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更吸引媒体眼球的周成海白静案，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的离婚案也是最近一桩引人关注的豪门婚变。他们都曾在人前大秀幸福，最终却变成仇敌 。 富人的婚姻和普通人并无太大不同，但因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更能代表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缩影。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在生意场上可以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的时候，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余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一词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露出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如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百的自主权。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助其壮大成为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了家族的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上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狠狠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全球20位拥有10亿美元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里，有11人来自中国，其中6人排在前10名――这是2010年10月中旬胡润提供的一组数字。
这6位女富豪分别是张茵、吴亚军、陈丽华、秀丽?好肯（原名戴秀丽，现随夫姓）、朱林瑶和张欣。她们执掌的企业分别是玖龙纸业、龙湖地产、富华国际、人和商业、华宝国际和SOHO中国，其中除了张欣任SOHO中国CEO外，其他5位，均可以视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案例。
在前5人当中，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只有1例――张茵的丈夫刘名中任玖龙纸业副董事长；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和朱林瑶的丈夫林国文，曾分别在龙湖地产和华宝国际任职，但后来均告「隐退」；陈丽华的丈夫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自始至终未在富华国际任职；秀丽?好肯的丈夫安东尼?好肯是英国一位教师，也从未在人和商业任职，即使戴秀丽现在也只是在人和商业任非执行董事一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是她的弟弟戴永革。
在中国商业文化当中，如果夫妻两人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且是通常情况下丈夫任董事长，妻子任CEO或CFO的情形，那么妻子的出色表现无论对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象而言都是加分行为；但是，如果是妻子任董事长，丈夫任CEO或CFO的情形，丈夫的出色表现虽然一样让企业受益良多，但他并不宜向外界展示或张扬太多。
有四对夫妻档可圈可点，两对是上文提到过的张茵和刘名中夫妇、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另外两对是俞渝和李国庆夫妇、周晓光和虞云新夫妇。他们的发家之地分别是东莞、重庆、北京和义乌――在地图上正好是东南西北，能够画个圈了。他们都在或曾在家庭企业中任职，且女人大都为「一把手」。
这四个案例适合于上述「定律」。刘名中是张茵的好搭档，虽然是玖龙纸业副董事长，但鲜少走到过前台。玖龙纸业于2008年陷入「血汗门事件」时，张茵出来开发布会，刘名中也出现了，但他几乎没有发言；而玖龙纸业一位员工告诉我，在公司年底的「联欢晚会」上，张茵和刘名中都会讲话，但刘名中总是寥寥数语。
相比之下，吴亚军和蔡奎性格都比较强势――他们当年开始创业时，并非创办一家「夫妻店」，而是各创各的业，最后吴亚军这边机遇好、发展迅速，蔡奎才加入进来。他们后来在经营龙湖地产时，虽然分工相对明确，一个管战略战术，一个管日常经营，但是摩擦常有，加上吴亚军从一开始就认为应当「去家族化」的想法，最后蔡奎辞去此前在龙湖地产的职务。
后两对夫妻则是另外两种蛮有趣的情形，俞渝和李国庆是同是当当网「联合总裁」，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恐怕也甚为少见。尽管我们知道俞渝对资本市场更为熟悉，而李国庆对图书及日常经营更为专注，但他们二人的性格实在太像了，都是精于算计、从不认输、有着钻牛角尖精神的完美主义者。他们之间曾经矛盾不断，但后来对外宣称一切得以调解，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术。但2010年当当市上市后李国庆和所谓的「大摩女」对骂事件，掀开了他们俩尴尬关系的一角。
周晓光和虞云新的情形与张茵和刘名中的情形比较相似，都是男人更懂得谦让和包容。不同之处在于，虞云新虽然名义上是新光集团副董事长，但由于饰品和房地产是新光集团的左右手，周晓光负责饰品，他负责房地产业务，实际上两人都是「一把手」。2010年他们拍下了「义乌第一高楼」超级项目地块，准备在地产业务上大干一场。只是虞云新懂得，他必须避免受到镁光灯的聚焦，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把一些成绩安在任义乌市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身上。
赘述这么多，只为表达「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档中，男人的角色扮演艺术问题。不过，应该为中国女企业家们多喝一声彩。女人在承受压力、抢占和利用资源等方面，整体要逊色于男人，但她们能够突破樊篱，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值得敬畏。
如果运用经济学工具分析解释恋爱、婚姻、家庭，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论去看待企业家的婚姻，其实颇有趣味，特别是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不同的择偶偏好其实也隐隐体现出了这些企业家不同的治理、发展企业的理念和个人印记。
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夫妇二人是校友的不在少数。譬如马云与张瑛（杭州师范学院），郭广昌与谈剑（前妻，复旦大学）、段永平与刘昕（中国人民大学）、黄宏生与林卫平（华南理工大学）等夫妇。除了段永平南下创业时刘昕仍在校读书时，其他几位女人都是与男人一起创业，譬如张瑛是阿里巴巴创业团队「十八罗汉」之一，谈剑是复星初创时「五剑客」成员，林卫平则支持黄宏生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创维.
