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半月刊是民国时期一批文化精英的思想阵地，他们通过这份刊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阐释自己的学术见解，展示自己的生活体会，在富有“幽默”色彩的亦笑亦骂、亦批亦讽的文字中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主张。本文拟从《论语》半月刊作者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学养背景、政治理想、文化观念、生活理念等四个方面，来探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幽默”特征。
关键词：《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幽默
中图分类号：D69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014-05
《论语》半月刊是林语堂、邵洵美和章克标等人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办的幽默文化期刊。由于该刊以“不谈革命”、“经济独立”和“保持个性”为宗旨，因而吸引和集聚了民国时期一批文化精英，《论语》半月刊也就成为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他们通过《论语》半月刊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阐释自己的学术见解，展示自己的生活体会，在亦笑亦骂、亦批亦讽的文字中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主张。因此，《论语》半月刊无疑是一个观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窗口。本文拟从《论语》半月刊所涉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学养背景、政治理想、文化观念、生活理念等四个方面，来探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幽默”特征。
一、“两脚踏东西文化”：《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学养背景
《论语》半月刊以“幽默”为旗帜，聚集了民国时期众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邵洵美、孙伏园、孙福熙、徐?曾留学法国；邵洵美、老舍、俞平伯、刘半农、陆晶清、王礼锡曾留学英国；林语堂、沈有乾、全增嘏、潘光旦、赵元任、海戈(张海平)、简又文、刘英士、余上沅留学美国；李青崖留学比利时；章克标、谢冰莹、丰子恺留学日本；孟斯根留学苏联。海外留学和接受新教育的经历，使他们与传统经典熏陶出来的前代知识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他们仍然有着浓重的传统文化背景。《论语》半月刊最重要的创办人和主编林语堂，虽出身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但重视传统的父亲让他5岁入私塾，并亲自教他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的课程”。《论语》半月刊的老板兼主编的邵洵美，幼年时期也曾入私塾读书。最早参加创办《论语》半月刊的章克标1905年入私塾，所学内容都是中国传统经典，他后来回忆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千家诗》，一般私塾里都是从读这些书开头。此外还有什么《酒诗》、《神童诗》、《备用杂字》、《幼学琼林》等等。有的是更要正式备齐考科举的《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书，《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是五经，再还要读史、鉴，种类就更多了。”对《论语》半月刊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郁达夫，6岁入亲友罗氏所设私塾，7岁改入附设在富阳孔庙的魁星阁书塾。8岁进入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作品并学习写诗。《自述诗》之六有句：“九岁题诗四座惊。”伴随《论语》半月刊始终的俞平伯，幼年时代跟着曾祖父国学大师俞樾住在苏州，曾祖父对他寄予厚望，7岁入家塾读书，背诵经书。俞平伯曾回忆：“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论语》半月刊另一重要撰稿人刘半农，其父刘宝珊是清光绪二十二年江阴县儒学生员，亦是一位老教育家，一直在故乡办学，颇有声名。刘半农4岁启蒙，由其父教其识字，8岁入私塾时已会作对咏诗。后来他回忆：“我在十一岁时，进了个似是而非的小学堂；那学堂的课程――上半天是全读中文，要熟读《三苏策论》或《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一二篇，要看《纲鉴易知录》十叶；下半天是英文和算学各两点钟”。《论语》半月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老舍，6岁入新街口正觉寺胡同的北京私立慈幼学校读书，他回忆，在学堂上“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下课后“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徐?童年也曾涉猎《三国演义》、《红楼梦》和《野叟曝言》。因此，《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大都接受过私塾教育，受过很深的传统文化熏陶。
兼有中西文化学养背景，使《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理想、文化观念和生活理念。他们以中国道统的代言人自居，采取幽默讽刺的手段针砭时弊；在传播西方幽默文化的同时，将传统的儒家文化做现代化解释；在革命话语的大背景下，选择关心民众日常，将自己看作为冷静的观察者和民众的启蒙人。
二、亦“笑”亦“骂”：《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表达
《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虽然提倡“闲适文化”、“不谈革命”，但是他们从心灵深处无法脱离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赋予他们的心性底色，也抹不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强烈的政治和历史使命感，而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使他们钟情民主，并以道统的代言人自居，关心国家政治。他们始终从容地驾驭着愤激和幽默，通过幽默的攻击性和调侃性，将现实政治中的“愤”用“谐”的方式释放出来，以此展开对国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批评和批判。
