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9年，我刚刚八岁，便踏进了学校大门――焦铺小学。 因为刚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各种设施很不完善，我们的学校就设在一个庙堂里。当时的启蒙老师是孙养宽老师，他可严厉啦，对于调皮的学生，不听话的学生，不是打耳光，就是打板子，最轻的处罚是扭嘴、扭耳朵，那时学生都怕他。记得在三年级时，有一次我和崔清德同学说了一句怪话，被一个同学告到老师那里，老师把我们叫去二话没说，抽出门插板，便使劲打起来，我挨了五板子，手都打肿了。那时在学校挨了打，回家是不能给家长说的，如果家长知道了，再挨打挨骂是逃不掉的。在那“师道尊严”的时代里，家长认为“不打不成材”。那时学生挨了打却从不记恨老师，反而更加尊敬，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只有严，才能培养出人才。
1953年我十二岁，在焦铺小学读完四年级，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当时比较有名的李家所完全小学五年级，开始了高一年级的学习生活。
高小的学习只有两年，学到了不少小学没有学到的知识。离开家，离开父母，培养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时间短，但令人难忘。
1955年，我十四岁，考入了东平中学。全家人喜上眉梢，连村里的人都刮目相看，纷纷伸出大拇指说：“这孩子有出息了。”
初中的学习生活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加班加点的现象，星期日、节假日从来没有补过课，课间、饭后、课外活动、自由活动同学们可以尽情地玩。就是在这样比较宽松的学习环境里，读了不少知名作家的小说，像《子夜》、《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三里湾》、《青春之歌》，古典小说和外国小说也读了一些。因为酷爱读书，结果眼睛给读近视了，小小年纪便戴上了眼镜。
三年的初中生活，短暂而又有意义，学到了古今中外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初步懂得了人生，为以后的学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7月初中毕业了。那时的年轻人，个个激情满怀，对前途充满希望。我也是如此。于是我背着父母报考了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平一中的二年制高中。到了开学时，父母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上学，原因很简单，家里穷，于是我到姥姥家去求援。舅舅给了我要交的学杂费和书费共二十多元钱，总算报上了名。在高中维持了两个月便放秋假了。到了开学时间，父母还是不让我去上学，当时我也理解父母的难处，正值生产队吃大锅饭，社员在食堂领饭吃，那时干粮没着落，拿钱到学校买着吃，又到哪里去弄钱呢？于是我便放弃了学业，在家又和社员们一起加入到大跃进的行列里，“大干”起来。
秋假结束后开学一个多月了，在家干活觉得没意思，老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认为这样，近十年的书白读了，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我去母校求助，教导处赵鼎臣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安排我去本校所招的师范班就读。就这样，我很幸运地踏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
三年的师范生活开始了。在那段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学校也逃脱不了厄运。来到学校的第一堂课便是到学校实验田里参加劳动。挖地一米多深，然后每填一层土撒上一层粪，再填上一层土再撒上一层粪。整好地后，一亩地撒了一百多斤种子，由于没有合理密植，到了麦收时，产量还不足一百斤。
除了搞丰产田，大炼钢铁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当时水河建起了“钢铁基地”，学生每天要到十几里远的“基地”去参加炼钢铁的劳动。水河大地上到处是小高炉（也叫一脚蹬）。哪个小高炉出铁水了，便是一片欢腾，然后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去给领导报喜。人们为了能炼出铁也是绞尽脑汁。因为设备落后，用做饭用的风箱吹风，炉内温度根本达不到，单用矿石是练不出铁的，便把社员家的所有铁器收集起来，甚至把社员家里用的柜鼻子、门挂也拆下来，放到高炉里当引铁，就是用这种方法炼出铁来。
在东平中学附属师范班折腾了一年半以后，由于东平县划归平阴县管辖，东平中学的师范班又迁到平阴，和平阴一中的两个师范班合并，这便是以后的平阴师范学校。
1959年严冬，学校开始了大搬迁。那天一大早，学生匆匆吃完早饭，搬迁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出发了。因为那时没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学生们除了带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外，还要抬着上课用的课桌凳，睡觉用的铺板，开始了长达近百里的行军。到了目的地，个个疲惫不堪，有不少学生肩上脚上磨起了血泡，有的女生累得竟放声大哭起来。
在平阴师范学校三年里，由于要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建校劳动，学习时间不足一半。
在师范里，我的语文比较优秀，作文每次都要当作范文在班上读给大家听。后来班里成立了一个“作文分析小组”，我还成了骨干成员。我写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文章，曾发表在《菏泽日报》上。
毕业实习时，我被安排在平阴县城关完全小学。在一次上语文实习课时，县教育局的领导和学校领导都来了，由于事先精心备课，又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那堂语文课取得了圆满成功，得到了县教育局领导和学校领导的较高评价，被评为一堂优质课。
在平阴师范的一年半里，差不多每月回家一次，从学校到家近百里的路程都是步行往返。周五吃完晚饭后，几个同学结伴趁夜晚赶路，一路上谈笑风生，第二天早晨天刚朦朦亮便来到了家。星期日下午再步行回学校。也许那时艰苦的环境里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当时也不觉得太累。道理就是这样，越是艰苦的环境越锻炼人。在优越的环境里，如何培养孩子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的精神，我想，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及家长值得探讨的课题。
2