2004年年底，创业五年的马云劝妻子张瑛从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的位子退下，回归相夫教子的生活。张瑛在「阿里系」的人缘不错，就这样离开，不少人甚为不解，马云说：「外人看到阿里巴巴CEO的夫人在公司任职时，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你。」
我们看下张瑛隐退的时点：2001年到2003年是阿里巴巴最为艰难的三年，马云担心人心涣散，在公司开展起「延安整风运动」等运动，「通过运动，把和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公司。」2004年9月， 阿巴巴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马云称这次调整主要是希望阿里巴巴向更专业的方向迈进。
对于张瑛的「归隐」，与其赞扬马云当时「去家族化」的英明，不如说这是他经历过「十八罗汉」草莽创业阶段后，开始对管理的重新思考。他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缺乏安全感使得他愈战愈勇，当然也助长了他强势的脾性。
步步高电子创始人段永平和妻子刘昕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师兄妹。刘昕是知名的摄影师， 1998年，刘昕从美国回国探亲时与段永平闪电结合。
彼时的段永平是在东莞一间「世界工厂」里埋头苦干的实业家，给人的印象是言语不多，缺乏情调。双方约定，段永平将步步高推上一个新台阶后，到美国和妻子会合并长居美国。段永平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很强，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在赴美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美国后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众所周知的是，他后来选择了股票投资，且独树一帜，现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但是要知道，段永平做步步高「甩手掌柜」之前，是没有碰过股票的。
2002年后的刘昕，变化大了起来。之前天马行空的刘昕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刘昕。这个时候的刘昕，懂得「舍」与「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段永平在投资股票上的权衡和拿捏。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所著的《不幸福的经济学》里说，有七大因素在交叉糅合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校友夫妇，因为信任基础牢固，相比其他类型的婚姻主体，更容易做到志同道合，在发生摩擦或冲突时，也相对容易调和。上述案例中可圈可点的是，谈剑与郭广昌离婚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隶属于复星旗下的体育产业部，2001年即成立，旗下还有投资管理和文化传播等子公司。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而且还是这家中国最大民企之一的「监事长」，这的确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样本。
江南春是分众传媒创始人，2009年，即其36岁本命年的7月，在台中市与凤凰卫视主持人陈玉佳结为夫妻；陈是台中人，彼时已有4个月的身孕。这一年底，她生下一子。
有人说婚姻对江南春改变较大――先前那个雄心勃勃、停不下脚步的创业者不见了，双休日关掉手机只陪妻儿成为如今江南春最惬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业遭遇大俯冲，江南春很难开始认真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而如果没有陈玉佳的出现，江南春的反思就不会那么深刻，相反可能蜻蜓点水，匆匆展开反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春从来都是个幸运儿。
这年头儿，诗人――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佳的诗人如果有些张扬，往往会被人贴上「寒酸」的标签，而资本雄厚者呢，往往常以缅怀自己当年的诗人生活，或抑或扬当下的生存状态，江南春便是一例。2010年，他有一次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自己还保留有当年的纯真，今天也许会是个很棒的诗人，「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样写诗是我的一个梦，」他说，「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一个花园里，轻轻松松写着小诗。」
有一项或曾经有一项特殊的个人爱好，是能够为自己的人格魅力或企业形象加分的，特别是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这项个人爱好能够有效地帮着褪去身上的一些草莽气――不管这草莽气是自己真的带有的，还是仅存在于公众意识当中。代表人物如写诗的江南春和黄怒波，玩摄影的罗红和杜厦，热衷国学的茅忠群和梁冬等。
「爱上女主播」算是一种爱好吗？这问题既八卦又严肃。 2009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吴迪的撰稿人文章，标题是《成功男人有女主播情结？》。作者开篇引用了一位海龟男的经典语录：「我这样的，即使找不到凤凰卫视的，怎么也应该找个央视N台的吧。」
这话够雷人，但很率性。众所周知的商人和女主播结合的例子，除江南春与陈玉佳外，还有吴征（阳光媒体和红岩资本创始人）与杨澜（《杨澜访谈录》主持人），丁健（亚信科技创始人之一、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与许戈辉（凤凰卫视主持人），王梓木（华泰保险董事长）与敬一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等。
上述四对案例中，除了1985年结合的王梓木和敬一丹均是第一次走进婚姻殿堂外（之前他们同时分别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外，其他三对，均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走到一起，并被人贴上郎才女貌等标签的。
吴征和知名女主持杨澜的公众熟悉度更高一些。他们结合前，分别有过一次婚姻。杨澜与前夫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左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吴征相识，她后来给吴征生了一儿一女；丁健与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结合之前，也曾有过一次婚姻，他们的结合极为低调，有意避开公众视线，许戈辉后来为丁健生下一女。
女主播往往被认为是「知性美女」的代表群体之一。「爱上女主播」在中国财经界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最近几年另一个路人皆知的例子，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与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恋情，王益后来踉跄落马，一审被判死缓。刘芳菲在法庭作证时称自己和王益一度谈婚论嫁，只是「因王益家人反对」，造成两人无法成婚。
把王益列入自己的行列或许会让江南春觉得有些「晦气」，但就像江南春有着诗歌情结一样，王益有着浓烈的音乐情结――曾创作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独特的个人爱好，殊途同归，都为他们征服女主播增添了筹码。
自主
选择
夫妻档
择偶偏好
校友夫妇
爱上女主播
（东方愚，财经作家，新作《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已于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