现调控物价、控制通胀、确保经济稳定运行的目标,因此也就越有能力树立起更高的声誉,更好的引导公众预期。
3、意图偏差中蕴含的信息。我们逐条分析独立性量表中的内容,可以看到每部分都包含有深刻的政治或者经济信息,中央银行作为这些信息的发送者,这些信息的意义如何影响着信息接收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对中央银行地位的认识,也影响着信息接收方对中央银行行为的预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蕴含的信息意义进行更深的了解。第一,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的独立,意味着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得以确认,并且中央银行行为与政府行为都受到法律约束,在中央银行意图与政府意图相左时,能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且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受到政府过多干预。这部分的信息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受到法律保障越完善,对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长期性就越有利;第二,由于中央银行扮演的是委托人角色,因此对宏观经济变化享有更多的私人信息。中央银行因系可以利用这些私人信息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体系。例如按照多方利益均衡引起的不同信息处理要求,中央银行有权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政府官员、行业代表和经济学家等成员的比例。这部分的信息意义在于,在理性人假设下,中央银行人事行政权越高,就更有能力按照自己意图编排货币政策决策集团的具体成员组合,科学性、前瞻性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工具应用等方面的决策权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能力越强。这部分的信息意义在于,当经济数据偏离既定指标时,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进行回调,回调的效率如何;第四,政府对中央银行的融资实际上是一种责任转嫁问题。政府为了实现一些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会采取征收铸币税、实施金融抑制、选择性信贷以及对金融机构实行隐性重组等方式,促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而这种责任转嫁行为由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隐蔽性,基本上以隐性契约形式存在。中央银行应对此加以必要限制。这部分的信息意义在于,中央银行是否能够同政府有效配合,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和谐运转。
三、总结
本文通过分别构建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长短期博弈模型,揭示了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分析了其中包含的信息涵义。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公布出的信息越丰富,其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体系运行的控制能力越强。但是我们从经济运行的细节中可以发现,隐藏在年度宏观经济平稳数据之下的,却是月度数据的大幅波动 。
为何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逐渐完善的今天仍然会出现这种短期的经济动荡,其中固然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行为对货币政策效果造成的扰动,但是中央银行公布的信息质量不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统计数据频遭质疑,举离民生最相近的数据为例,2009、2010两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受到质疑最多,“被就业”、“房价上涨1.5%”、“工资被增长”等统计结果不但从数据到解释都难以让公众信服。对此官方的解释是“我国统计数据大多是以平均值结果公布的,各地差异很大…平均数值会掩盖一些差异”。这些数据直接关系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同时也关系到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各种经济决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性减弱便是后果之一。其中的深层原因不仅是统计数据没有精确的反映经济变化,从本文的视角出发,货币政策可信性降低、效果弱化的深层根源是所公布的信息并未反映出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意图博弈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我国货币政策采取多元目标,官方公布的核心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我国货币当局政策目标的制定始终受到中央政府多重政治经济意图的约束,需要在相对宏观上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经济结构均衡、国际收支均衡以及相对微观上的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化解金融机构风险、敦促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目标中进行协调。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转轨时期特殊的经济局面以及特殊的政治体制。虽然这种政治深层介入的政策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高效率性,但是如此复杂的多元目标使公众难以明确中央银行究竟在追求什么。让人们分不清信息究竟代表的是哪一方的声音。而这样的信息传导下去,体现出的究竟是纯粹的经济调整还是更多意义的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妥协?
因此,基于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博弈过程中所蕴含的信息涵义,货币政策信息公布应该做到如下几点改进:其一,夯实统计基础,做到信息精确,涵盖全面,对宏观经济的各项变动都要有充分的诠释;其二,明确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界限,让公众清楚信息来源,明确中央银行职责,修正货币政策预期;其三,完善中央银行地位的法律保障,当中央银行与政府产生意图偏差时,要对中央银行的意图和行为进行保障,确保中央银行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保证中央银行的信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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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