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君子的数量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烟民约有400万人，即100人当中有1个烟民。而晚清的鸦片弛禁以及以土抵洋的成功，使得中国自产鸦片与进口鸦片一样，合法地泛滥于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全世界鸦片使用量为66.4万担，其中中国的鸦片使用量为63万担，占世界鸦片使用量的95%。从当时的世界四大鸦片产地的鸦片自用程度看，波斯生产的鸦片25%自用，印度所产鸦片8%自用，土耳其所产鸦片约1%自用，只有中国所产的鸦片99%以上属于自用，几乎没有出口。
但鸦片弛禁后，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中外学者的观察并不一致，有的认为约1500万人，有的说900万人，还有的估计有2000万人。这个群体十分庞大是确定无疑的，而要准确考证当时鸦片吸食者的数量却是困难的，况且诸如“烟民”、“瘾民”或“鸦片吸食者”等概念的范围界定得也比较模糊。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南旋记》中记载，四川的烟民虽然触目皆是，但是其中久瘾大瘾的人并不是很多，“吸松香学顽吃者实居过半”。“吸松香学顽吃”指吸食不多且没有成瘾的、吸着玩的人。就像现在抽烟的人，瘾大且应酬多的，一天可能要两包以上；而有些烟瘾小、应酬不多的人几天才抽一包烟；还有些人平时根本不买烟也不吸烟，仅在应酬时抽几支。当时中国鸦片吸食的情况估计就是如此。英国的领事在商务报告中说，中国的鸦片吸食者以偶尔吸食的较多，经常吸食的较少。《长沙海关十年（1902―1911）》报告中也说，长沙吸食鸦片者，偶尔吸食者占40%―50%，真正上瘾深、吸食量大的人并不普遍。既然偶尔吸食者占半数以上，近代中国的鸦片消费数量又是如此之多，则更反映出近代中国的鸦片吸食行为的普遍。
笔者曾就鸦片的吸量问题询问过若干民国老人，他们认为，只要瘾量不是很大，一年有25两至30两烟土就差不多够了。1935年，河南省政府按国民政府中央的禁烟要求设立土膏行店，让烟民领照买鸦片，凡登记领照的烟民，按每人每月1两6钱6分的吸量供应鸦片，也就是一年供给19.92两，按照生烟熬膏耗损40%计，折合烟土33.2两。这一供应量在河南全省实施，应该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据19世纪30年代四川最大的鸦片巨头曾俊臣说，30万烟民每年要吸掉1万担烟土。当时的烟土每担千两，折算下来，每人每年需要消费烟土33.33两，与河南省官定的吸量十分接近。如果清末时期烟民的平均吸食量与此相近，而且当年自产和进口的鸦片基本上都被消耗掉的话，那么烟民的人数应当超过2000万。如果把偶尔吸食或者曾经吸食者都视为烟民的话，则烟民人数应该不少于2500万。如果仅仅将经常吸食者视为烟民，则烟民的人数可能在1500万左右。当时中国约4.5亿人口，无论烟民如何界定，中国的吸食群体都是庞大的。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烟毒的泛滥更甚于晚清，各种毒品也大量充斥，这一时期是中国烟毒为祸最烈的时期，应当说也是瘾民的队伍最庞大的时期。但当时烟禁废弛，没有专门的烟民统计，究竟有多少瘾民，没有相对准确的材料，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或碎片化的记忆进行估算。按照曾俊臣的说法，30万烟民每年要吸掉1万担烟土，那么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鸦片产量上就可以对当时的瘾民人数之多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当时贵州一省年产烟土8万担上下，丰年可达10万担，云南烟土产量与贵州大致相当，以云贵两省年产烟土16万担计，就可以满足480万烟民的吸食。而四川号称“鸦片国”，烟土产量更为惊人，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的记载，在防区制时期，全省年产烟土120万担到140万担，足可满足3600万至4200万烟民的吸食。若再加上陕西、宁夏、热河等诸多产烟省份的烟土产量，以及源源不断涌入国内的吗啡、海洛因等各种毒品，中国当时毒品消费量之大，可以想见。如此巨大的烟毒消费量，亦可领略到当时的瘾民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
今天抽没抽
瘾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包括了全国各地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但鸦片流毒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各阶层普及的。瘾民群体逐渐扩大的过程正是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上层社会逐渐蔓延到下层社会的过程。鸦片烟涌入国门之初，价格十分昂贵，明成化年间几乎与黄金等价，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虽然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但是内地的烟价仍然是白银的数倍。如此高的价格，一般的老百姓们自然是消费不起的，因此，首先当了鸦片俘虏的是官僚缙绅、殷商富豪这些有钱又有闲的人。