首先，对国民政府伦理政治、符号和仪式政治提出质疑a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动员和整合中华民族的力量，加强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曾借用“民族扫墓”、“总理纪念周”、“植树仪式”和“国旗”等仪式和符号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控制力。对此，《论语》半月刊文人群体提出了质疑，如“民族扫墓之后，民族即会复活否也?”“对于总理和党的印象加深刻了多少?”等，用一系列反问的口吻来启发民众的思考，指出这些政治活动因为操演过于频繁而逐渐流于形式。
其次，对国民政府党政要员热衷于“经咒救国”展开批评。“前随菩萨院长奉陪班禅赴汤山游览，院长将活佛浴罢之澡水，分予随员各一杯，强令饮下。谓能经满气足。延年却病。至于院长喝了若干，未详”，借反问戴季陶喝了多少“洗澡水”，来讥讽政府要人的崇佛行为。
最后，《论语》半月刊文人群体还对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内对外政策和官僚腐败等进行激烈抨击。用“自古未闻粪有税”来批评民国税赋之多；用“女人之宽紧带”来形容党治下的法律；用“愿我的哥哥是蒋君介石”讽刺国民政府的裙带关系；说中国官僚都是“钻地虫，批评官僚政治；说“今日亡国之捷径莫如缄民之口。应付国难，非二三高明士大夫带白手套举香槟杯所能应付也，须全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而后有济”，表达对国民政府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和对外妥协退让的两面政策的不满；说“打仗可以打尽人民的生命财产。但打不掉政府要员的荣华富贵……人民仅是厌战，但为若干政府要员着想，没有理由要向共党屈服”，批评国民政府坚持内战，不要和平的做法等等。
《论语》半月刊文人群体之所以不赞同国民政府利用 伦理、各种符号和仪式加强政治权威的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人治”，只要人治存在，再讲一千年道德仁义也没有用。因此，国民政府当务之急是切实保障民权、“保障人民性命财产自由之权”和加强法制建设。可见，《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和法制，并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而国民政府则想尽一切办法，加强政权控制，两者政治理念的截然不同必然导致严重冲突。因此，在他们眼中，民国政治是人治盛行、吏治腐败、缺少民主和法制的病态政治；国民政府是善于编织谎言的政府，小到政要更迭，大到政治文化建设，政府都会编造谎言欺骗人民，实质上国民政府仍是官僚政治的代表。
然而，《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是在局外议政，不免也有偏颇。众所周知，民国政治领域中，并行存在着两套权力运作系统，一是根据西方近代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原则和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建立的五院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五院制合理地划分各领域及职责，强调分权，而一党专制强调集权，这就形成两个权力运作系统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弱势独裁”的局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政府，因而国民政府积极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如儒家道德、佛教思想、符号和仪式等加强政府的权威建设。应该说，在当时构建国民党大一统的党治体系有其历史合理性。无论哪个时代和国家，当权者都会考虑如何加强政府的控制力，对于有着几千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中国而言，建立权威政治是加强政府控制力最有效的手段。《论语》半月刊的论政主体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不懂得政治运作的原则和手段，因此在品评政治时难免出现偏差。当然，国民政府在利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和建立各种仪式符号时，也确实存在很多具体的技术和操作问题，如教条地照搬儒家经典、仪式活动程式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的确使人不能信服其理论。
同时，《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人物的多面性与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没有给予充分考虑。以他们批评戴季陶为例。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员支持班禅在内地的宣化活动乃是一种政治策略。国民政府支持藏传佛教活动，其意图是积极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和团结满蒙边民一致对外抗日。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大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激化，被迫出走内地。班禅在内地阐发消弭战事拥护五族共和主张，参加国民会议陈述内向之意，参与各地法会，前往蒙古等边地宣化安抚民众。国民政府支持班禅发表政治主张，先后册封和授予他“宣诚济世”、“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和“西陲宣化使”称号，并给予各种扶持。国民政府礼遇班禅大师是从历史旧例和对当时西藏政治与宗教形势综合考量而做出的决定，目的是获得西藏上层领袖对于国民政府政策的首肯，以便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而班禅大师在蒙古进行宣化活动中注意利用宗教的力量抚慰边疆民众，促使其团结一致抵御日本侵略，充分发挥了宗教维系民众信仰的社会功能。
《论语》半月刊虽然有“对于西藏的怀柔，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的报道，但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国民政府的良苦用心。身处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但是在遵循历史旧例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力求在施政中平衡多元因素，有效切入历史和宗教要素。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在维护班禅大师政治和宗教地位基础上，国民政府当时对于政治方略规则的运用还是相当成功的。
