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现代?铁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49年中国生产?15.8万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策划中国?铁工业的发展大计，但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想多生产?也多不了。前30年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产量才3100多万吨。后30年，即2008年，?产量猛增到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16倍。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铁大国。
中国?产量前后30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曾经讲过，后30年同前30年相比较，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这块土地，还是我们这些人，唯一变化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使中国?铁工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铁工业发展史，我们曾经历过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并不很成功；1958年，以?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鞍?宪法”，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也不成功；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成功模式。宝?就是这个模式的代表。
宝?厂史陈列馆是展示中国?铁工业的一个窗口
我很感谢宝?现在的领导重视宝?过去的历史。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宝?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应当称赞的。这也体现了宝?现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理念。重视继往开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宝?厂史陈列馆，不单单介绍宝?本身，还要起到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铁工业的发展变化。教育人的起点应该是高的，视野是宽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铁工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通过参观宝?厂史陈列，能让人振奋精神，受到启发，看到希望。
宝?厂史陈列馆注意表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的。没有他们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宝?是建不起来的。我赞成陈列馆要有这样的内容，但要保持适度，不一定所有到宝?来过的领导同志都要展示。
2007年，我在日本大分参观了日本现代?铁工业的第一座高炉。记得当年我们建武?一米七轧机的时候，有人介绍说，新日铁会长(董事长)稻山嘉宽曾指着这个高炉跟新日铁的人讲：“这个高炉是用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燃料和铁矿石点燃了日本现代?铁的第一把火。今天我们帮助中国建设武?，是有了报答中国恩情的机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些话讲得很好，很有感情，尊重历史。
那座日本最早的200多立方米的小高炉旁边，就是新建的展览馆。馆内展示的领导人活动只有一张照片，是皇太子在开工时剪彩的照片。整个展览突出表现的是建设者，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建设者。比如，第一座高炉投产以后，炼?的设备(买的是德国的)很长时间都生产不正常，德国人也束手无策，呆不下去了，最终依靠日本的技术人员把问题解决了。这个展览，就突出介绍了这位日本工程师。
我想到了我们的厂史陈列馆。中国?铁工业现代化也碰到过很多难题。邓小平讲要重视创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指出了方向。具体怎么创新?则是宝?建设者的使命。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突破各种难题?陈列馆里面要有相当的位置去展现他们。比方说，桩基位移的事。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也来了些专家。日本专家很牛气，但对桩基位移的理论讲不清楚。能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宝?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教授。据说，李国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出了计算公式，把这个公式去跟日本人一讲，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讲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我们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难题，有些难题还得靠中国人的智慧，靠邓小平说的创新精神去解决。
我再讲个例子。无缝?管的设备是引进德国西马克的。西马克没有做过这样先进的无缝?管设备，是一个专利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和工艺技术，由西马克制造，好像设备本身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也有问题，总是运转不正常。后来这套设备也是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以后，最终成功投产。