1959年，在进入师范学校的第二年，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是因营养严重缺乏而患浮肿病的人，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讨饭的人们。我的爷爷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吃早饭时，怎么也唤不醒了。还有我本家一位大叔，50多岁，也是没得吃给饿死了，死后用一块门板当了棺材，上面盖了一领?，两条腿耷拉在外边，随便找了一个地方掩埋了。
在这样的年代里，我们学生也逃脱不了厄运。为了填饱肚子，学校便组织学生去扫地瓜叶，捞渣草。伙房就用扫来的地瓜叶或渣草掺上点地瓜面蒸窝窝头吃。与其说是窝窝头，不如说是菜团子，根本看不到粮食的成分。记得有一次在用地瓜叶蒸的窝窝头里吃出了羊粪蛋，为了充饥、填饱肚子，把羊粪蛋拨掉，合上眼睛还是咽了下去。有时还吃出牛粪驴粪。
一个夏天的晚上9点钟左右，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铃，学生都休息了，可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便和同学马德海溜出校门，在生产队地里每个人摘了两个木瓜，在一个老乡家里煮了煮，既没油也没盐，却吃得津津有味。那晚我们美餐一顿，算是吃了一顿饱饭。
学校伙房前面有一块空地，种了茄子，每天晚上都有饿极了的学生偷偷爬到茄子地里偷茄子吃，我也是其中一个。学校发现后。在一天早操后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让每个学生张开嘴，查看一下牙是不是紫色的（吃了生茄子牙是紫色的），那天查出偷茄子吃的竟有30多人，我还算幸运，头天晚上我并没有去，逃过了一劫。学校对这些学生简单地批评了一顿，也没有给什么处分就算完了。
有一次回家，恰逢花兰店集，快到家时，正好遇上赶集走在路上的老父亲，父子俩走了个对面，父亲看了我两眼，竟不认得我是谁，我喊了一声“爹”,他才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父亲看到我瘦成这样子，老泪纵横，满肚子的话不知说什么好，然后擦了擦眼泪说：“回家吧，你娘正盼着你回来。”我看到父亲面黄肌瘦的样子，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者的决策失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3
1955年，毛主席发表了《农业要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于是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我家也于当年加入了高级社。那时我们村在南洼有苇田的人都想不通，便串通一气闹退社争苇田，父亲也加入到其中的行列，而且成了骨干成员。1957年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农村开展了狠狠打击单干风的运动，下半年，父亲以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罪名，被政府管制劳动三年，成了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中的坏分子）。
我那时正在东平中学读初二，上学的路也几乎被断送。有一天学校来了大队的两个人，要把我要回去，不让上学了，原因是我父亲是四类分子，学校赵鼎臣主任以政策没有该项规定为由把他们打发走了。赵主任挽救了我，使我得以在学校继续学习。
1958年，我在东平中学就读附设师范班的时候，教导处门里边不知谁扔了一封反革命信件。内容是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的不满，此案件成了震惊东平的反革命事件，于是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怀疑对象首先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和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当然我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之一。专案组人员把被怀疑学生的笔记本拿去核对笔迹，还对每个怀疑对象进行审问、恫吓。1959年12月，东平中学附设师范班搬到平阴，对东平来的有家庭政治问题的学生继续审查，最后也未找到真正的“凶手”。在此次事件中，我经受住了考验，闯过了这一关，但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1961年，师范毕业时，平阴县教育局向学校要两个人到教育局做文印工作，其条件是政治上可靠，还要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经班主任推荐，学校研究，确定了两个人选推荐给了教育局，我是其中之一。但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最终还是泡了汤。
因为父亲的问题，我连入团的资格都没有。我年年写申请，可年年不被批准。我当赤脚教师时，有一天大队团支部书记去学校通知团员到大队去开会，他问我：“传亭，你是不是团员？”没等我开口，学校一个姓梁的老师带有鄙视而又很果断地说：“他不是。”当时我真是羞愧赧颜，脸火辣辣地热，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因为父亲的问题，连自己的家都没有居住的权利。1958年，社员吃食堂，就把我们全家从自己家中赶了出去，把我们家当了伙房，一家人便过起了流离失所的日子。两年里，两次搬家。第一次搬到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破房子里，第二年又搬到苏姓的一个邻居家里，寄人篱下。母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起那搬家的难处，每次谈起来都泪流不止。
父亲的问题，使全家吃尽了苦头。有时还埋怨起父亲来了，自己被管制，给子女带来多少痛苦啊，如果不是父亲的问题，我的学生时代应该是无忧无虑、活泼乐观的。如果不是父亲的问题，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我常常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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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含泪送走了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也结束了极左路线的统治。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全国人民日夜期盼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终于出山了。1980年取消了阶级，彻底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时，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我看到了希望。心想，压在头上的“四类分子”的大山终于搬掉了，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我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那时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走起路来也挺起了胸膛.看到眼前一片光明，我拼命工作，努力向上，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补救十几年来被荒废的岁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汗没有白流，力没有白出，终于有了回报。
