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内，毛泽东恐怕是所有伟人中最具文化品格的一位。他马背上读书，走万里长征胜似闲庭信步；他江河边思考，心绪犹如潮汐汹涌激荡；他秉如椽巨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字滚九州风雷、句撼环宇波涛。他的与众不同和出类拔萃，深植于广袤的文化厚土之中。
他以雄文五卷为代表的深邃思想，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还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可以说，他对文化的认识，入木三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因凭借良好的文化品格而铸就伟业的人绝非少数。前不久热播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影视作品中，就有这么一位――护国名将蔡锷。几乎所有人都敬重他的铮铮铁骨、忠勇满腔，也感佩他的睿智与多情，但却很少有人悉解他的文化情怀。他国学造诣颇深，尤其谙熟兵法。在《蔡松坡集》这本遗著中，清晰地载存着他对为将标准的思考、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军事问题的敏锐洞察。“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是他理想抱负的真实写照；“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是他治国领军智慧的有力证明。他之所以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恐怕与“胸有万卷读书”不无关系。
民族英雄岳飞如果没有文化品格就不会留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与悲壮；陈毅元帅如果没有文化品格，怎么会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奔放与气魄？
可见，人一旦拥有了文化品格，就会变得聪慧而有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如此。
犹太民族的浴火重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2000年的漫长全球流散，使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甚至连语言都丢失了，但最终他们却说着85种语言、从115个国家移居以色列立国。正是这个民族，以只占世界人口的0.2%比重，获得过29%的诺贝尔奖；还是这个民族，为人类奉献了精神上的伊甸园――《圣经》，并且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大师辈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就是他们其中的代表。究竟原因何在？注重教育的结果，而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酷爱读书。该国也因此被誉为“读书的民族”、“教育的民族”、“记忆的民族”以及“学习和思考的民族”。正如圣贤所言：“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当今，世界已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此情势下，塑造文化品格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期任务。因为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精神、是情操、是理念,以此为底蕴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一种正确看待自己、看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进而坚定信念，担当道义，阔步向前，成就梦想，建立功业。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社会，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更多的文化品格，才能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文化的繁盛贵在选载体树品牌
文化凭载体而延续,借品牌而释力，所以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注重载体的选择和品牌的树立。正如美国凭借好莱坞、韩国凭借电视连续剧、日本凭借动漫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彰显民族魅力一样，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品牌。
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长城、孔子、瓷器、唐诗宋词会是个什么样子？还能称得上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吗？
也许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加大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打造知名品牌”，“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目前，遍布全球的350多所孔子学院，就是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军队作为支撑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力量，在推崇软实力、巧实力的当代，应有较强的“品牌意识”和“载体自觉”。
很多时候，文化的自觉是靠选择合适的载体来实现的。近日，在山东潍坊举行的“感恩之旅”首场巡演，就是中国空军借助飞行表演这个载体，运用八一飞行表演队这张品牌，向国人乃至世界做出的精彩亮相，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益。
“这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实力，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精神风貌”。各界群众在欣赏到一曲酣畅淋漓的“蓝天交响”的同时，由衷地发出赞叹。
这就是载体的妙用，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其实，早在空军初建时期，以刘亚楼为代表的老一辈空军人就怀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品牌意识。在“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的共识下，不仅建军伊始就成立了空政文工团，而且主要领导还亲自过问和狠抓文化工作。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大型话剧《年轻的鹰》就是在刘亚楼司令的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在看过演出后，称赞：“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戏拿到地上打，这很新鲜。看一遍不行！”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空军领导对文化品牌的渴望。那是1960年，刘亚楼司令出访朝鲜归来后，即刻找来文工团的领导交待创作任务，因为他在访问期间被朝鲜人民军表演的一出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所震撼，所心他决心要搞出一台在全国领先的能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在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排练成功――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持续引起轰动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正是受到该剧的影响和启示，才做出了排演大型历史歌舞剧《东方红》的决定的。当时《东方红》剧组的许多编创人员都是从空军直接抽调去的。
能否出精品、创品牌，人才是关键。刘亚楼深谙此道。他关心冯德英的文学创作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问世后，被调到空政文化部，但机关的同志却把他当作一般干部对待，让他住集体宿舍。刘亚楼知道后，对管理人员大发其火：“空军几十万人，能写小说的有几个？你要是也有这能耐，我马上把你供起来！”责令立即给冯德英安排一个安静住处，为他工作创造一个好环境。就是在刘司令的直接关怀下，冯德英此后才又陆续推出了《迎春花》、《山菊花》等名著，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为空军争了光、添了彩。
可见，文化载体的选择过程就是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品牌逐步树立的过程，更是文艺人才脱颖而出的过程。
当品牌越来越多的时候，无疑就构成了文化繁荣昌盛！
【作者简介】
王德兴，作家，诗人，现任《空军院校教育》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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