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从机会平等着手，一方面重视解决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重视解决机会实现过程的不平等。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 起点机会平等 过程机会平等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根据北京交通大学张影强和丹麦奥胡斯大学商业和社会学领域的托尔?埃里克松关于中国九省地区的纵向调查，居民收入差距的63%是因为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的比例在1989、1993、1997、2000、2004、2006年分别为46%、49%、48%、57%、65%、63%；排除机会不平等因子影响后的收入差距在1989、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18、0.15、0.17、0.17、0.16（何殷，2011）。同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认为：“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陈国军等，2010）。
着力解决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
（一）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
学前教育是决定未来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在古人的思想中，就已经很重视孩子的学前教育。而目前国家只规定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却忽略了孩子的学前教育，全国农村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不到40%，只有陕西省从2011年起推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试点。政府应该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免费的学前义务教育，保证低收入家庭也能让子女享受基本的学前教育。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民营幼儿园，让居民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切实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
目前的义务教育，政府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这种显失公平的经费分配比例，直接导致了农村、中西部地区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上的明显不公。在师资力量的分配上，广大农村及偏远山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普遍实现了“本科化”甚至“硕士化”。这就导致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平，关键要实现教育均衡，加大农村和中西部教育资金投入总量，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质量。同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参与聚资和捐助，如有条件，还应该发行教育债券。此外，政府还应该利用政策杠杆，引导优质教育资源流向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值得欣慰的是政府正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鼓励大学毕业生支援西部农村教育等。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教育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政府应该放开户籍管理制度，让更多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子女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大多数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些高校对本地生源招生比例很大。越是落后的地区，高考录取线越高；越是经济不发达省份，录取率越低。各省重点大学的录取率相差巨大（侯杨方，2007）。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不断促进各地的高考录取指标的均衡，逐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录取分数线。同时，制定更优惠的措施保证贫穷地区大学生完成大学教育，不能因家庭贫困而放弃学业。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已经建立了以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基金、特别困难学生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在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方面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还应加大力度、拓宽渠道。
（二）就业机会不平等问题
目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可以审视到因身份、年龄、身高、性别、地理环境、职业、疾病等原因而受到社会排斥。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歧视而造成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公务员招聘和职业中的歧视相当严重，公务员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复试阶段；最容易受歧视的群体为农民工、艾滋病患者、残疾人和对女性的歧视，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工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就业权利；最严重的歧视是健康、年龄和身体特征（身高、长相、体重）等。
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就业机会更加平等：破除就业中的“关系网”。中国式的“关系”是目前造成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政府应通过立法手段，保证就业信息公开和就业过程的公平，防止“关系”腐败；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平等就业意识。广泛开展反对就业歧视的基本知识教育。普及劳动法知识和国际劳动组织有关反就业歧视的规定。政府与民间和媒体联合行动，揭露严重歧视的事件与案例，在一些重要媒体上曝光，要有对歧视案件处理的行政执法行动和司法诉讼，以增强全社会就业机会平等的意识；完善立法和消除现行法律中的歧视现象。完善中国的反歧视法最重要的是具体界定歧视，特别是规定法院受理诉讼程序、举证责任和救济补偿办法。完善反歧视法律制度，制定反歧视基本法《反就业歧视法》或《就业机会平等法》；设立平等就业机会的机构。根据国外的经验，建议我国设立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由法律赋予它独立职权，我们可以定位它为法定机构。委员会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须由法律专家或法官担任，其主要职责是受理关于就业歧视问题以及其它歧视问题的投诉，有权展开调查和裁决，有权将本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向社会和政府公布，并就有关反歧视法律的问题向政府、法院以及社会提供咨询、意见；有权独立地向法院提起反歧视诉讼；规范劳动力市场。重点是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废除城乡割裂的二元户籍制度，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
着力解决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不平等
（一）腐败等非法非正常手段造成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不可否认，现阶段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个人，是在法律和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增加。但是，也存在大量严重的非法致富。南开大学的陈宗胜教授（2010）提供过一个数据，在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中大约有20%是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所造成的，其中偷漏税和走私的收入约占80%多，腐败收入约占10%。