1983年，我在茶棚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任命为学校主管业务的负责人。我这个过去连入团资格都被剥夺的人入了党，提了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被提拔为教导副主任。
1985年被提拔为教导主任。
1986年水河中学建立，我又被任命为水河中学第一副校长。
几年来，我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步一个台阶。四年里连升四级，这是对我几年来工作的最好总结，也是对我几年来工作的认可和回报。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他，中国不会有今天，没有他，我更不会有今天。是他挽救了中国，使中国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使中国迎来了太平盛世。更是他挽救了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挽救了我和我的全家，使其获得了新生。
在茶棚中学提拔为教导副主任时，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有一天，教研会赵主任到我校去检查工作，在中午吃饭时，他把公社任命的信息提前透露了。对我说：“传亭二弟，这次你提了个副校长。”又对旁边的侯姓老师说：“兄弟，你提了个教导主任。”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次提拔便连跳三级提了个副校长，我喜出望外。而那位提拔为教导主任的侯老师听到这个信息后，却觉得心里不平衡。于是便开始了四处活动，还把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给翻了出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平衡这件事，采取了调和折中的办法，都降级使用，从最基层做起，最后都提了个副主任。我的副校长的位子就此化为泡影。
在水河中学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水河中学我一共待了十一个年头，当时的校长是梁兆银校长，他是我的好兄弟，在新村和茶棚中学都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在他的手下任第一副校长，管学校的行政、业务，他管外我管内，工作配合得相当默契。他身体不大好，患有气管炎、肺气肿病，工作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便成了他唯一依靠，校内大事小事我管着，他非常省心，也非常放心，而且也非常满意。在水河中学师生心目中，水河中学是由我支撑着。
1988年，也就是我被任命为副校长的第二年，水河镇领导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研究让我当校长，在征求意见时，他感到很没面子，不想退。我对领导说：“还是这样吧，梁校长是我的老领导，身体不大好，我多干点就行了，职务高低无所谓。”就这样，我还是干起了副校长。
1990年，镇领导又研究让我干校长。梁校长听到这个消息，又托人到镇里找领导，所以职务还没有变。
1993年，领导又研究并决定让我干校长。这次老梁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就这样，推迟了五年后，我由副校长提拔为校长。
我也许就是这样的命，一生坎坎坷坷，在每次晋升时也都那么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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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我结束了三年的师范学业，被分配到东平县水河公社前水河小学任教，第一年是试用期，领导安排我教一年级班。一年级小学生，刚刚步入学校大门，年龄小，不懂事，又是包班，每天从早到晚靠在班里，连自习也不敢离开，初次体会到了当老师多么地不容易。第二年试用期满，转为正式教师，领导又安排我教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这比教一年级轻松了些，但学生作业多了，又有作文课，每天除了备课、上课，便是批改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在前水河待了近4年，1965年，我被调到水河公社的重点学校――新村完全小学任教，那时的新村完小也是全县有名的一处完全小学，凡来这里的教师都是全公社选拔来的精英。接到调令，我高兴极了，暗下决心，好好干出点成绩来。可惜调来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这样折腾了三年。
1969年，为了响应中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所有办公教师回本大队教学，我也回到了故乡焦铺村。那时吃住在家，与父母同甘共苦。每月工资26元，还给记一个劳力的工分。觉得待遇还不错。家里的大事小情也能去办，还能帮家里干些农活。
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做的弊端，严重影响教学，二年后，又让赤脚教师穿上鞋调到外地任教。我在家呆了三年，于1972年又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又被调到原来的新村完全小学任教。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淡去，学校复课闹革命，我被安排教五年级二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在语文教学上，学校领导听过我几堂课，很欣赏，还为全公社高年级语文教师上了一堂示范课，那堂课的内容是《突破乌江天险》，得到了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那一年我还破格被评为水河公社的优秀教师。
1976年，王台中学（东平中学的前身）在茶棚建了一处下伸学校叫茶棚中学。我又被调到茶棚中学去高中任教，建这所学校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学习一部电影《决裂》中的抗大精神，使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磨练，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学校建在一个半山腰上，通往学校的羊肠小道，推自行车上来都很困难。山上没有水井，夏季涝天时喝山泉水，旱天或一到冬春季节，师生要到山下去抬水、挑水，学校所需物资也都需要肩挑人抬运到山上。这样艰苦的日子维持了一年。第二年学校又搬下了山，结束了所谓“抗大学校”的生活。