因而，《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幽默言语和嬉笑叙事，暗含着冷峻的现实批判，这些批判揭破现实的假面，正面惨淡的现实，是他们幽默政治中不能忽视的冷风景。但是，《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也不是理性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而带有文人论政的特点，即政治理念过于理想化，可操作性不强；为批评而批评，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没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只有对政府不满情绪的表达等等。
三、夹缝中的尴尬：《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观念
在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对中西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们将儒家文化做现代化解释，将中国民间文化看作艺术，同时传播西方文化，促进中西交流。
从《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背景来看，他们大多数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因而传统精英文化的气韵流淌于他们的血液之中。这一点在刊物内容中有明显体现。例如，《论语》半月刊封面上经常会出现《诗经》、《礼记丧大记》、《论语》、《孟子》、《中庸》、《朱文公政训》和《彦氏学记》等中国古典文献的名言名旬，以表达其政治理想和生活态度。如第18期封面引用《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一语，表明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念；第38期封面引用《论语》中的“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日：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表明他们对国民政府不屑一顾态度，另外，他们对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持怀疑和批评态度，针对城市妇女在着装打扮、异性交往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他们提出回归传统的观点，如引清代作家李笠翁“态之天生，非可强造”的观点来说明女性装扮应回归自然，反对烫发、穿高跟鞋、束身甚至裸露的做法；强调“女子贞操是女性生活的中央问题”，反对民国时期妇女日益开放的性观念；提出“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女人必须会作母亲”，来说明妇女最终的价值归属。这些都反映出他们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但同时他们又不赞成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繁文缛节的礼数和愚忠愚孝的观点，针对国民政府提倡的“忠孝救国”、“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进行批评。
《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他们既服膺传统文化，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市民气息。如将孔子看作是“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的具有七情六欲、真情实感之人。消解其神性，重新塑造布衣孔子的形象。他们关注民众日常生活，赞赏中国民间文化。他们写过很多介绍中国传统民间风俗和岁时节令的文章，如《糖瓜祭灶》、《灯节小史》、《上元灯话》和《端午节考》[28]等等，并发出感慨：“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
《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但他们也承认异类文明自有长处。他们认为中国在教育、艺术、国民性和人生观等方面与西方存在差距，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更具有活力，这种活力可以改善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朽和死寂，因此他们非常赞同中西文化交流，积极传播西方文化。《论语》半月刊曾翻译过122种共计148篇国外文学作品，其中以英国文学为主，如戏剧家莎士比亚，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巴里、赫里斯，散文家罗伯特?林德，小说兼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还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幽默短篇小说家费舍尔兄弟等人的作品及法国中古短笑剧；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作家赛珍珠、专栏作家富兰克林? 皮尔斯?亚当斯等人的作品；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前苏联讽刺作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淑雪兼珂，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李科克，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匈牙利作家克斯法路提以及古罗马幽默家T.Petronius Arbiter和拉丁文豪西山六的作品，并从《TheNew Statesman and Nation》、《Living Age》、《MagazineDigest》等国外杂志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节选文章。虽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的幽默文化，但也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外国多元文化提供了可能。
《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虽然以欣赏的眼光和热情的态度看待和传播西方文化，但是对社会上出现的媚外之风深恶痛绝。如《上海市政府主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目录读后感》一文，用反讽的语气质疑艺术品出洋前后定价差距之大：“欧游后作品廿六幅共值六千二百元，平均每幅二三八?四六一元有奇，欧游以前每幅则只一七三?三四七元有奇。从此可以证明欧游以后作品比欧游以前进步。”用“夫留学生之善用抽水马桶见称，由来久矣”，来讽刺和批评部分中国留学生不学无术而盲目追求生活西化的现象。
