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的大德 上古时期的尧帝、舜帝，是传说中的好帝王，毛泽东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笔，给这两位以敬仰。 尧、舜二帝到底好在哪里?司马迁写道：尧帝差人考察日月星辰的运行，确定了年的历法，并传授给了百姓。自此以后，天下的百姓知道了，一年中日夜长度均等，傍晚鸟星在正南方出现的这一天是春分，是播种耕作的日子；一年中自天的时间最长，恰逢傍晚时分火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夏至，是庄稼需要全力助耕的日子；一年中日夜长度均等，傍晚虚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秋分，这个时节庄稼熟了，该收割了；一年中白天最短，傍晚昴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冬至，到了这个时节，就要将收获的果实储藏起来了。尧帝着人确定的这些时令季节，足以叫天下百姓享用万代千秋。
至于舜帝，司马迁写得更详细了。他命皋陶作狱官，能主持天下公平，百姓信服；他命伯夷主持礼仪，上上下下都能礼貌谦让；他命羿主持农业，天下谷物获得丰收；他命契作司徒，百姓之间相亲和睦；他命禹治水，九州的大江大河疏导畅通。舜帝任命的二十二位大臣，个个忠于职守，功绩显赫。事实上，上古华夏政府管理机构的雏形，在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身上得到最早的印证。
这些事关时令节气的确定、国家管理体制创立的大事，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后代享用不尽的，无疑要算作尧、舜二帝的大德。
但司马迁的刀笔告诉后人，尧、舜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德，即选择好的接班人。
尧在位七十年后，开始选择接替他的人。按照老祖宗黄帝的传统，是把帝位传给儿子或孙子的。但这个传统被尧帝改变了，他有个儿子叫丹朱，可并没有把帝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舜，原因是丹朱不贤。他说：“如把天下传给舜，全天下都可得到好处，只是丹朱痛苦；如传给丹朱，全天下便都痛苦，只有丹朱得到好处。总不能拿天下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吧。”
选择舜，是有原因的。舜虽也有贵族血统，但到他父亲时，已经降为贱民了。舜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死后续弦生了个弟弟叫象，象成了这家的宝贝，父母包括象总找茬杀舜，可舜一次次都死里逃生出来。一次，舜爬到仓库上抹缝隙，他那瞎眼父亲便从下面点火，熊熊大火把仓库烧成了灰烬，舜靠两个斗笠护着，跳下来逃生了。又一次，舜挖井，待井挖深了以后，瞎眼父亲和弟弟象便使劲往里填土，把井填了个结结实实。他们以为这回舜死定了，不成想，舜预有准备，早就从旁边挖了一个斜洞，从斜洞里逃了出来。虽多次遭到父亲和弟弟的暗算，舜不予计较，仍然恪守孝道，尽儿子和兄弟之礼。因为这个原因，舜被尧帝选为接班人。据司马迁记载，舜帝继位后，回家省亲，非常孝敬父亲，对弟弟象也很关爱。
尧帝把舜选为接班人后，特地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为妻，同时派出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以观察他如何做人处事。观察的结果是，舜家居行为认真不苟，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父母和弟弟，能遵守为妇之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能互让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能互让自己的住所；在黄河岸边作陶器，黄河沿岸出产的陶器没有粗制滥造的。舜居住过的地方，一年后便成村落，两年后便成城邑，三年后便成都市。如此观察考验了二十年后，尧帝令舜代行天子之职。这一代又是八年，尧帝去世，天下人像死了父亲一样伤心痛哭。服丧三年后，舜为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避走南方。只是各诸侯不去朝见丹朱，而是翻山越岭去朝见舜，舜才推托不过登上帝位。