我还想说一个例子，也是体现创新重要性的例子。宝?炼?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质要求非常高，氯离子的含量得很低，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水呢?当时，有很多方案，有淀山湖的，有黄浦江上游的，有邻近江苏河网的。上海市科协由李国豪主持的顾问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最佳方案。水要是不解决，宝?根本就不能投产。日本新日铁副社长大柿凉见了我，一再讲水的问题要早点定下来。但这几个方案，究竟哪个方案可行?从淀山湖引水，管子都运到沿线了。但淀山湖是上海唯一干净的水源，如果给宝?用，将来老百姓用什么水?这个矛盾太大了。市委也非常担心这件事，研究来研究去，举棋不定。后来，宝?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研究提出，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蓄淡避咸”，这是很大的创举。这样一来，水解决了，水质也有保证，而水源的解决也支持了上海。最终在书记会上，我讲了这个方案。市委一致叫好，说这个太好了，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对于上海来说，不用淀山湖的水，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免除了。江河人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碰到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宝?发明这个办法以后，其他河口地方都可以参照采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宝?厂史馆的陈列上都要有一定的表现。要通过这些事例来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参观的人。摆一大堆领导人的照片没有必要，包括我的照片。我在宝?，以宝?的事业为荣，并不是以当领导为荣。
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很难的，甚至做不成，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但也不等于领导关心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领导关心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十分赞成邓小平对建设宝?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他是尊重历史，陈云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李先念，赵紫阳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宝?的开工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华国锋，查档案可以发现，最终批准建设宝?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赵紫阳在宝?建设过程中都是重要人物。宝?当时要引进设备，一机部认为不应该成套引进，要搞分交，即一部分设备由国内制造供应。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4000立方米的高炉，1250轧机、300吨转炉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还得经过试验，势必影响工期。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到了上海，听了宝?汇报，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说抽水马桶也可以引进。意思是争取时间，不要 误事。这是叶志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开会。
我讲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时，我们都坐在主席台上，选举那天，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排了队，拿了信封请华国锋签名，徐乐江也站在里面排队。等到徐乐江签字的时候，我就介绍说：“国锋同志，这是宝?现在的董事长。”华国锋看了看，指着我问徐乐江：“你知道他是谁吗?”紧接着，他就对徐乐江讲：“这是以前宝?的负责人。”我跟华国锋说：“你要是身体好、精神好，可以到宝?去看看。”我还说，“你去，我陪你去。”后来我给徐乐江写了个条子，请他回去以后，把宝?的图片资料和光盘送来。那年春节前，我派人送到华国锋家里去了，还附了封给他的信，说这是宝?送来的光盘，你有空可以看看。他给我回了张贺年卡。
1980年12月决定“宝?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搞、“两板”退货)以后，1981年6月赵紫阳到上海，我陪他到宝?。他一看，说“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还是要搞好”，还讲了设备保护等一些事。回到北京，他就给韩光批示了，也给国家计委批示。他是总理，要是自己不亲自到宝?去看看，那就不可能很快恢复建设，宝?后来的进展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我还想讲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宝?厂史陈列馆里面要相当地展现冶金工业部。这些年的宣传，讲上海比较多。我认为，冶金部做的工作比上海市委多得多。他们从国外考察、筹建到建设、投产，不断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集中冶金工业的全国资源，四面八方，全力以赴。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冶金工业部所花的心血，耗费的精力，受到的责难，都是最多最大的。冶金工业部先后有6位副部长在宝?主持工作。在宝?开工建设30周年大会上，我特地讲了一段冶金工业部的重大贡献，感谢冶金工业部。
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国务院代表韩光、李东冶。国务院代表要协调很多事，而且协调的都是全国各地的事、各部的事，这些事靠上海协调不动、做不了。没有各部、各地的支援参与，宝?建设不可能顺利推进。
宝?是中国?铁工业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通过宝?可以看很多东西，不仅有领导决策情况，还有广大建设者的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
我参与宝?工作的六年