由此可见，《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身处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交织的文化潮流中，他们既领悟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又深知其存在没落与腐朽之处；既深受传统精英文化影响，又开始向中国民间文化学习，从“庙堂之上”走向“寻常百姓”；既在理智上意识到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必要性，但情感上又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主张向西方学习，又反对媚外之风。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价值观念同时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思想的困惑和抉择的困难，以致出现不协调的自我和角色。
四、富裕与幽默：《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理念
《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特的个性，就是因为他们经济上能够独立。《论语》半月刊的老板邵洵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有自己的时代印刷公司。林语堂在1927至1936年问，每月固定收入不下1500元。给《论语》半月刊投稿的还有公务员、作家、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公务员的收入自不必说，根据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可知，作家和大学教授的日常收入也相当丰厚。至于大学生，虽未经济独立，但也属于“物质贫困、精神富足”的群体，他们对于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经济上既不受牵制，精神上就有条件获得真正的独立。《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提倡幽默，保持个性，将自己看作社会的冷静观察者，以一种悲天悯人和天真的心态，冷静地观察社会和人生，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观念。这与传统士人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礼教社会中，人们在社交场合都要尽量一本正经，不仅自己保持庄严，而且要求手下人保持庄重，如果下人插科打诨闹出乐子来，主人非但不笑，还会紧闭双唇从鼻孔连哼两声以示警告。随着西方文化不断传人，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借用西方文化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搞笑文化――幽默成为张扬个性的手段和方法。这也反映出传统士人的启蒙角色正在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者角色转变。
在推行幽默理念的同时，《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还非常关注经济效益。《论语》半月刊创刊的初衷是为该知识分子群体发表观点提供一个场所，但该刊大获好评之后，他们意识到《论语》半月刊巨大的商机，开始精心策划该刊的内容和风格，精心打造幽默品牌。自1933年1月17日起，《论语》半月刊每出一期都会在《申报》上打出“中国唯一幽默刊物”的广告，体现出经营者强烈的品牌意识，及时推出“幽默”品牌，利用品牌效应带动刊物发行量，以取得经济效益。另外，他们还多次开展悬赏征文活动。加强与读者的互动。这种变相的广告宣传，以较小的成本投入引起较大的社会关注，促进了刊物销售。
中国传统士人是重义轻利的，是唯一可以做到“无恒产者亦可有恒心”的阶层；而《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在考虑“义”的同时也兼顾“利”，注重加强刊物的大众化、世俗化和社会化倾向，以迎合市民文化的需要。由此可知，《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已经逸出传统士人的模式，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
最后，《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还宣扬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宣扬睡觉、吸烟、品茗和喝酒等休闲方式的好处。如“若是则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说明睡眠对人生健康的益处；“吸烟是无聊的上乘哲学。不解吸烟的妙处，简直是不知道人生的真味”；喝茶的功效“正如阿芙蓉膏之对于泪流气沮的黑籍朋友，能立刻的使其活跃鼓舞，精神焕发；又如深恶严冬困苦的人们，一到清朗明媚的春天，忽置身于清旷秀丽的境地”；“人不能无愁的，酒就是销愁的绝品”；等等。可见，《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叙事话语的大背景下，仍持守自身质朴自然的本性。
综上所述，从学养背景、政治理想、文化观念和生活理念四方面来看，《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体现出了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而这种转型人格往往造成其思想和行动上的自我矛盾。他们既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既标榜“不谈政治”，又不断挑战政府的检查尺度；既要回归传统，又要传播西方文化；既宣扬自己的崇高理想，又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而现代的中国幽默则是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又与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一起发育。《论语》半月刊知识分子群体将幽默的力量和批判的精神相融合的事实证明：幽默并不是麻痹民众的毒草，它不仅不会妨碍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彰显，反而会使知识分子的批判变得从容和悠游，在看似“轻”的语言诙谐中承载着思想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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