舜三十岁开始接受尧帝的考验，五十岁代行天子之职。五十八岁时尧帝去世，六十一岁登上帝位，在位三十九年而终。舜执政二十二年后，命禹代行天子之职。禹为了治理水患，结婚四天后便外出治水，一去便是十三年，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遇到泥泞的路就用耀橇行走。十三年下来，疏通了九州河川的壅塞，使之流人海中，天下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舜帝并不是没有儿子，且司马迁的刀笔并没有刻下他的儿子“不贤”之类的字眼，可他为了天下社稷，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似尧帝那样，把帝位传给了被实践证明能为百姓谋幸福的人。这，就是尧、舜二帝的大德。
之所以称其为大德，是因为在民主和法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我国上古时期，司马迁的刀笔反复刻写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好帝王当政，天下太平，百姓幸福。
君德在明
读战国时期的历史，风卷云涌的连年战乱中，搅得我糊里糊涂的，是这个登台那个继位的君王。那时战国有七雄，加上南方百越部族，北方胡人、貉人首领，称君称王的无以数计，要彻底弄清走马灯似的各路君主也是真难。倒是今日这王登台明日那君继位见的多了，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君德在明。
所谓“君德在明”，明在哪里?首先要明在明智。君王主一国大事，责系春秋，首要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大事，并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料理国家的大事上。如果大事抓不住，抓到手的尽是些鸡肠鸭肚的小事，这样的国君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怎么会有建树有政德呢?因此说，“君德在明”首先要明在明智；其次要明在明断。君王处理国家大事，王公大臣断不了要提这样那样治国安邦的建议。这建议是人提出来的，免不了带有个人或家族门庭的感情色彩。君王的政德修明，就得表现在对所提的各种建议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明断上。我的这个认识，是从齐威王身上获得的。
公元前三五五年，齐威王与魏惠王相约狩猎。闲聊中，魏惠王炫耀说：我们魏国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你们齐国那么大，难道就没有宝贝吗?齐威王说：我对宝贝的看法与你不一样。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不敢来犯，泅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有位叫盼子的，遣他镇守高唐，赵国人怕得不敢到黄河边来打鱼；我的大臣中有位叫黔夫的，令他守徐州，燕、赵两国的人对着徐州望空礼拜，举家来投奔的多达七千多户：我的大臣中有位叫中首的，委他主管社会治安，国家能做到路不拾遗的太平。我的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十二乘车子呢!
两位君王对宝贝的不同理解，恰恰在是否明智上也即是国家大事上形成了分野。魏惠王看重珠宝，齐威王看重人才的不同结果，历史作了无情的注脚。我们不妨拿公元前三五四年至公元前三二四年这段历史，对齐、魏两国的状况进行一下比较：
公元前三五四年，秦国军队击败魏国军队，夺取少梁；
公元前三五三年，齐国军队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
公元前三五一年，秦国军队围攻魏国固阳城，予以攻克；
公元前三四一年，齐国出兵救韩国，大败魏军，俘虏了太子申：
公元前三三二年，魏国献出华阴向秦国求和；
公元前三三0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又献出少 梁等地；
公元前三二九年，秦国进攻魏国，渡过黄河，夺取大片上地：
公元前三二八年，秦国围攻魏国蒲阳，予以攻占；
公元前三二四年，秦国攻打魏国，夺取陕县
本来魏国就不大，我真担心历史往下翻，再翻几页魏国就翻没了。而这期间的齐国，致力于修政整军，国势日臻强盛，开始强于诸侯了。
在同样的历史跨度中，齐国日益强大，魏国日益削弱，这与两国君王对宝贝的看法不同有没有关呢?
值得一提的是，魏国早在武侯时期，就在“何为国宝”的问题上有过类似情况。一次魏武侯乘船顺黄河而下，他见岸边山势险峻，对同乘的吴起说：这可是魏国的无价之宝啊!吴起回答得很好，他说国宝在于政德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事隔三十多年后的魏惠王，视能照亮十二乘车子的珍珠为国宝，这究竟是无独有偶呢，还是魏氏王室就有这么个遗传?这真叫人琢磨不透!能耐人琢磨且能琢磨透的是：凡国君的大德能在事关国家的大事上明智，也就能在处理朝政上明断。这似乎与国君的智商无关，倒颇似上天的刻意造化!