我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到上海的，我在中央工作组的分工是文化教育，还有卫生、体育、出版、电影、高等院校。工作到1976年底，中央考虑工作组要有人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就定了我参加市委常委会。1977年1月，我留下来担任市委常委，我的分工还是管这些事。
到1977年中，经济工作就逐步突出起来了。生产要上来，首先是?。上海生产的?材品种最多、最全，国家要靠上海生产很多用途的?材品种。但上海缺少铁，多半的铁是从全国各地调到上海的。当时，从全国各地调生铁，越调越困难，调不动了。你说给上海支援一下，调20万吨，他给你个三五万，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就想自己建高炉，自己炼铁，林乎加找国家计委，找冶金部，他们派人到上海来调查，计划在上海建高炉自己生产铁，建在一厂，建2000立方米的高炉。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委的工作重心由运动转向经济，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恢复活动，任命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恐怕是上海市革委会最后一任的副主任，、以后就没有革委会了。
就在恢复革委会之前的五六月份，为了炼铁、炼?的发展问题，林乎加拉我参加相关活动，包括讨论新建铁厂的事。到12月，我任革委会副主任，名正言顺地分管经济，组织上还要我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基本建设委员会则归林乎加管，他又要我协助他管建委的日常工作。
1977年11月，宝?要上马的呼声高了起来。当时还不叫宝?，叫新建?铁厂，调了许言同志负责。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我分管这个项目。许言在宝?的工作时间不长，不到一年。耿心是被许言调来的，还有冶金局的陈大同，都是这个时候过来的。到1978年10月，宝?的领导体制改变。本来是以上海市为主，1978年10月以后，转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担任总指挥，这样，许言就不好和他搭配了，因为许言比他低一级，市委就决定我当宝?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当时叶志强是书记(后来我是书记，他不当了)。这样，一直到1983年3月调离上海，我连续在宝?担任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
我在宝?的时间大体上是六年。前两年，基本上属于分管性质。我那时在市里兼计委主任，主管经济当然很忙，但只要宝?有事，我一定去。我平时没有时间，但星期六或星期日一定到宝?去，和叶志强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涉及上海市要做的事。后四年，我就直接在宝?担任职务了。
我在宝?的六年时间里，冶金部大概有6位副部长先后在宝?工作过。这6位副部长是叶志强、马宾、李非平、马成德、刘学新，一直到后来的黎明。其中担任主要职务，先后在宝?主持工作的是叶志强、李非平、马成德，时间最长的是马成德。冶金部先后换了6位副部长，我则始终没换职务，一直都是宝?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从筹建到建设，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六年中，我在宝?具体做的工作，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件事，是负责上海冶金工业的规划和实施，包括最早计划在一厂建高炉，解决上海?铁工业的原料问题，直到后来建宝?。
这个规划当时是由国家计委牵头做的，我参加。因为这是国家的计划，大方案定下来以后，全国要多少?铁?给上海多少?上海还差多少?上海的产供销、原料与产品、调入与调出，都要与全国计划衔接、综合、平衡，确保生产供应不受影响。
第二件事，参与研究和审定在上海建宝?的规划与正式报告，即“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三委就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部是冶金工业部，一市是上海市。就是这5个部、委、市联合向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在上海建?铁厂。宝?真正的法定依据，是这个“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由冶金部牵头组织研究和撰写，包括宝?建设的内容、生产大纲、经济效益等等。
第三件事，是选厂址，包括选定北仑港码头。
当时的厂址，一开始大家就比较明确地看上了现在吴淞区域的月浦。因为月浦临近长江口，水运条件好，没有多少居民动迁，空地比较多，还有个废旧的月浦机场，在那里建工程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选这个地方，具体行不行?就由我再具体组织勘查，领头的是林乎加，就在月浦一带找地方。我记得当年靠长江那边是个土质大堤，堤坝上面都是野生芦苇。2008年在纪念宝?建设开工30周年大会上，我引用了王安石的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自首，欲寻陈迹都迷。”我说，我现在正是满头白发，再来宝?找当年的地方确实找不到了。原 来的堤坝不见了，上?一厂、五厂的?渣山没有了，月浦机场没有了，农田没有了，实实在在是“欲寻陈迹都迷”。
关于铁矿石码头还有点趣闻。建设宝?的原料，从开始就考虑进口矿石，矿石船的吨位太小，不合算，一定要10万吨以上的，可是长江口航道浅，10万吨的船进不来，因此必须在上海附近另外找个地方建港口码头。我们到沿海去找，看了绿华山等海岛。苏振华专门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亚丁湾护航的那种军舰。乘坐导弹驱逐舰去找建设?铁厂所需的码头，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过。我们乘坐导弹驱逐舰，首先去了绿华山。绿华山的水域很深，约三四十米。但该地有两个不足：一是堆放矿石要有很大的陆地，没有土地，中转的矿石往哪里堆放?另外，绿华山的水域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水下面的涌很大。由于这两个因素，绿华山被否定了。
于是我们继续往南开，到达宁波，选上了北仑港。北仑港可以停10万吨到20万吨的船，矿石船停在那里卸掉一半，载重5万吨的船就可以进长江口。北仑港建码头，还可以依托宁波市的建设力量，工程不会耽误。我们到杭州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看法一致，北仑港作为宝?进口矿石码头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四件事，是组建筹建班子，调集人马。
