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前不久发生的深圳大运会交警“丧子守岗”的事例说起，说明典型报道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典型报道在新时期式微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和受众主体意识、批判意识的觉醒。然而，典型报道并未过时，当今社会同样还需要弘扬主旋律和正面典型，只是新时期的典型报道的策划者要改变观念，转变宣传方式，追求典型的“平民化”，追求“典型”的可模仿，让受众能够在平视中感受典型，学习典型。
[关键词]典型报道 政治功能 主体意识 平民化
典型报道曾是我国新闻宣传的重镇。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曾出现过为数不少的典型报道，树立过不少典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报道受到了很多批评，日渐衰微。对社会发展而言，究竟还需不需要典型，新闻报道有没有可能完全抛弃典型？对于加强企业内部信息传播而言，企业报报道能不能忽略典型呢？
一、丧子守岗：大运会好交警，还是最冷血父亲？
不久前，一篇关于深圳大运会交警的报道在网上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文章是这么写的：
深圳商报讯（记者 沈小妮）“孩子没了已经很遗憾，我不能因为工作没完成再留下一个遗憾。”就在开幕式当天，南山交警孙震强忍着失去幼儿的悲痛，坚守在离开幕式场馆最近的路口，认真完成了他的交通安保任务。
孙震是深圳两千多名交警中，年轻而普通的一名一线民警。原本以为妻子腹中的孩子会在大运期间降临这个世界，孙震和妻子已经想好了宝宝的小名就叫“UU”。但没想到，在大运交通安保最繁忙的时候，小宝宝提前出生了，令这对年轻的夫妇有些措手不及。因小宝宝早产，需要在保温箱里护理，母子一直未能出院。
为了大运会，孙震从未向单位领导和同事提及此事，更未向单位请过一天假，而是一直默默承受着内心的压力，坚守在交通安保一线。十多天前，妻儿出院回到家中护理。8月12日上午，仅68天大的孩子不幸夭折。接到这个消息时，孙震正在离开幕式场馆最近的后海滨路口执行交通安保任务。强忍了那么久，小伙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已，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然而，为了不影响别人，孙震依然未将此事告诉给领导和同事。当他身边的同事得知此事后即刻报告大队领导。大队领导第一时间给孙震打电话，同意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回家。
但孙震毅然决定留在工作岗位，他坚定地说：“大家忙碌了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等的就是这一刻，孩子没有了已经很是遗憾，不能因为工作没完成再留下一个遗憾。”就这样，孙震忍住悲痛，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交通安保任务。昨日，交警局领导获悉此事，第一时间慰问了孙震及其家属，并决定评孙震为市交警局首批“大运安保之星”。
交警孙震事迹被报道后，引起了不少争议。此事网友“深圳袁腾”最早在微博中贴出此事，发帖时间为8月13日23时04分，很快引发很多网友“拍砖”质疑。有网友说：“交警忙工作致孩子夭折值得夸耀吗？”还有网友称之为“史上最冷血的父亲”，甚至有人怀疑，“丧子守岗”的交警是否有“被塑造”之嫌疑……
实际上，“丧子守岗”事件被报道后，对当事人孙震及其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事后，孙震及其妻子出来辟谣，认为事实不是网友想象这样，实际上他们都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多条微博也是父爱的证明。其妻子认为丈夫是冤枉的，多次表示力挺丈夫。
为何一篇旨在宣扬爱岗敬业好警察的报道，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并反而导致不良的反应？
二、典型报道的历史起源及其最新发展
所谓“典型报道”，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务的强化报道。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教授 。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
不管其起源如何，但是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并配发了社论向赵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报道了劳动模范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先进事迹。乡土农民登上了大众媒介的头版头条，并开创了典型报道这样一种以教育和启迪大众为新闻理念、以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诉求普遍性现实的宣传报道样式。
从典型报道的历史发展来看，典型确实曾经起到过推动历史的作用。吴满有多开荒多种粮的技巧被延安的普通民众所学习，随后配合了党提出的“自力更生大生产”运动。而在此后不同时期涌现的典型，比如南泥湾大生产、 “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等，包括60年代的雷锋，以及焦裕禄、陈景润、张海迪等等。客观地说，典型报道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具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其次，典型报道还可以引发崇拜并借助“典型”的力量引导群众。总而言之，典型报道具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用途。
然而，笔者认为，典型报道已慢慢出现颓势。有人对1979、1989、1999年的1、2、3月的报纸抽查结果表示，典型报道的规模不断缩小，形式也开始多样化。 《今传媒》杂志社郭平在《典型报道需要契合时代的精神特质》一文中利用“百度指数”这一统计工具，对雷锋、许振超、蒋敏（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三位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典型”的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进行对比。在雷锋和蒋敏在半年内的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比较中，雷锋所受到的用户关注度远高于蒋敏。可见，用户对新“典型”的关注度甚至低于对老“典型”的关注度。这充分说明了典型报道在繁荣的表面下呈现出日渐式微的状况。
为什么典型报道容易受到排斥？笔者认为原因有几点：
（1）典型报道往往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新闻报道与受众之间互动还不够。（2）随着人们批判意识的崛起和政治化运动的更迭，典型人物成了“反面典型”的也很多。比如林彪、陈永贵等。典型人物与政治的过分靠近，以及近年来不断地被揭开真实的“面纱”，让受众从相信、怀疑到排斥。（3）很多典型人物毫无瑕疵，一味拔高，违背了生活常识，违背了人情味，造成的效果往往得不偿失。比如，深圳丧子交警的事例，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反而招来了副作用。
三、新时期是否还需要典型报道
进入21世纪以来，民众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崛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社会意识日益“碎片化”，社会的价值观也日趋从强调道德到法律，从“崇高道德”到“底线伦理”的转变，典型报道的土壤发生了重大改变。