减少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实现市场竞争的公平：一是加强司法执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素质，强化司法执法的严肃性，必须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足够重视，在管理上坚决杜绝司法执法部门不作为和以罚代判、以罚代管行为。二是加大对各种违法的打击力度。各执法部门要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偷税漏税骗税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对于违法乱纪的黑色、灰色收入，必须坚决取缔、惩处，综合利用经济、政治与刑事处罚手段，加大“犯罪成本”。三是健全法律，完善制度设计与建设，特别要加强经济社会体制各衔接部分的协调配套改革。尽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政府机构，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尽可能使社会经济资源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交由市场去配置，把政府权力的运作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公”的领域要求公共选择，强化对政府的问责机制，“私”的领域需要公平竞争，建立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四是进一步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切实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要部门权力行使的监督，使监督贯穿于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公开办事制度、办事过程、办事结果，让老百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舆论监督对扼制腐败等非法行为具有其它监督部门无法替代的能力和作用，应强化舆论（主要指新闻媒介的报道）部门的自主权和记者们的监督作用，使其成为打击非法活动的骨干力量之一。要大力推进民主建设。历史经验证明，民主是腐败的天敌而与公平正义相生相伴，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才能织就反对腐败和一切社会不公的天罗地网。只有如此，才能使违法者不想、不敢、也不能继续违法违规，去谋取非法非正常收入。
（二）垄断造成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当前，我国垄断行业在资源占有上是行政手段，在经营上是行政垄断，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在分配上采取市场原则，实行高工资、高福利，从而出现了“政府定价，企业赚钱，百姓埋单”、“效益好时涨工资，形势不好就涨价”的怪现象。因此，垄断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大敌”，尤其是依靠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它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最终必然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第一，逐步破除垄断行为，化小垄断利润。破：对垄断企业进行分割，削弱其垄断力。具体说，对垄断企业的分割可分为业务分割和区域分割。如中国邮电业务被分割成邮政和电信的分业经营；区域分割的典型是航空业被分割为几家公司。通过分割可削弱其垄断势力，促进竞争，新的竞争主体才有机会出现。立：扶植和培养新的竞争实体。这是打破一家一统天下局面的另一种方法。正是因为新的竞争实体的出现，才使电信业的服务质量和价格水平不断降低，消费者才得到更多的实惠。用行政的强制力量消除行政垄断。反垄断的重点是反行政垄断，能否真正打破行政垄断，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实现政企分开，政府不从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的职能中转变过来，权力如果不从市场的竞争领域退出，反垄断只是一句空话。完善反垄断方面的相关法规。反垄断行为首先就要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健全。《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的是企业，并没有将政府本身的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的范围。《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仍不足。针对各垄断行业的法规也很不健全。为此，要抓紧清理不利于打破垄断、实现自由竞争的法规，修改和完善《电力法》、《航空法》、《铁路法》等相关法律，并加快《电信法》、《石油天然气法》等立法进程。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对垄断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思路是通过立法强制垄断企业的所有者退出全部或大部分所有权，对垄断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投资蜕变为分割平均利润的凭证，企业交由职业经理人经营。建立企业经营权竞争机制。如果不改变垄断企业的产权，也可以通过竞争企业经营权的模式压缩垄断利润。具体做法类似于承包制，即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职业经理人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原垄断企业的经营权，由那些管理有方、经营得法、承诺按最低价格提供优质产品或服务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垄断企业。
第二，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打破企业内部分配的平均主义，按岗位确定合理的有差别的基本工资，按贡献确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打破垄断企业内部的人事垄断，充分引入岗位竞争，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员流动体制。
第三，建立有效的国家宏观管理体系。国家必须直接管理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分配，其分配制度和收入水平应当报劳动部门审批。改进工资总量调控办法。根据各类垄断企业不同的生产经营特点实行分类调控，变过去工资总额“单控”为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控”。“双控”不仅能从宏观上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总额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其不合理的过快增长；同时也能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对企业会计报表定期审查，防止利润流失。对无视法规的单位或个人要依法严肃处理。计划、物价、工商等政府主管部门应借助行政手段对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控制和监督，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实行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或最高限价以防止垄断企业对价格的操纵。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定价方法、监管程序和监管组织体系。此外，为避免在政府实行监管后自然垄断企业因缺乏竞争和生存压力而丧失降低成本的热情，可在定价时确定一个社会和企业分享降低成本好处的比例，以调动其降低成本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赵振华.理性认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J].理论学刊，2008(6)
2.梁文森.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J].经济学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