当时组建筹建班子的工作，由我分管，调人的难度很大，我就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讲：“这个事情要赶紧动作，没有人，事情都搁在那里，要赶紧调人。”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赵振清同志为了支持我，自告奋勇，亲自挂帅帮助调人。第二天，他就在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办公，根据市委定的调于条件，同主管单位一起商量确定名单，并立即发通知，三五天内就报到。因此，选调许言、耿心、陈大同等人，以及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快。
人一报到，筹建班子就能开展工作，开始是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楼上办公，后来搬到淮海路的社会科学院楼上办公。搬了两次以后，觉得不行，还是要到现场去。我就跟许言讲：“马上到现场去，不能在市里遥控。”当时现场也要进人，勘察队伍就要进来，武汉勘察院都进来了，冶金方面也来人了。这样，筹建班子很快就去了现场的雷锋中学。
第五件事，是对宝?配套工程，按建设的相关任务确定分工包建。
这是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经验。因为要修路、修桥、通水、通电，还要组织生活服务，都要组建工作班子，由指挥部来做这些事情工作量很大，分散建设精力。利用市里的现有机构，一经组织，分工包建，马上就能动作，齐头并进，修桥的修桥，铺路的铺路，管水厂的建水厂，开商店的建商店，医院、学校都迅速到位，协同动作，服务主体工程，从不误事。
第六件事，是筹集资金开展前期工作。
通水通电，平整场地，建临时用房，都要花钱。但这个时候项目还没有批，国家不给钱。没有钱，什么都动不了，包括进入工地的日常开支。什么地方来钱?只能由上海市先垫付。本来市里的资金也不是很宽裕，因为我兼计委主任，协调方便，计委就想办法挤出钱来，当时可能挤了七八千万到上亿元的资金。
宝?早期涉及市里的工作就是这些事情。需要市委定的，我请示、报告以后，落实、实施都是我的工作。
宝?建设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
宝?上马以后，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我国最大的工业项目，建在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上海的光荣。具体地点落脚到宝山县。一个县级地区，要容纳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它的体制不适应。打比方说，你要放那么大的一块蛋糕，可盘子太小了，放不下。我们就研究，要改变宝山县的体制。当时，宝山县的上面有个市农委，许多事情要经由农委再请示市政府，隔两个层次，影响了工作效率。我们想把宝山改成区。改成区以后，就直属市里了，有事情就不要经过农委，就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了。
市里定下来以后，还要国家批准。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在杨浦区，主校区的教职员工享受的都是城市待遇，户口、学习、参军、吃的、用的都是城市标准。后来复旦大学发展到马路对面的宝山县去了，很多教职员工住到马路对面，就变成农村户口，连孩子上学都是“不平等待遇”。当时，我管教育，复旦大学就找我说这件事。因为牵动户口，是最难办的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病危的时候，市委要我去看他，他很费劲地、断断续续地跟我讲，希望我关心复旦大学的户口问题。一个大学两种制度、两种待遇，住杨浦这边，你和家属就是城市户口；在马路对面的宝山县，你和家属就是农村户口，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工作太难做了。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想着这样的事情，真让人感动。我说：
“我会关心，尽力做工作。”那天我到宝山县委开会，研究改县为区，一致赞成。那个时刻，我就想到陈望道对我说的事。县改区，农村变城市，陈望道托我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后来国务院很快就批了，变成吴淞区。变成区以后，区委书记兼我们指挥部的副指挥，涉及当地的许多事情，包括大批外地调来的施工队伍五六万人，
“吃喝拉撒睡”，都要就地安排，都及时妥善解决了。
1977年、1978年夏天，天气非常热，从北方过来的施工队伍，不习惯这么炎热的天气，工地浴室不够用，有些人就到河里去洗澡，又不熟悉水性，先后淹死了几个人。我就一再讲，要想办法在外面多建几个简易的洗澡的地方，不要让工人再去河里洗澡。那时的临时工棚就搭在稻田上，上面盖上油毛毡，外面热，里面更热。这些事例说明，宝?当年的创业是非常艰苦的。
宝?建设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总体上来讲，上海市委对宝?是重视的，对宝?的领导也是有力的，因为宝?项目太大了，是“通天”的，一有问题就反映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那里。调整时，有人提出要把已到的设备‘‘五马分尸”，就是把炼焦设备给一个老厂，高炉给另一个老厂，炼?给谁，轧机给谁，也就是把设备分给现有的几个大?厂，被称做“五马分尸”。中科院冶金所有一位专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反对建设宝?最坚决。在宝?论证以后，市委听汇报，决定“焦化不停，炼出来的焦炭给上海；电厂不停，电给上海。这样，宝?就有点收入，建设就不用停下来。”就在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不久，冶金所那位专家又写信，经马洪转给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他看了以后表态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当他把信转给我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宝?刚刚论证完，市委听了汇报，做了决定，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反对市委的论证方案的，你怎么能表态赞成呢?”他听我这么一讲，自知理亏，连说：“哎呀老弟啊，我也没仔细看。”我说：“你没仔细看，怎么表态了?这封信转到赵紫阳那里去，他会讲你这个市委怎么回事呀?”
