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一本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不久前面世。书中特别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讲情感。“中国的‘情’，可归结为‘珍惜’，当然也有感伤……人是应该在对自己人生的珍惜中，感受和了悟生活的意义，并由之获得活下去的动力。”汉语常用构词中涉及“情”的，从“情欲”、“情分”、“情怀”、“情理”、“情致”，到“爱情”、“友情”、“亲情”、“性情”、“含情”等等的词组不下上百个，或多或寡，或轻或重，或浅或深，真可谓怎一个“情”字了得？
说到文化人之间的友情往来，实际上也繁复多样。譬如，“伪友”乃以利相交者，“卖友”乃出卖朋友者，“逸友”乃佳日同游者，“雅友”乃切磋辞章者，“挚友”乃心心相印者，“诤友”乃直言规谏者，“畏友”乃品行端正者，“死友”乃刎颈之交者，“忘年交”乃狂飙骤至时真情挚谊者。也因之，孔子早就有“盖者三友”之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也”。君子之交淡如水，以文会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辅仁之交，友谊方能地久天长。
通常的情况是，当外界风和日丽、个人事顺心舒之际，朋侪杯酒言欢，能感受情谊的温暖；一旦人生转顺为逆，或双方荣枯各异，则才是考验友情、检测人性的试金石。真正的文人相重，此时不会随风而偃，而凸显纯金般的质地。校友贺捷生曾跟我们几个小学弟谈到一段往事：上个世纪中叶北大历历卷入政治风暴，最著名的是校长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遭到粗暴的批判，校长不让当了，“赋闲”在家。“批马”闹剧搞得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也少不了要求“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学历史的贺捷生不信那个邪，执意想去看望马寅初，但北大校卫不允，又去问公安局，答复同样是“不可以”。贺捷生急了，就求助其父贺龙元帅。贺龙说得干脆：“学生去看望校长是应该的，去看！另外，不带点东西，失礼。”那时正值困难时期，贺捷生带着自己省下的两个包子、两个桔子直奔马老府上。师生相互体惜，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是多么珍贵。
文人相重，那一份情感是能触摸的，那一种患难之交是能感知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爱憎分明，但对左翼青年作家极重友情。他对左联五烈士的哀思，他对落难中的萧红的扶助，均为世人知晓。他对丁玲的友情也当记上重重一笔。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昆山路寓所被特务绑架，后又一度盛传被害。鲁迅得悉后，在同年9月的《涛声》上发表了《悼丁君》一诗：“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里，鲁迅引用屈原《离骚》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作典，寄托对丁玲的无限思念。不仅如此，鲁迅还在当年冬日冒雪走访了丁玲所著《母亲》一书的责任编辑赵家璧，就丁玲稿费事做了周全的交代，让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生活上有所补贴。丁玲半个世纪后才得知此事，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君子之交以文友辅仁为目的。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诗友之间相互唱和的佳话，有许多类似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篇章，这一文脉也一直延续至当代。“文革”期间，友人之间的交往被割断，曾经同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求过学的诗人王辛笛和学者钱锺书，于南北两地同时遭劫患难，杳无音信。沉寂中的王辛笛按捺不住思友之情，在1973年春写了七绝《寄钱锺书杨绛学长》二首投石问路。几经周折，想不到真和老友联系上了。钱锺书于1974年春写了七律《老至》（收入《槐聚诗存》）：“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迷离睡醒犹馀梦，料峭春回未减寒。耐可避入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王辛笛接读之后欣喜若狂，诗兴大发，一口气唱和了三首七律（即《叠和槐聚居士〈老至〉并以遣怀漫成七律三章》）。从“接上头”算起，王辛笛写给钱锺书的旧体诗有二三十首之多，而钱锺书寄给王辛笛共赏的也有十余首，故人相濡以沫之诗谊，当可与世长存。
文人相亲，相敬如宾，这“亲”与“宾”，并非对敬重的朋友一味仰视，一好百捧，乃至讳疾护短，那样成不了“诤友”。“诤友”往往真率，能直言不讳。上世纪末，在戏剧大家曹禺家的墙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挂有一个镜框，里面镶的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手笔――不是一幅名画，而是一封给曹禺的批评信。信中这样写道：“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试想，当代文人，孰能无过？孰能自诩一贯正确？曹、黄之间的这种互动，不难看到曹禺的坦荡、雅量，看出黄永玉的直率、诚心，也就用得上艾吕雅的诗句：“心在树上，你摘就是！”
俗话说“文人相轻，自古已然”。看来应当易“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文人相重”――特别是在已经太多太多“失去”的当下，“友谊”、“敬畏”、“诚信”更显得重要。当然，对于喜好搬弄是非、阳奉阴违、过河拆桥乃至“毁人不倦”的“危友”，理该敬而远之；但对于“挚友”、“诤友”、“畏友”和“雅友”，我们需要的是，道一声“珍重”！
（杜启荣 荐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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