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的邻邦――印度，很多人定然记得那是个美丽动人的国家，也忘不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可以说，尼赫鲁亲涉了一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1889年11月14日，尼赫鲁诞生在阿拉哈巴德的婆罗门贵族家庭。尼赫鲁家族祖居克什米尔，后迁德里。尼赫鲁是家中仅有的男孩，从很小开始，父亲就按照培养印度贵族的路子，培养这个家族的接班人。在尼赫鲁眼中，父亲是一个让人敬佩又敬畏的人物。在家庭教师布鲁克的引导下，少年尼赫鲁逐渐对印度教哲理产生了兴趣，并开始阅读印度教典籍，加入通神学会。
少年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对小尼赫鲁讲了多年前他的几个家人，因误会险些被英国士兵吊死的故事。从那时起，尼赫鲁失去了对英国人的好感，并开始关注身边的社会。看到在印度的英国人和欧亚混血人，对老百姓是如何趾高气扬，尼赫鲁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对异族统治的反感。
1905年，尼赫鲁远赴英伦，进入英国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学习。起初，因为尼赫鲁的年龄稍大，又不懂拉丁文，被学校编到低年级。但他进步神速，一路升班。此时，恰逢英国大选，尼赫鲁每日注意翻阅报纸，关心选情变化。在哈罗公学这个为英国培养政治精英的学校里，来自偏远殖民地的小孩子，政治和知识水平比同龄同学高很多。当老师考问学生们对大选的了解程度时，尼赫鲁竟能说出英国全体内阁成员的名字。
后来，尼赫鲁提前考入剑桥大学，主修自然科学，但剑桥的学术氛围使得他将更多时间投入对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经常与同学谈论尼采、萧伯纳，甚至两性问题。在剑桥期间所读的书对他的政治观影响很大，从西德尼?希鲁克的新著《新爱尔兰》中，他得出了“乞求与哀鸣不能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的结论。
尼赫鲁大学毕业时年龄尚小，不够在印度政府担任文官的年龄。1910年，他又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拿到了律师执照。在法学院的两年对尼赫鲁日后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他在这里接触了各种流派的思想，尤其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1912年，终于获得了律师资格。
很快，尼赫鲁学成归国。1916年2月，尼赫鲁与卡麦拉小姐喜结连理。结婚21个月后，他们的女儿、印度未来的女总理――英迪拉出生了。从英国回国后，尼赫鲁加入了“国大党”。尼赫鲁认为，像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竟让一个远方小岛把手足捆绑起来，任意支配，实在是一桩荒谬绝伦的事情”。
同年，“国大党”在北方邦勒克瑙召开年会，27岁的尼赫鲁第一次见到“圣雄”――甘地。他眼中的甘地“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又像一道闪光，划破了黑暗，清除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从此，追随甘地至死不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展迅速。尼赫鲁认定甘地领导的这一运动既符合印度传统，又适应印度现实。
1919年4月19日，印度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爆发了英国统治者镇压印度人民的大惨案，其中，379人被杀，1200人受伤。事后英军的统帅戴尔竟然宣称，停止射击的原因是因为子弹打光了。这起惨案震惊了全印度，点燃了印度人民仇恨的怒火，成为历史上一个转折点。
据统计，尼赫鲁先后入狱9次，坐牢的时间长达1041天。当然，对于坐牢吃苦，年轻的尼赫鲁早有心理准备。印度全国大罢工爆发后，英印殖民当局到处抓人，尼赫鲁知道大难即将临头，他开始跟父亲学打地铺，亲自尝尝在硬邦邦的地铺上睡觉的滋味。
为了独立运动，尼赫鲁逐渐放弃了在英国养成的西式作风。自追随甘地之日起，尼赫鲁就不再穿西服，不再戴软礼帽、打丝领带，而改穿土布紧身裤和“阿其康”长袍，戴“甘地帽”。从前，尼赫鲁以说标准的英语为荣，现在，他逐渐使用印地语或者印度各地的方言。在生活上，他与父亲一道响应甘地发起的“抵制英货运动”，关闭家里的欧式厨房，拆除马厩，削减仆役。为了抵制英货，全家将从欧洲购置的西装、天鹅绒、绸缎甚至洋娃娃都搬到欢喜宫的平台上，付之一炬。这一举动成为阿拉哈巴德市民议论的中心，继而轰动全国。当时，他女儿的英迪拉才仅仅五岁。
当时，“到农村去”的口号响彻全国，为动员农村大众参与独立运动，尼赫鲁与国大党同志一道，不辞辛劳徒步到偏远的乡村，出席农民会议，发表演讲。在这些场合，他领略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开始认识群众心理，懂得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要求。虽然他对群众中出现的某些自私觉得不大愉快，但他和印度农民已经打成一片。
1921年，尼赫鲁第一次被捕。他在给国大党的声明中说：“为印度的自由而战无上光荣，在甘地领导下工作很幸运，对一个印度人来说没有比为事业而牺牲或完全实现壮丽的梦想更好的了。”在狱中，除偶尔与狱卒交谈外，尼赫鲁就是读书写作。《尼赫鲁自传》就是在狱中完成的。
出狱后，他继续从事独立斗争。1923年底，尼赫鲁担任了“国大党”秘书长，初步获得了行政领导工作经验。他常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尼赫鲁担任“国大党”秘书长没有薪水，为了独立事业，他和父亲甚至变卖家产作为“国大党”活动经费，他还尽量减少开支，经常吃简单的饭食，坐火车的三等车厢。
为破坏印度独立运动，英印当局也想拉拢尼赫鲁。当局派出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法官米尔斯爵士去游说，想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种种外交手段来诱惑尼赫鲁。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称尼赫鲁父子之所以反英，是因为他们加入英国人俱乐部的申请被拒绝。
米尔斯对尼赫鲁讲：“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有学之士理应出任教育部长，然后运用你的智慧和人格来影响后一代。”并且，米尔斯向尼赫鲁保证他会得到印度总督的器重。但尼赫鲁向他表示，要为印度独立做些“消极的破坏工作”，以便后代从事积极的建设工作。可以说，在严酷的独立斗争中，尼赫鲁逐渐成熟。
