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派”，新诗神灵的守护者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1978年4月30日，艾青的短诗《红旗》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预示着在中国诗坛消失了长达21年的老诗人重新出现在新诗创作的历史舞台，一面沉降许久的“红旗”终于再度飘扬在中国诗歌的领空。紧随其后，绿原、牛汉、蔡其矫、彭燕郊、曾卓、郑敏、辛笛、杜运燮、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赵恺、梁南……一大批曾经在中国新诗的天幕上闪烁过光芒的诗人们，在政治的倾轧下沉默二十余年后，也相继用诗歌的形式唱出了自己久违的心声。这群在沉寂几十年后又重回诗坛的诗人被文学史称之为“归来”诗人群。“归来派”诗与“朦胧诗”构成了新时期诗歌中两道最为亮丽的文学景观。?
重回诗坛的“归来”诗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时段里，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其中包括艾青的《鱼化石》、《光的赞歌》，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蔡其矫的《祈求》，绿原的《重读〈圣经〉》，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流沙河的《故园九吟》等。不过，我们说这些“归来派”诗歌优秀，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诗坛的荒芜、贫瘠而言的。对照五、六十年代美学品质低下、诗性缺失的政治抒情诗而言，“归来”诗人提供的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可以说优秀，而且还称得上是杰出的。因此，当这些作品问世时，不少诗人、诗评家对它们进行高度评价和过多赞誉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诗歌放置在近百年的新诗历史中进行客观、理性地考量时，不难发现，说它们如何如何优秀，已经有着溢美之嫌，更不谈说它们杰出了。从表现形式上看，“归来”诗人的诗作在意象的连缀中往往要夹杂理念的硬块，从而破坏了情绪表达的流畅性与整一性，降低了诗歌的美学素质。与此同时，因为受到长期的极左思想影响和颂歌型诗学规范的制约，“归来”诗人的一些诗歌，也明显深烙着政治抒情诗的印痕。以艾青为例，他复出之后创作的诗歌作品，无论是《在浪尖上》、《光的赞歌》，还是《鱼化石》、《盆景》，在艺术水准上都远远比不上在三四十年代所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乞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而且其中反映出的二元对立思维与斗争哲学，使诗歌呈现着简单化、平面化与政治化的迹象。这也难怪，对于“归来”诗人来说，多年的写作中断已经导致了诗艺的荒疏，长期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也使他们的思想、情感都出现了退化与僵硬，诗歌创作水平较之其鼎盛时期出现大幅度滑坡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上述谈论的主要是影响“归来”诗人创作水平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从主观上来看，“归来派”诗歌大都是在非常态的心境下创作而成的，这种非常态的心境也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诗歌境界的升华。文革结束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诗人们重获了书写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他们郁积已久的万般心思此时恰如开闸的江水，奔涌而来，汩汩不断，他们急于要在这新的生存境遇里“清理残存的噩梦”，“抚摸创伤的记忆”（王光明语），匆匆记录历史的感怀与人世的喟叹，“归来派”诗歌正是在这种非常态的写作心境下生成的文学作品。“归来”诗人非常态的写作心境与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精神是相违背的，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感情激烈之时，诗人们无法对纷至沓来的审美物象进行细致的咀嚼、审视、分析与筛选，不可能恰如其分地选择审美效能最强的意象来组构诗篇，从而达不到使诗歌丰满蕴藉、复义含混、张力无限的美学目标。“归来派”诗歌中出现了不少理念的“硬块”和干涩直露的哲理表白，恐怕与这种非常态的创作心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主观与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归来派”诗歌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艺术高度，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归来”诗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诗学启示。首先，“归来诗人”以二十多年默默的诗性坚守与不屈的命运抗争，维护了新诗的艺术生命，捍卫了中国诗人的尊严与荣誉，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新诗神灵的忠实守护者。自1957年反右斗争始，政治的旋风就将一大批的中国诗人吹上了曲折坎坷的生命之路，“归来”诗人们几乎都成为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的牺牲品，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艾青从诗坛消失的二十一年里，他年迈的脚步不得不蹒跚于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荒原那漫长而崎岖的路途。而牛汉、曾卓、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因为受到“胡风集团”冤案的牵连，不仅受到了长期下放劳改的苦役，而且也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失去了自由思考与生活的人生权利。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如山的精神迫害并没有摧垮他们的意志，他们在漫漫的长夜里默默地忍受痛苦的折磨，用心灵守候着中国新诗的神灵。“黑暗凝固得像花岗岩/然而人间也有多少勇士/用头颅去撞开地狱的铁门”（艾青《光的赞歌》），“归来诗人”们正是以“勇士”般的顽强和坚毅，“撞开地狱的大门”，用二十多年不懈的抗争与痴情的守候所积攒起来的满怀诗情和更为沉厚的歌声，来迎接新时期的曙光。在那个非常的时期，中国新诗微燃的艺术火种，多少次被极左思想的寒风吹得摇颤欲灭，正因为有这些诗人的默默守护，它才得以延续下来，形成今天蓬蓬勃勃的燃烧之势。?
其次，“归来诗人”用回归后的创作实践，弘扬了新文学“说真话”的艺术精神。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中国作家都懂得了“说真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意思，“说真话”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其实，“说真话”不只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美学品格，而是整个新文学的一种可贵的艺术精神，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近百年来，中国现代作家都是以真诚、真挚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从事艺术创作的起码道德和基本素质的。然而在那个“假”“大”“空”盛行的年代里，真诚与真挚却被无端放逐了，它们直到新时期到来后，才重新回到中国文学的艺术天地之中。艾青在新时期第一个提出诗人要“说真话”的深刻命题，流沙河把“说真话、露真相、交真心”作为自我人格的追求，公刘也说：“诗必须对人民诚实，这也谈不上是哲学，谈不上是美学，而只不过是革命者最起码的为人之道。”“说真话”的自觉追求，使“归来派”诗歌充满了情真意切的感人魅力，激发起人们对那个黑暗年代的最深沉、最理性的追忆与反思。
在今天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里，商业化的浪潮扑打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诗性的空间正在变得日益狭窄，如何在这个并不利于诗歌生长的环境里焕发新诗的艺术生命，再创中国新诗的辉煌，同时不让商业社会中随处可见的虚假、奸诈与铜臭气息沾染纯洁的诗神呢？也许我们能在“归来”诗人那里找到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