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8年多针对年画产地的田野普查，冯骥才牵头出版了22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准备推动中国年画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总算松了口气的冯骥才看上去依旧忧心忡忡。日前，他在天津大学召开“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觉得，在文化上，我是个失败的人。”因为自己在现实中经常陷于无奈，有时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很想去挽留它，但是无能为力。
自从由作家转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者身份以来，70岁的冯骥才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
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自己也数不清发出过多少声音，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去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农村再现。
那次座谈，他的开场白是：“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他形容，每个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但还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在“新农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见了。
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他用“临终抢救”这个医学术语，描述自己对天津一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画乡的心情。“那一刻我心里在流泪。”
他对记者指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古村落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操之过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驱动的倾向，往往在城镇发展过程中，拆除一个村落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化应该怎么安放，怎么传承下去，这是让我特别担忧的。”
“中华民族的根，实际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样的古村落里，所以我们希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把这些根脉保留住。”他说。
从2003年开始，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十几年来，冯骥才已成为民间文物、文化保护的一面旗帜。“不能因为无奈，你就不去做”。他说，中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是中央政府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就像在宣布推动中国年画“申遗”时，他也承认存在重重困难，但他表示，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来源：《中国青年报》）
精彩语录
1.“历史离去时，有时也十分有情。它往往把自己生命的一切注入一件遗落下来的细节上。细节常常比整体更具魅力。如果你也有情，就一定会被这珍罕的细节打动，从中想象出它原有的那个鲜活的生命整体来。”
2.“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文化没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
3.“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在被改造得浅显粗陋。然而，这文化的粗鄙化带来的更深、更长远的危害，不仅仅在文化本身，还将败坏我们的国民精神，即精神走向浅尝辄止、粗糙浮泛、不求进步和甘居落后，伪文化将进一步使民族低素质化。”
4.“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我天生是为思想和精神而活着的。”
热议锐评
其实，就文化保护来说，感到失败的绝对不止冯骥才先生一人，但是，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隐藏着整个民族和社会对文化保护的深刻忧虑和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点上，冯骥才先生的“失败观”是对社会的提醒，而靠什么挽救这种“失败”的延续则首当其冲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
无论是制止权力的扩张还是抑制市场的欲望来说，都有一个迫切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经济开发重要，还是文物保护重要？作出何种回答决定着我们的选择，而如何破解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解开保护和开发纠缠的死结，在笔者看来，是走出文化保护“失败观”的必然。
曾有论者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热情，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情感，这多半是在教育中养成的，而不是来源于保存历史信息的科学逻辑；而促使我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力量则是现实的利欲，而不是某种情感的寄托。因此，我们总陷于两难之境。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不以政绩和利益的目光打量文化保护时，才是真正的惊醒，才能说读懂了冯骥才先生的“失败观”。（朱四倍《冯骥才的文化保护“失败观”能让谁惊醒？》）
话题拓展：文化保护“失败观”能让谁惊醒；权力的扩张与市场的欲望；“千城一面”悲剧的背后；“临终抢救”与文化繁荣；新“愚公移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声音；呼唤社会的文化良知；留住中华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