我在宝?工作的六年中，市委、市政府对宝?的领导和参与，主要是：
第一件事，争取把宝?放在上海。
国家决定引进设备建设一个新的?铁厂后，当时很多地方都争这个项目，河北在争，江苏在 争，山东在争，天津在争，都想把这个成套引进的项目放到他们那里。这个时候，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从华国锋开始，到李先念、余秋里，到冶金部部长、计委分管主任，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都去做工作。我们到北京就去找他们，他们到上海我们就汇报。我们众口一词地讲：“建在上海，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搞好。”上海也还是争气的。这件事情做得很及时，如果1977年不做下来，那就谈不上1978年的开工了。
第二件事，由市委、市政府主持，审议冶金部起草的“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审查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周总理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市委的书记都到了，常委一致表态赞成，全力支持。这个分量是很重的，没有他们参与讨论、参与作决定，这个报告就报不出去；报出去了以后，在外部争论激烈时也会有不同声音，缺乏党委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是办成一件事的首要环节。
第三件事，落实厂址、港口码头。
苏振华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林乎加带队，各部委和上海市的对口办局的同志参加，出海考察，选中了北仑港。
第四件事，组建筹建班子，选定负责人。
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在起草“三委一部一市”报告的同时，就组成了筹建班子，选定了一批从事冶金工业多年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骨干，开展前期工作，全力以赴，一天也没有耽误。
第五件事，动员全市的力量，开绿灯，对口包建，工作迅速到位。
市委在雷锋中学召开区县级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彭冲亲自主持，我作了动员讲话。上海各行各业为宝?开绿灯，包括农村的征地、城镇的动迁、对口包建、队伍进厂等。没有市委的决定，就动不了。这里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征地，当时规划是10平方公里。那天下午，我们在雷锋中学开区县局干部现场动员会，晚上就开市委常务会，决定征地1万亩，“一次批准，按需使用”，当天晚上就定了下来，第二天执行。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锦华，听说你们征地一下就批了1万亩，怎么能这么快就批下来?”我说主要是市委下的决心。这些事情，要是没有市委的领导，是很难推进的。
第六件事，调整方案前后，现场波动很大，市委领导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心。
工地上有外地队伍，也有上海的队伍，上海队伍不稳定要影响外地的队伍。市委动员各个包建单位工作要到位。上海的队伍不动荡，就靠市委的工作，靠市委强有力的领导，令行禁止。中央说调整我们就停，说维护好设备我们就维护好设备，说续建我们就续建。后来，向国务院汇报论证方案，要是没有市委的支持态度，国务院也不会这么快同意调整方案。涉及到调整方案，一个人是很难起作用的，一个组织就不一样了。
第七件事，宝?一期投产，二期紧接动工。
一期没有建完的时候，二期就有方案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上海。由市委出面，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回京就找赵紫阳、姚依林谈话。这一路顺风顺水地走下来，没有市委的关心，没有市委的态度，是做不到的。这些重大的决策，不管是中央的决策还是上海的决策，市委都是很及时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正因为有市委的领导，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市委讲的我们都贯彻；指挥部有什么请示市委的，市委都支持。这在别的项目里是不多的。(待续)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