我们不妨还拿齐威王来作例。
齐威王手下有两个大夫，一个在即墨任职，叫即墨大夫；一个在阿地镇守，叫阿地大夫。这两地大夫的为官情况，传到齐威王的耳朵里截然相反。即墨大夫是每天都有受指责的话传来，而阿地大夫是每天都有受称赞的话传来。怎样评判这两个大夫，使该受称赞的赞而无虚，该受指责的责而无冤，齐威王没有听听了事，而是派人到即墨和阿地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齐威王奖赏了开辟整治田地、百姓安居乐业、官府平安无事、东方十分安定，但就是不巴结齐威王左右内臣的即墨大夫，赐封他享受万户侯的俸禄；严惩了田地荒芜、百姓饥困、对于邻国军队来齐夺城占地坐视不救的阿地大夫，将他处以烹刑。这还没完，他又把自己身边收受阿地大夫重金而替他说好话的左右内臣一并扔到滚开的锅里煮了，用以告诫臣僚们不要弄虚作假，要诚实做官，扎实做事。
史载，齐国因此大治，“强于天下”。
我第一次读到齐威王这个故事时，禁不住拍案叫绝。以后每每再读，每每都拍案叫绝。好一个齐威王!身负治国安邦之要责，心系强国富民之大事，竟能在日理万机中做到如此斩钉截铁的明断，齐国岂有不盛之理!
古人讲，仁义是大德。孔老夫子主张“为政以德”。后人还有推崇“勤政为德”的。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我推崇“君德在明”。作为君王，首要的是要在举国上下纷繁复杂的大事中抓住最大的事，在最大的事上明思路、明政策、明法度、明目标，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就像海上航船一样，船长只管把好方向，拖甲板之类的事大可不必亲自去管。
这就是我推崇“君德在明”的初衷。
文章写到这里，我又在想：君德在明，臣德呢?臣德在什么?
臣德在公
写完“君德在明”，我就开始琢磨臣德在什么。
通常的说法是“臣德在忠”，忠于君主，忠于职守。过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从主题的人物塑造到人物的脸谱变化，都给人们刻画并赞美了“忠臣”。我是赞赏为臣要忠的，一个“忠”字，便把人物秉性不移、忠贞不二、义气凛然等等全囊括进去了。但作为臣僚的大德，我又觉得“忠”虽然很重要，却不是最主要的。
什么是臣德最主要的呢?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殿堂中去，请出司马迁笔下的王公大臣分析一下看吧。
刚写完齐威王，那就先从他分析起。齐威王在对即墨大夫和阿地大夫的处理上，不听谗言，用处死阿地大夫、奖励即墨大夫的明断昭示了大德。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齐威王派出的使臣不实事求是，或者说阿地大夫用重金贿赂的同样手段把使臣收买了，使臣回报齐威王的与他身边谗臣灌进他耳朵的一样，齐威王再明断，结果还能是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吗?当然，这之中使臣“德”的表露，不排除有“忠”的成份，但更主要的，我以为是公，即实事求是，出以公心。
从战国时期的历史看，臣忠于君的风云人物不少，但在这诸多忠于君的臣僚中，有的却因为德不在公，而做出了许多损害君王及国家的事。
