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妥自己的心灵 从古至今，靠文学发财的人是很少的。明代的袁枚算是一个。他三十四岁归隐南京随园，整天诗酒唱和，娶过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妓女买来赠送朋友。他能如此风流潇洒，当然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此公确有经济头脑，他依恃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这些女弟子大多是官太太，不差钱，所以袁枚在收取高学费之外，还享受了不少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好处。他利用撰写《随园诗话》之便，公开收取编辑费，谁掏的银子多，入选的作品就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此公在南京和安徽滁州都有地产，他承包给别人耕种，自己坐收渔利。清代的钱谦益不仅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收藏了一代名妓柳如是，靠的不是文学，而是两朝为官赚取的雪花银。当代也有几个作家上了富豪榜，有的靠版税，有的靠书法，有的靠触电（电影、电视剧），有的靠办杂志开公司，总之，纯文学收入在其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
文学从业人员更多的情况是“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李白一生豪气十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是他命途多舛，晚年投靠永王李?的幕府，寄人篱下，最终穷困潦倒而死。杜甫遭逢“安史之乱”，纵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抱负，却无施展才能之机会，做的都是有职无权的小官，一生颠沛流离，郁郁而终。李清照早年与丈夫赵明诚相敬相爱，生活优裕，后逢金兵南犯，夫妻流落南方，丈夫病死后，她受骗嫁给了昏庸官吏张汝州，频遭家庭暴力，婚姻维持了不到一百天即告结束。但是这段改嫁的经历作为一个污点永远刻在李清照的脑门上，不仅折磨其肉身，更重创其心灵，一代才女最后客死江南。
问世人是因为穷困而选择了文学，还是因为文学而导致了穷困？这个问题可以不必回答，但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却必须搞清楚：既然文学并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追逐文学热衷文学乃至献身文学？
答案只有一个：文学可以安妥人的心灵。大千世界，欲望无限，痛苦无限。财富可以使你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却无法使你平衡欲望，安宁内心；权力可以使你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却无法使你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性；美色可以供你风流快活，温柔富贵，却也可以销蚀精神，萎靡意志。宗教和哲学倒是可以深入人的心灵层面，让你活得达观、智慧，可惜中国人大多不信教，即使是教徒，也是急功近利，为了祛病禳灾才临时抱佛脚；提起哲学，则大多数人觉得深奥、晦涩、头疼。文学，只有文学，从《诗经》发源的中国文学，绵延数千年，流淌成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抚慰人的伤口，滋养人的心灵，成为中国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精神的营养品、灵魂的避难所。我很庆幸自己白天从事文学编辑，晚上从事文学创作，是文学的滋养，使我这个农家子弟在进入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后没有迷失自我，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没有同流合污，在浮躁喧嚣的尘世中保持了一份相对的纯净。
“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和我阅历相似的很多读者来说，文学，就是安妥自己心灵的一个支点，有了它，你虽然不能撬动地球，却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清虚之美
苏东坡有句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说的是作为观赏对象的竹子对人居环境的影响。竹子不仅可以用来陶冶人的情操，也可以拿来食用，那就是竹笋。李渔在《闲情偶寄?饮馔部》中，把蔬食列为第一，其中笋又被推为蔬食之首，其次是蘑菇和莼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鲜美。鲜美何来？因为它们生长于草莽山林之间，最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清虚之气滋养了它们，使它们成为至鲜至美之物。李渔用了 “清虚妙物”四个字来形容它们，真是用词贴切。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意思是你吃什么东西，就长成什么气质。这个吃当然包括两方面，既指物质，也指精神。一个整天胡吃海塞、大鱼大肉招呼的人能长得眉清目秀吗？一个整天吃斋念佛的人可能长得满脸横肉吗？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经常爱读书、读好书的人和一个经常看电视、打麻将的人能长成一样的面貌吗？不可能。