道光年间一份官员的奏折称，官吏吸食鸦片的，京官占十分之一二，外官占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幕友占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以计数。由于久无战事，军备废弛，军队中吸食鸦片的情形也十分普遍，比如福州的八旗官兵，吸食鸦片的占“十之六七”，宁夏的八旗官兵，吸食者也有“十之五六”。有些部队甚至因吸食鸦片而不能胜任战事，两广总督李鸿宾率领军队在镇压连州瑶民起义的过程中就因士兵吸食鸦片而屡战屡败。另外太监吸食鸦片的也不少。但此时下层社会中吸食鸦片的还不普遍，主要集中于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沿海城镇的市民劳动阶层，包括小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店员、脚夫、船夫、小贩等。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州一城吸毒者已经有十多万人。其他如广州、厦门、杭州、江宁、武汉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吸毒者也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在当时很少有吸食，进口的洋烟昂贵且主要销往城市地区，农民是欲吸而不得。当时有人说，四民中，只有农民没有尝到鸦片的滋味。
自从鸦片弛禁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内地的农民成了专种罂粟的烟农，进口的买不起，自己种的当然是要吸两口过过瘾的。而且罂粟的普遍种植使鸦片价格也大大降低，原来的奢侈品现在已经成了大众消费品了。山西巡抚曾国荃说，在罂粟种植之前，吸食鸦片的人不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就是家道殷实者，至于农民，是绝对不吸食的。现在因为自己种植，因而吸食，家家效仿，农村的吸食者反而超过了城市。贵州巡抚李用清也说，贵州的农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进口的鸦片，自己种植之前，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吸食鸦片。但是自己种植后，都从农民成了烟民。可见，鸦片弛禁之后，吸食之风已经在产烟地区广为流传了。据光绪二年（1876年）的海关年报记载，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等西南、西北的产烟地区，成年男子吸烟人口估计占该地区成年男子总数的50%，而全国的成年男子中吸烟的约占30%。进入民国之后，这些地区吸食鸦片的人数就更多了。
1930年，美国人吉尔门写的《四川游记》有这样的描述：“无论城市或乡村之人，凡被余询问者，均称吸烟人数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此等吸烟者中，百分之七十为成年人。”根据张国焘的回忆，1932年红军进入川北之初，当地成年男子几乎找不到没有烟瘾的，成年妇女吸烟者也高达70%。1935年，国民党中央直属部队进入四川，重庆是委员长行营所在地，遍地烟馆有碍观瞻，于是行营主任贺国光执行禁烟总监蒋介石的命令，发动全市的警察、宪兵和驻军，把重庆市区的烟馆全部封闭了。事起仓促，瘾民们都来不及搞点“储备粮”，被弄得焦头烂额，第二天的《新蜀报》发布封闭烟馆的消息，标题就是“鼻涕横流，呵欠连呻，数十万人，如丧考妣”十六个字，把瘾民断烟后的狼狈相描述得惟妙惟肖。重庆一地，成年男子抽烟者占十分之七，女子占十分之三，每天鸦片销量达3吨左右，近10万两。不过关于川省的烟民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吴雨等著的《民国黑社会》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年川省烟民多达四千万。当时川省总人口六千多万，这一比例似乎过高了一些，但川省烟民数量的巨大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当时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因而在旅途之中，火车轮船上多设烟具，客人只要有瘾便可快意吞吐，浙江省党部主席许绍棣有一次从南京乘招商局的江天轮到上海，一上船，看到满舱都是躺在床上抽鸦片的瘾君子。当时鸦片的销售与吸食似乎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凡是鸦片行业内的人员，包括业主、经理、伙计，见到同行，第一句话就是互问：“你们昨天卖了多少？”吸食鸦片的见着熟人，第一句话也是：“今天抽没抽？”由此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区的烟祸之烈。
上层社会：
躺在烟榻上办公
从烟民所属的社会阶层上看，民国时期的烟民已经扩大到包括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劳动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国时期的社会在逐渐趋向现代的过程中，上层社会的构成人数大大增加了，而烟毒在上层社会是个很重要的东西。20年代有句俗话说得明白：“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上层社会的交际应酬比下层社会更为频繁，而烟土又是最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差不多就等于不善交际，因而就缺少了许多夤缘攀附的机会，就如同混迹于当今社会的官场，不会喝酒的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反过来说，烟毒在当时官场上之所以成为最通行的招待品，正是由于官场上瘾者充斥的缘故，这方面的事例随处可见。