先说庞涓和孙膑。二人早年同学，朝夕研习兵法。庞涓学成后在魏国做将军，孙膑仍留在齐国。同窗学友，彼此知根知底。庞涓自知用兵遣将不如孙膑，便心生歹计，把孙膑请到魏国，先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引起魏惠王对他的赏识，尔后运用自己从兵法中学到的谋略，设计陷害孙膑，依法将孙膑的膝盖骨砍了，废了他的双腿，并在他的脸上刺字。庞涓这么下毒手的用意很清楚：砍他的双髌，叫他不能再骑马领兵打仗；在他脸上刺字，叫他无颜出面作事。庞涓作为魏将，其用心不是对魏王不忠，但他嫉贤妒能的狭隘自私心理，使得他的作为埋下了损害魏国利益的祸根。在魏国攻打赵国并大胜在望时，已经偷跑回国并被齐威王聘请为老师的孙膑，率兵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在魏国出兵攻击韩国时，齐大将田忌统兵，孙膑为军师率军救韩，在马陵设计大败魏军，并俘虏了魏王的儿子。
庞涓与孙膑的历史纠葛告诉我们：臣德在忠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臣德忠而不公，臣僚们再忠也将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再看另一对历史冤家――范雎和白起。范雎魏国人，出使齐国被魏王误会而受了点折磨，肋骨打断了，牙齿也打脱了。后来他逃到秦国，受到秦昭王敬重。为了谋得昭王的舅舅穰侯的丞相职位，范雎一个劲儿在昭王面前挑拨离间，最终离间了昭王的母子情、舅甥爱，满足了范雎谋求丞相职位的私心。
那时秦国的大将白起，为人正直，忠勇有谋，率军向东攻城夺邑，破韩、魏联军；发兵攻楚，连破数城，长驱占郢；在长平与赵军接杀，灭赵括官兵四十多万。白起为秦国称雄屡建战功，是战国时期的名将。
公元前二五九年，白起兵分三路，平定太原，攻克武安，直指赵国国都邯郸。赵国一亡，韩、魏等国灭亡在即，秦国就可以称霸天下了。对此丞相范雎十分清楚。可是由于范雎品性不正，做什么事都先从自己的利益着想，担心白起攻克邯郸而功比他大，位在他上；加之韩、魏两国的说客送给他的丰厚金银他笑纳了，因而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劝说秦王罢兵，让赵、韩、魏等国得以休养生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待到来年秦国发兵再次攻赵时，已时过境迁久攻不下了。秦王因此叫白起率军再战。白起作为战将是审时度势的，他清楚这种仗无法取胜，加之他当时确实患病，因而托病不肯赴任。范雎于是鼓动秦王免除白起官爵，贬为士兵，逐出咸阳。白起走到半路，秦王又与范雎等商量，赐剑叫他自杀。
于是，历史这样佐证：秦国称霸天下的一个绝好机会，因为范雎的一己之利而丧失了!秦国难得的一员统兵大将，因为范雎对一己之利的担忧而被害了!
当然，战国史上的臣僚不全像庞涓和范雎那样，齐国派往楚国的使臣貂勃，其大德在公的所作所为，就光彩照世，而与庞涓、范雎之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貂勃有德有才，宰相田单把他推荐给齐襄王。齐襄王的九个宠臣都想中伤田单，看貂勃是田单推荐的，就建议派貂勃出使楚国。貂勃到楚国后，楚国对貂勃待之以礼，热情招待。于是九个宠臣又在齐襄王耳边嘀咕，说像楚国这样的万乘之国，热情礼待貂勃，还不是看宰相田单的面子吗?大王一定要小心啊!齐襄王因此生疑，多次当众直呼“田单、田单”，用轻蔑表明了他对宰相田单的不信任。貂勃看到后，秉公直谏，摆出当年燕国伐齐，齐王躲到城阳的山里，是田单在方圆不到三五里的即墨，率七千名疲惫不堪的士兵，大破燕军，收复齐国千里领土的史实，说服齐襄王抛弃了对田单的猜疑，并处死了身边得宠的九名奸臣。
齐襄王如果没有貂勃的秉公直谏，齐国就将失去田单这位好丞相，也就不会有以后攻克狄族大营的胜利，也就不会有田单率军夺燕国中阳、韩国注城的辉煌。
战国七雄的兴衰史告诉我们，“臣德在忠”也对，“臣德在勤”也没错，但最最核心的，还是“臣德在公”!因为只有“公”是针对国家的，针对民众的。
臣僚一心为公是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