细算起来，尼赫鲁在五个月内，或坐汽车，或骑大象，或乘木筏，几乎行遍全印度，每天演讲十次以上，听众达1000多万。甘地看到，印度的青年一代都拥护尼赫鲁，因为他有能力调和党内各派，便于控制席卷全国的反帝浪潮，特别是青年人的沸腾情绪，就极力推举尼赫鲁为党主席。不惑之年的尼赫鲁终于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掌权后的尼赫鲁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利用英国当局倡导的议会民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最终，除旁遮普和孟加拉两省外，“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大获全胜，为印度独立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和地方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尼赫鲁提出在战时成立印度国民政府、战后准予印度独立为条件支持英国作战的建议，得到“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拥护，但遭到英国的拒绝。1942年8月，国大党在同克里普斯使团谈判破裂后，通过甘地提出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英印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非法，并逮捕了尼赫鲁等人。这是尼赫鲁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入狱。
尼赫鲁身陷囹圄却毫不悲观。在狱中，他写成了《印度的发现》一书：“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时至今日，这句名言仍为印度人乃至亚洲和全世界的人耳熟能详。
据说，印度独立时，尼赫鲁曾公开宣布：不管风多大，浪多高，将永远不让自由的火炬熄灭。
随着印度独立，尼赫鲁时代真正来临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印度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但不是金银或出口货物，而是它目前的地位。今天，全世界都已认识到未来的亚洲将有力地决定于印度的未来，印度将日益成为亚洲的轴心。”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出任第一任总理。在政治体制上，尼赫鲁仿照英国体制，建立了司法、立法议会、政府和教育系统。刚刚独立的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部存在诸多分裂因素，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分庭抗礼的各种宗教竞相并存的国家。影响国家凝聚力的一个更大障碍，是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尼赫鲁曾经问自己：“我们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而回答是：“我们完全没有平等的观念。”他指望通过传播他理解中的社会主义来逐步消除阶级差异。种姓在他看来比阶级还要糟糕，是一种“僵化的阶级”。他乐观地相信种姓制度将被政治普选权削弱，最后必将彻底消灭。
尼赫鲁敢于面对令人生畏的不利环境，在印度成功实现了民主。印度从此也自诩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一次，有人问他将给印度留下什么遗产，他答道：“很有希望，那就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四亿民众。”
平心而论，尼赫鲁这种奇特的政治人物，的确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尼赫鲁在英国学习和生活了七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他养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着讲究，留有小胡子。他为人沉默，感情含蓄，成了“东西方奇异的混合物”。
世界知名和平人士保罗?罗伯逊，曾对尼赫鲁的印象颇有代表性地评述：“他完全不拘礼节，风度翩翩，外表极有吸引力；他的气质非常迷人，总带那么点腼腆的微笑。他是那种性格开朗，轻松愉快的人。我喜欢他这点。他决不摆架子，相当友好。”
那些对他知之甚少的人，也难抗拒他的个性魅力。著名专栏作家莫吉雷奇，曾对尼赫鲁的政策极尽挖苦之词，但当他们见面后，他才发现他光辉逼人的一面，对他的超凡脱俗、曲高和寡大加赞赏：“我们越来越厌恶地审视那追逐权力的场面，真好比是妓院中的钢琴师。这时，一位顾客走了过来，面带几乎与我们自己同样的厌烦环顾打量这里的一切。我们自然被他吸引住了。这位顾客就是尼赫鲁先生。”
伊利亚?爱伦堡将他个性中的美好一面与印度的博大传统和人性的永恒划上等号：“要看懂一篇作品，必须理解它的潜台词。我们时代这位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与古老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印度，这些传统由每一层阶梯垒成，它不仅存在于罗摩神庙中。从五年计划的统计表，充满现代精神的油画以及卧躺在加尔各答街头那些穷人的眼神中，都能发现这一传统。它使你想起某种悠远、伟大和永恒的东西。有人说他是一位怀疑论者，甚至是悲观主义者。我似乎觉得，从他言辞中偶尔露出的酸楚和微笑显现出的哀愁只不过是形势的需要。我暂时忘掉国务活动对他的影响，冒昧地将他性格中的酸楚感与人性永恒的探索联系起来。”
1943年他在亚马那加要塞坐牢，当时是印度民族自由运动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他在日记中录下佛陀的一句话，为他的人格魅力作了生动的注脚：“我愿跳入熊熊烈焰的火海而决不返归家门，除非我的目标最后实现。”他说，当他偶然读到这句话时，“激动得周身震颤，仿佛就如同电击一般。”他与圣人的思想感情产生出强烈的共鸣，使命感和献身欲望重重撞击着心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这样评价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贵族气息重，脾气暴躁，高傲自负”，“有时还咄咄逼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尼赫鲁人格的一个侧面，有一种脱不去的恋英情结――在他的身上强烈地表现着一种英式风格。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
尼赫鲁在英国学习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