晚清福建龙溪县的最后一任县令曹本章，是一把“老枪”，鸦片烟瘾很深。辛亥革命后在漳州任道尹，他一贯躺在烟榻上办公，边抽烟边听师爷陈述案情，除了必须对外应酬外，几乎整天不离烟榻，如果晋见上司，便偷偷备好烟丸待烟瘾犯时吞服，以免当场露馅。1928年至1930年，犯罪学家严景耀在进行犯罪情况的实证调查时，沈阳戒烟局一位处长告诉他，每个大的政府机关旁边都有好几处贩卖和吸用鸦片、麻醉品的地方，而大帅司令部附近的烟馆，其顾客全是大官。甚至在政府机关摆设烟灯也是寻常之事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就宣布在全国禁烟。但是各级政府机关抽鸦片烟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不计其数。据传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少瘾民都躲到外地吸烟去了。有一个绅士，到省城办事，烟瘾大发，找不到地方过瘾，朋友带他从某机关的后门进入一个豪华的吸烟场所，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作，烟具精良，仆人伺候很周到，烟味也很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绅士抽完烟，结账要走的时候，居然发现该警察厅长昂然步入，登榻吸烟。原来该厅长也是一边喊禁烟，一边却大吸其烟的。甚至有的衙门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理番县的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批阅、处理。靖化县有个县长叫刘绍绪，他当县长时，县府15名职员，包括他在内有12支老烟枪。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烟灯常亮，他常与人说：“烟有百害，但利害相循，烟也有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的功效。”甚至法官中也免不了瘾君子，正在审判的时候烟瘾来了，只好将审判暂停一刻钟或半个小时，等下去过足了瘾再继续审。更有甚者，有主持禁烟的官员，在训斥下属禁烟不力的时候，自己烟瘾发作，支撑不住而瘫倒在地的事情。
在军阀统治时期，军队中抽烟的人数也有大幅度增加，尽管军队吸毒的现象早已经存在，但鸦片烟与军队的紧密结合，在军阀统治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的情况，常常是整个军队成了吸食鸦片的集体，有时鸦片烟瘾就能使一个军阀控制一大批人，“鸦片军队”、“双枪兵”的雅号，可以送给大多数的军阀部队。
商人、地主、资本家抽烟的也很普遍。商人和其他富有的人宴请宾客的时候，一般都会在饭后以鸦片作为招待宾客的上品。这些豪绅地主抽烟大都由佣人或小妾之流代为装上。吸烟者面对烟灯，侧着身子，装好之后，送到他嘴里，吱吱地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喷出两股淡淡的烟来。吸完左边，再吸右边，然后坐起喝口浓茶，一会儿躺着再抽。瘾足之后，躺着闭目养神，或唠叨些闲话，再继续抽吸，往往通宵达旦，待日上三竿方上床睡觉，真是晨昏颠倒，活像个恶鬼。虽然抽鸦片烟也费钱，但一些大户人家，却不怕抽鸦片烟抽穷。他们认为真正能败家的是嫖和赌，因为嫖会把身体搞垮，赌钱会把家财输掉。所以这些地主老财不怕儿子抽大烟，最怕子弟嫖和赌。重庆有个大地主叫胡敬六，每年可收7000担的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老胡溺爱独子，为把小胡圈在家中，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认为只要自己的儿子染上烟瘾，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偌大的家业也就守住了。结果事与愿违，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个不肖之子。也许对于小胡来说，嫖和赌的乐趣实在大于吸大烟。还有个叫杨少武的人跟别人提及，自己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谁能引诱他抽大烟上瘾，将重重地酬谢。
知识阶层抽烟的也很多。早在晚清时期，士大夫阶层吸食鸦片的就不少，如王韬和严复都沉溺于鸦片之中。文人认为鸦片的作用就像人参和茯苓膏，吸食鸦片有助于诗文的写作。因而上海的大烟馆文人雅士经常涉足其间。大考来临之际，考生也会吸些鸦片，甚至还有士子进考场携带烟具被搜查出来的情况。晚清时期，一个读书人即使不吸烟，但生活中也少不了鸦片的耳濡目染，如陈独秀的父亲、郭沫若的兄弟、胡适的继兄、瞿秋白的父亲、鲁迅的父亲都是鸦片吸食者。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鸦片吸食更为普遍。福建漳州有个极负盛名的中医叶宾，精于医道，素有一剂知、二剂已起人沉疴的能力。但是他烟瘾极大，生活散漫，每天上午9点以后才能起床，过完烟瘾后10点钟左右开诊，每天只看10个人，其余时间不管病人是什么人，病症是否危急，病家怎么恳求，概不过问。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医术高明、医德不佳。20世纪30年代，重庆的白象街住着一个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他的父亲、母亲、老婆、小舅子也无一不是大烟鬼。每天上午11点，一家五口仍然高卧不起。