然而，典型报道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典型报道的完全消亡，也并不意味着“典型精神”毫无价值。比如，60年代推出的典型“大庆”，彻底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大庆精神”至今仍对中国石油工业有重要影响。而且，典型报道也完全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和新闻性。一般来说，典型报道在时效性、重要性和反常性等新闻要素方面较弱，宣传色彩较浓，更重符号、反复和宣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典型报道完全没有新闻价值。
在一个“高大全”道德屡屡受到质疑的年代，并不意味着“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不应得到宣扬。实际上，普通民众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对“真善美”等社会主旋律的弘扬。微博上经常流传的“最美妈妈”（浙江杭州一楼下接住10楼掉下的孩子而骨折的年轻母亲）、7.23动车事件中坚持救出小依依的温州警察等等，很多平凡小人物涌自良知、涌自常识、涌自人性而做出的一些善举，往往在网络上得到很高的赞誉，并自发传播开去。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典型报道也能够维护社会基本伦理价值，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在企业内部，则是起到塑造良性形象，凝聚人心，培养员工良性行为等作用。
四、做好典型报道的几点建议
在新时期要做好典型报道，笔者认为，第一，要摒弃典型报道的传统报道理念。减少政治说教，取而代之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又表现缺点，不要让人觉得先进人物是高不可攀的。因此，典型人物的报道最好能接“地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矫正“典型非常人”的误区，能看到典型人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平民化”气息，做到生活化的典型、典型的生活化。
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提到李初到部队留着“费翔式”的小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训练时五门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等等。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的一些商业电视剧，比如《士兵突击》里起初又呆又傻却有一股韧劲的许三多，《借枪》里共产党驻天津地下党熊阔海相声演员出身，油嘴滑舌，整天为一块钱的活动经费而发愁，等等，这些商业片子反而有了很高的收视率。
在《中国海洋石油报》，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写中海油服海外定向井工程师时国林，写他的英语很差，外方跟他打招呼说“how are you”，时国林的回复也是“how are you”；去菲律宾作业时一开始被外方赶回中国；再比如，发明了“张荣工作法”的泥浆工程师张荣，一次出海作业竟然挤在汽车的后背箱里，这些平实的故事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改变传统典型报道单调的通讯模式。以前的典型报道多是长篇通讯加评论、照片的形式。改变典型报道的通讯模式，笔者认为有几种办法：（1）摒弃主观评说，提倡中性报道，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搞主观评说，二是客观讲述事情本来的面貌，不盲目对事件和人物作出评论。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自己思考判断，记者不必代群众思考判断问题。1986年记者樊云芳等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可以说开创了中性报道的先河。（2）结合新闻事件，以热点报道、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展现。以不久前浙江嘉兴的“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例，央视将其作为新闻事件，以报道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为由头，连续多天予以追踪报道，平实地介绍了事情经过，并采访了当事人，没有刻意的拔高，却不觉让人心生敬意。在这个事件的报道过程中，《焦点访谈》、很多其他电视、报纸、网络也集体联动随之跟进，起到了非常好的弘扬社会美德等典型报道所应该起到的作用。（3）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能浮光掠影，仅在报社总部或者机关消化材料囫囵吞枣而成，而应该坚持“三贴近”，接近一线的人物，扎实深入基层，体会平凡人物的坚守、艰辛与不易。比如报道西南边陲小道几十年如一日的送信人，还有新闻联播曾经播报黑龙江冰天雪地里朴实的扳道工，记者跟着他们干一天的活，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贴近一线，让观众能够切身实地了解典型人物的艰辛，这样更容易取得震撼心灵的效果。
第三，切忌为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说一些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话，切忌说满话，切忌盲目拔高，为此甚至编造想象故事情节。发掘“典型”形象要与社会精神特质相契合。这种观点虽然已是共识，但写作中还是屡屡发生。比如《提速先锋李东晓》，这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的典型报道，被很多网友批评。文章里面写道：“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没两三个月，你们是开不走的！”德国专家迈克斯连连摇头。“那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更倔――中专毕业，普通司机，却创造了中国高铁的众多‘第一’……”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对高铁实行“全面降速”，不知此文所倡导的提速精神，又将置于何地？
而对于几十年前树立的成功典型――雷锋，根据陈力丹教授的研究，到了1977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打算重新提倡学雷锋，但是效果已经不佳。 而最近更是有了种种对“典型雷锋”的另类解读，比如，雷锋戴手表，喜欢骑摩托车，还比如此前微博上对雷锋“捡大粪”的量化分析。可见，塑造典型一定要合乎常识，合乎人性，否则受众有无穷的智慧来挑出其中破绽。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永远不要去挑战民众的智商。”
第四，典型的选拔和产生过程应增强民众的参与度，从单一传播形式到传受互动方向转变。在“典型”的选取以及报道中要充分体会群众的需要，近年来，央视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在人物评选上就非常强调受众参与度，评选结果出来后还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媒体进行传播，还主动邀请受众参与点评、互动，这种“典型”报道的模式值得学习借鉴。
（作者分别为中国海油新闻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