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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含义_道德文化建设机制探微

时间:2019-02-0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文化领域也正处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产生出来负面的东西必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道德文化领域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文化领域表现出来,道德文化建设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社会环境四位一体机制入手多方面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关键词:道德文化建设;四位一体机制;系统工程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46-03
  
   一、问题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道德文化建设,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对思想道德建设进行部署。党中央还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新阶段的第二个十年先后三次召开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和重点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2001年中共中央下发了新中国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彰显出党在道德文化建设上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国家层面对道德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应该说,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条件,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文化领域也正处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产生出来负面的东西必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道德文化领域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文化领域表现出来。如《决定》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等现象还存在着,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一些企业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一些文化名人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一些公民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思想道德文化领域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凸显了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社会环境四位一体机制入手多方面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二、道德文化建设,教育是基础
   道德文化建设,教育是基础。其一,学校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必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邓小平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 [1]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现在起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1],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十分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他明确提出 要“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2],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2011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其二,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道德心理习惯,官德不彰,民风难淳。“公生明,廉生威,民不畏吾能,畏吾公,民不畏吾威,畏吾廉”。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既是党风和执政能力的反映,也对广大公众具有导向、示范、带动、辐射效应,因此,对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要求必须是双重的,即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过程中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求真务实、办事公道等,又要具备在权力行使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如遵纪守法、诚实无私、廉洁自律等。作为领导干部,应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风正则干部群众和睦,干群和睦则社会稳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其三,全社会的公民道德素质与法治教育。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成为公民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和各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有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是不可想象的。二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是非、美丑、善恶的评价标准,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三是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要教育人民群众正确理解义利观,没有国家的“义”,个人的“利”就没有保障,同样,不尊重和兼顾群众个人的“利”,国家的“义”就会失去意义。树立在首先维护国家的利益前提下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四是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引导公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五是要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是道德的基础,面临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对诚信建设造成了强大冲击,由此引发了道德危机。道德危机本质上是诚信危机。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诚信的重塑,培养人们的相互信任意识,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健全法制并严厉、有效地打击各种不法行为,以便弘扬社会正气;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以便诚信行为得到肯定而失信行为受到相应惩罚,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六是要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守法意识是现代社会规则和法律体系运行的必要前提。只有公民的守法意识提高了,法律才能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只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实现了真正的道德自觉,法律才能成为公民行使个人自由和权益的有效保障。
   三、道德文化建设,制度是保障
   道德文化建设,制度是保障。制度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制度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最基本的规则,制度安排是否适度是其他社会规则是否适度的前提。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不好的制度则为 “从恶”提供便利,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从善”行为。制度建设是道德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要把道德文化建设通过一定程序固化为制度,并依靠制度来促进道德文化建设的健康运行,使其不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战略高度提出制度建设问题。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3]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为了加强廉政建设,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还是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 。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目标和任务。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以德治国”正式确立为治国方略,道德建设从此被纳入国家治理的高度,从而为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4]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5] 。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中国理论”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重要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我们党道德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
   四、道德文化建设,监督是关键
   道德文化建设,监督是关键。监督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永恒主题。有一位哲人讲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6] 加强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做过许多有关监督问题的精辟论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党内监督思想作出了卓越贡献。建国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7]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邓小平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 [8] 1992 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发出警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3]如果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形成一套严格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8]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中,“监督” 一词出现99 次。由此足见邓小平对监督的高度重视。与邓小平同志一样,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江泽民同志所主持撰写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中,“监督”成为 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在“十五大报告” 中,“监督” 一词出现24次,在 “十六大报告” 中,“监督”出现23次。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带头接受监督,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已逐步建立起以党内民主制度为核心、以领导干部监督制度为重点、以党内巡视制度为保障、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党内监督制度框架体系,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新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特征,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取得了新发展。
   五、道德文化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是重要支撑
   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还要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重要支撑。首先,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牢牢把握正确导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壮大主流舆论,弘扬社会正气,以正面宣传报道引导人。其次,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实施精品战略,通过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艺创作,推出更多优秀作品,自觉抵制低俗之风,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再次,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道德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传播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发展网络新技术,创新业务形态,提高网络优秀文化传播能力,占领网络信息传播制高点,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最后,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开放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夯实道德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让道德文化理念在社会深深扎根,形成浓厚的有道德、讲文明、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79.
  [2] 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2:39.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380.
  [4] 胡锦涛.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N].人民日报,2006-01-07.
  [5]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通过)[Z].
  [6] 孟德斯鸡.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7] 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3.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303.
  
  [责任编辑 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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