与吴律师住一个院子的小学校长刘锡安，见此情景，诗兴大发，作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曰：“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箫，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还有咸丰县城的一个姓徐的年龄不到50岁的小学教员，他的烟瘾大得靠吸食已经不能发生效力，非得每日吞服七八钱生土，这样的情况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吞服生烟土是要死人的，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更为严重的是，莘莘学子亦不能幸免。据《四川月报》社的调查，石柱县内某初级小学，有男生约50人，几乎没有一人家里不抽鸦片，即10岁左右的小学生，曾食鸦片者46人。女生30人中自认曾食鸦片者亦居半数。湖北省教育厅有个姓向的视学，有一次去鄂西某县城视察。上午9点过了，整个县城还一片寂静。居然还有一名更夫，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打着呵欠，穿街过巷，敲锣呼叫“9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该视学去视察县城中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点半才懒洋洋地进教室，但仍然呵欠连天，向视学检查完学生上课，又去检查学生宿舍。发现每张床都铺着白色的新床单，显然校方对上级检查还是有准备的。向视学走近一张床仔细看，发现被单上有个焦洞，掀起床单一看，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宿舍管理的先生很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还是学校，简直就是烟馆。
下层社会：
有人靠卖火柴发了家
下层社会吸食烟毒的状况尤其令人瞩目。城市中的人力车夫、江河两岸的纤夫、游览地的轿夫、抬滑竿的伙计，以及从事搬运等重体力劳动的苦力，吸毒的比例都很高。1936年以前，川陕公路还没有修筑，交通全凭人力，抬滑竿挑担子的苦力几乎没有不抽烟的。烟禁废弛的时期，长江上游两岸设有许多吸烟的摊点，专供纤夫吸食之用，峨眉山上也有和尚提着竹篓装着烟具，对抬滑竿的苦力行善施舍。崎岖的湘黔道上来往奔波的车夫轿夫，腰间多挂着烟枪，沿路每隔不远就有出售烟膏的小棚户，专门为这些车夫轿夫提供烟土。这些苦力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微薄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吸毒上了，生活自然更加贫困。他们普遍吸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不良，对烟毒的危害缺乏认识，自制力差、痛苦、绝望等等，都导致了苦力吸毒的普遍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苦力如果离开烟毒就根本没有力气去干超重的体力活，连做苦力的资格都没有了。许多苦力为了谋得一个工作，只得借助毒品的短期亢奋功效以支撑每日的繁重劳作。
但这些苦力大多数没有金钱、时间、心情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因此，那些效用快、吸食方便的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就日益受到他们的青睐，这些毒品不仅携带方便，不易被发现，吸食的隐蔽性也很强。比如吸食海洛因时，把海洛因洒在一小块锡纸上，用火柴在锡纸下烧燎，同时嘴含一支小管或纸卷的喇叭圆筒，对着海洛因遇热气化而冒出的烟，一吸了事，前后不过烧一根火柴的时间。这种吸食方式，瘾民们称作“哈老海”或“坐飞机”。扎吗啡也很便捷，肌肉注射需要医生，而扎吗啡都是皮下注射，自己就能扎。当时一位吸毒的苦力说，他每天必须扎四角钱的吗啡才有力气干活，干活一天可以挣八角钱，这样吃饭与扎吗啡的钱就都有了。社会下层苦力扎吗啡，往往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用一支吗啡针轮流扎，找不到注射器，甚至自来水笔尖也能代替。当时华北有不少日本和朝鲜的浪人开设白面馆，有瘾民过来买吗啡，便笑容可掬，并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抽的？还是扎的？”如果是扎吗啡，店主还在吗啡中掺些麻药卖出，有时直接就在店里扎了就走。由于方式的简单便捷，虽然禁烟严厉，吸毒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由于“哈老海”的人很多，有些小商贩竟然靠卖火柴发了家。
严重的是，吸食海洛因成瘾后就很难戒掉。抗战前，北平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在北平成立戒毒所，对吸食“白面”者强行戒毒。这些“白面客”被送进戒毒所后，先把头发推成一个十字，以防逃跑。规定戒毒30天，期满后用蓝墨水的钢笔在左胳膊上刺一个十字，作为第一次戒毒标记。如果复吸被抓获，再次戒毒30天，期满后就在右胳膊上刺一个十字。若第三次复吸就要执行枪决。但即使这样严厉，效果也不明显。据说当时有一次在天桥刑场对第三次吸毒者执行枪决，并且将新抓获的吸毒者送去看守尸体以示教育并促使其下决心戒毒。但这些看守尸体的吸毒者居然趁无人时将海洛因拿出来偷偷吸食，可见为了过瘾连死都不怕，而且复吸的人也很多，所以以后只好不再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