茶棚中学开始招了两个高中班，我任一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下山后第二年改为初中班，我还是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语文。
在茶棚中学共待了十年。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入了党提了干。茶棚中学十年是难忘的十年，也是我取得成绩得到回报的十年。
1986年，我又被调到自己家乡所在的水河中学任副校长。
在水河中学的十余年里，是我大显身手的十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段最为难忘的岁月。
水河中学是在原来公社养猪场的地方建起来的，大部分是原来的老房子，只新建了一个伙房。没有水井，就在原来矿石坑周围挖了个小水坑当作水源，每天喝的是浑浊的泥巴水，校园内处处是荒草，还有一片杏树林，学校中间是一个大的矿石坑，把学校分成了南北两块。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开始了艰难创业。
因为条件有限，当年只招收了一个复课班，两个应届生班。万事开头难，为起好步，树立水河中学的良好形象，我作为副校长，在校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亲自担任复课班的语文课。我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备课，认真批改学生作业，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并经常地给老师们上示范课、观摩课，每次在全县组织的考试或竞赛中成绩均名列前茅。我班学生姚来香在作文竞赛中获华东六省一市一等奖，李志坚同学的文章在省级一个刊物上发表，李存民同学成为四川省“蓓蕾”杂志的小记者。
1993年，我被任命为水河中学校长。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学校实行目标管理，制定了“德育为首，教学为主，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的总体目标，制定了五年发展目标，各年度目标，学期目标。每个领导干部，每个教师，每个科室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并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制定了《目标管理的实施细则》等。几年来，由于认真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实行制度管理。制定和完善了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学校管理制度28个，教师管理制度19个，学生管理制度21个，各处室各分工工作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把这些制度打印装订成册，师生人手一份，一切照章办事，真正做到了制度治校，纪律管人。
实行规范化管理，一切按高标准要求，师生语言行为要规范，上课要规范，备课要规范，作业要规范，学校环境要规范，学校方方面面都制订了相应的规范化要求。
深入开展五心活动，即“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爱心献给社会，把诚心献给他人，把孝心献给父母，把信心留给自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东平电视台做了三次报导，泰安电视台也到学校采访并予以报导，《大众日报》也刊发了这一消息。
成立了家长委员会。让关心学校、关心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学生家长担任家长委员会成员。制定了《家长委员会章程》，家长委员会成员每月一次到学校座谈工作，学校把上月的工作情况和下月的工作安排以及学校每项重大事情都要向他们通报，并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学校重大活动邀请他们参加。他们也为学校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家长委员会为办好学校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任校长的几年里，学校管理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严谨的教风，浓厚的学风，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1995年初中升高中、升中专的升学考试中，升学率在全县排第三位，在十七个乡镇中名列第二，得到县领导的表彰奖励。
水河中学办学严谨，教学质量高，在全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外乡镇的学生乃至王台三中尖子班的学生纷纷转到我校就读。那时，各班学生的人数都严重超员、特别是初三，有的班班额竟达七八十人。
在水河中学的十几年里，我年年被县、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1996年被评为“泰安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同年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自1993年以来，学校年年被评为“镇先进学校”，县“教书育人先进单位”，1995年被评为“文明单位”，1996年被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1997年，我56岁，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校领导干部55岁退居二线。年底我从校长位置上退了下来，被安排在水河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其实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支部书记是个闲职，我便赋闲在家，过起了悠然自得的日子。
1998年，镇党委请我再出山挑起镇教办主任重担。在这个职务上我又干了三年，单位和个人年年被评为先进，为东平和水河的教育贡献了一份余热。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解放前的贫穷落后和战乱年代，建国后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更是坎坷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来太不容易了。我们是饱经风雨的一代，又是很幸运的一代，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一个其乐融融的晚年。
我今年已70岁，从来不觉得是老人，好像越活越年轻，觉得自己是三十岁的心态。我愿伴随着伟大的祖国前进的步伐活到120岁。
责任编辑：小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