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多为俗不可耐之人、同流合污之人、粗鲁暴戾之人、奴才相十足之人、颐指气使之人、居高临下之人，要找一个具有清虚之美的人，真是不易。
钱锺书、杨绛夫妇算是一对。钱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郊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所以他在世时，从来不见记者，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不是他看不起别人，或者对媒体有偏见，而是他珍惜时间，不想把有限的生命耗费于无聊的应酬之中。杨绛先生写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她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选择的都是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万人如海一身藏”。如此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的结果是名至实归。这是清虚之大美。
台湾的南怀瑾、余光中先生亦是具有清虚之美的人物。从外貌看，两人都瘦小，前者精神矍铄，后者面容清癯，均有不食人间烟火之相。南怀瑾先生在政界、商界有很多朋友，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可是他一直追求做一个隐士，对于每一党每一派，他都是“光买票不进场”，即不参与、不掺合。可是他的学问深入浅出，没人不佩服。余光中先生在海外游学多年，比较文学是他的强项，我有幸聆听过他的一次讲座，主题是旅游文化。他说，到各国旅游，不妨留意一下它们的钞票，因为上面的语言、文字、人物头像都蕴藏着文化和学问。他举例说，法国钞票的人物主角不是国家总统，而是作曲家、诗人、艺术家；西班牙钞票右上角印的是本国著名诗人的诗句。余先生感慨道：“什么时候人民币也能印上诗句呢？”你看，钞票是够物质的东西了，可是钞票文化却绝对是精神的，它散发出的不是铜臭味，而是文化的馨香――钞票上印诗句，这是怎样一种清虚之美！如果有一天鲁迅、郭沫若的头像，艾青、郭小川的诗句出现在人民币上，那才称得上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可是越是这种时代，人们越需要精神的滋养、心灵的超脱。李渔说：“毒气所钟者能害人，则为清虚之气所钟者，其能益人可知矣。”物质产品如此，精神产品亦如是。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这些最接近人类灵魂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该萎靡，不该边缘，而应执著坚守，茁壮成长，绽放出清虚美丽的花朵，滋养灵魂，启人心智。这是有识之士共同的期待。
双重父爱
伯伯走了。是周三的一个早上。在距离春节只有二十五天，距离元旦只有三天，距离我到家的时间只有十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终于等不及，不无遗憾地走了。
如果不是出差，周一接父亲电话，买周二动车票，下午到家，正好可以陪伯伯熬过生命中的最后一晚；可是因为出差，订的是周三下午飞青岛的机票，紧赶慢赶，见到伯伯时他已经在床上僵硬了十一个小时了。
这十一小时，是阴阳两隔、生死轮转的十一小时，是永不可逆的十一小时。灵魂已经升天的伯伯头戴毡帽，脸上盖着一张黄纸，身上穿着他早就选好的蓝绸布棉袄，上面用金线绣着元宝图案。一惯讲究整洁的他平平整整地躺在床上，显得干净利落。轻轻揭开那层黄纸，望着伯伯瘦削沧桑的面孔，不禁悲从中来。悲的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悲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会说话的人突然间没了，很快会变成一把骨灰、一座土坟。他的僵硬令我悲痛，令我后悔不已；可是看到他终于可以躺平身子，好好地睡上一觉，心里又有种解脱感。仔细端详，伯伯的脸上确是有一种终结病痛之后的释然，有一种穿越苦难之后的淡定。
他是因为肺心病，主要器官功能衰竭辞世的。去世前一年多，已经不能平躺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得喘不上气来，所以只能斜靠在被子上，闭目残喘。那时候，他因为肝胃不和，吃不动饭，人变得瘦骨嶙峋；腿肿得厉害，隔七八天，甚至隔两三天，就得打一次针。病情稳定的时候，他说，真想见见我的两个孙子、孙女啊；绝望的时候，就问父亲，有没有一种针，一打上，人就能不知不觉地死了？
伯伯的命真苦。十一岁时当儿童团，被组织派遣给邻村送信。时值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他没跟家里打招呼，就自告奋勇揽下了这一“光荣任务”。待他回家时，赤着双脚，手里拎着两只鞋帮――鞋底都跑没了。奶奶一看，心疼得要命，赶紧让他坐到灶前烤火，想让他尽快暖和过来。没成想，这一烤，烤残了伯伯的一生。没过多久，他的双手、双脚的关节慢慢弯曲，变成畸形。在这么小的年纪，伯伯就成了一个残疾人，并最终决定了他的鳏居一生。这，成了奶奶一辈子的心病，以至于临终前还不忘嘱托父亲：有你一口吃的，就有你哥一口吃的。父亲是个守信的父亲，他真的没有让伯伯受过什么委屈，有他一口吃的，就有伯伯一口吃的。伯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我们姊妹三人从小不叫他大爷，只叫“爷”，叫父亲则叫“大大”。爷和大大是我们老家对父亲的称呼（那时候还不兴叫爸爸），他们兄弟俩平均分配了这两个称呼，而我们由于叫惯了，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样的称呼大约只在我们家出现过，方圆百里之内没听说过第二个例子。姊妹三人中，姐姐和我跟伯伯的感情更深一些，那是因为姐姐和伯伯长年一起忙农活，他们在一个汗珠摔八瓣的劳动中胼手胝足，感同身受；我则从小跟着伯伯在一盘炕上长大，夏天他在蚊帐里帮我扇风，冬天他在被窝里给我焐脚，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倒热水吃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叫我起夜上厕所，我们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紧紧偎依，惺惺相惜。
伯伯虽是个残疾人，可他这一辈子干的活，比父亲、比许多健全人干的都多。
爷爷去世得早，家里穷，没地，作为长子，伯伯以残疾之躯，担起了家里的重任――给地主扛活，养家糊口。那时候，他的身子还没长全，却和大人一样，起早贪黑，在黄土地里摔打，后来竟至积劳成疾，患上了气管炎、肺气肿。晚上睡觉的时候，伯伯喉咙里像是在拉风箱，??地响。咳嗽厉害了，他只好翻过身子，双膝跪在床上，把身体弓成一只大虾，糊弄着睡一会儿。可是到了白天，他还得像一个壮劳力一样在地里刨食。生产队时，他的活儿稍微轻省些――给队里看瓜、看花生、看豆角，防止被偷。大包干后，父亲承包砖厂，我和弟弟先后上了大学，家里的七八亩地都压在了伯伯和姐的身上。我们兄弟俩工作之后，家中已无后顾之忧，父亲让伯伯把多余的地退了，颐养天年，可是由于他小时候穷怕了，或者他觉得自己还能干，照旧种着七八亩地，农忙时节，常常要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那时候，还没有机械化，下种、锄草、打药、收割、扬场、晾晒、苫垛……全是卖力气的活儿。伯伯是个要强的人、精细的人，他侍弄的庄稼总比别人家的长势好。他说，干什么就得研究什么。你写文章，就得研究怎么把文章写得最好，我种地，就研究怎么把地种得最好――不让地里长一棵草，什么时候给庄稼施肥、松土、浇水，一点都不能含糊。你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你一年哪！
伯伯没上过一天学，却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很多事情，父亲当局者迷，可是伯伯能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比如，父亲办厂子时，有很多人贪图父亲的钱财，和父亲套近乎，请父亲吃吃喝喝，很快成为父亲的酒肉朋友。父亲是个实诚人，什么话都往外说，什么事都放心地交给别人办，结果常常被小人利用，弄得蚀本折财。伯伯总能较早地辨清小人，点拨、提醒父亲，可惜父亲过于自负，经常听不进去，到头来吃亏时，才佩服伯伯的先见之明。
伯伯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常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过日子一定要有计划，要精打细算，不能饥一顿饱一顿。我和弟弟各自有了孩子之后，他就对我们讲，“惯子如杀子”，孩子一旦惯坏了，想让他变好，很难。他常拿我爷爷的例子现身说法，说我的曾祖父是个能干的人，拥有几十亩土地，可是到了爷爷手中，吃喝玩乐，很快挥霍殆尽，以致于伯伯只能以扛活为生。
到了晚年，伯伯对死看得很淡。他说，你们姊妹三人孝敬，我不缺吃穿，不愁钱花，还住上了楼房，享了两三年福，知足了！我都七十六岁了，超过全国的平均寿命了，你看生产队时的那些青年，身体比我棒，岁数比我小，一个个都比我先走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依着活，那还有个头？都不死，这世界就更挤了！我有时开导他，活一天，赚一天，您就多活几天吧！他立刻回答，活一天，赚一天，那要没病没灾，人有病了，受罪了，就不如早早解脱。他还叮嘱我，在他死后，千万不要请什么吹鼓手，不要买什么纸车纸马，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什么意义，只要给他买具差不多的寿器，里面放上两件他心爱的衣服就可以了。
伯伯和父亲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一个冷静，一个热情；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精细，一个粗放。但他们又是互补的、宽容的，否则，不会相处几十年都没有红过脸、吵过架。从这个角度来说，伯伯是一个杰出的伯伯，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娘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娘。伯伯在世的时候，我跟一位朋友提到过伯伯与父亲的关系，朋友听了，说，你多幸福啊，你有两个父亲啊！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虽然我们一直享受着双重父爱，可是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既然我们平时多享受了一份父爱，那么如今，就要多遭受一份失去父爱的痛苦。上帝是公平的。我不抱怨，我不后悔，我不哭！
爷，您走好！到了另一世界，您就不用咳嗽吐痰了；到了另一世界，您就可以平躺着睡觉了；到了另一世界，您就可以与您的父母团聚了。爷，我一定听您的话，每年清明到坟上给您添很多的土，免得您受冻着凉。您就放心地去吧！
徐怀谦，著有杂文随笔集《拍案不再惊奇》《生命深处的文字》等，有作品入选《中学生千字议论文读本》《读者人文读本》等十余种书籍。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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