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部支持中国抗战的长篇小说，《龙子》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揭露，也是对一切暴力的反思。《龙子》自觉透视战争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高涨，冷静地揭示民族主义扭曲发展对人性的伤害，并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思考民族主义的走向。这种观照战争的视角充分显示了赛珍珠独到的眼光和见地。
关键词: 赛珍珠； 人道主义； 民族主义； 《龙子》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39-05
作为一部支持中国抗战的长篇小说，《龙子》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概而言之，围绕《龙子》的评价不外几个方面：真实再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1］，揭露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探讨各阶层人物在抗战中的心路历程［2］，对战争与人性、战争与性别、性别与民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及中国摆脱殖民统治的合理出路等［3］,这些立论言之成理，为研究《龙子》提供了新的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赛珍珠在她的主要中国题材作品中一直关注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构成及其发展，笔者曾对此展开较细致的论述［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赛珍珠在《龙子》中一脉相承地自觉透视战争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性格的发展，并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思考民族主义的走向。这种观照战争的视角充分显示了赛珍珠独到的眼光和见地。
一
有关“民族”、“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的论述不胜其多。白芝皓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他对 “民族”有一个半开玩笑式的解释：“若你不曾问起民族的意义为何，我们会以为我们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5]1。“国家”似乎也是这样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20世纪初陈独秀在《说国家》中列举了“国家”必备的三条要素：“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6］4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7]6至于“民族国家”一词的起源，我们一时还难以考证，但自辛亥革命以来，我们关于现代国家的创建始终是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可以置换。笔者亦深信“脱离了社会、空间和时间的条件，抽象地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很困难的”[8]8。
《龙子》描写了“南京大屠杀”前后林郯一家的心路历程、悲惨遭遇与抗争过程，可谓一部西方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苦难史与抗争史。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它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它是中华民族的有机构成。赛珍珠以其敏锐与深刻还原了特定“社会、空间和时间”下的民族意识。与赛氏稍前创作的《爱国者》中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截然不同，林村人最初表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平静”，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屈膝下跪却不知辱。赛珍珠清醒意识到普通大众民族国家意识淡薄的危害，通过玉儿和林郯等形象寄寓她对中国底层“爱国者”的期待，对亟待发育的民族主义的呼唤。
玉儿可谓《龙子》中最具光彩的形象。她与自己的丈夫和公婆等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她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有更为丰富的精神追求。她热爱自己的亲人与家园，同时心系天下的百姓。她与丈夫的对话充分体现了夫妻二人不同的境界：
“为什么世界上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玉儿一直哭到深夜，“为什么我们没有枪炮、飞机和城堡？”
“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就像玩具一样。”老二说，“对我们这样的人那些东西毫无价值，我们只有活下去。”
……
“不过，要是全世界都在玩这种该死的玩具，那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玩。”她最后说[9]59。
玉儿的“哭”是《龙子》里最动人的描写，它使得那些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卖国求荣之辈黯然失色。“枪炮、飞机和城堡”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与林郯们所使用的大刀、长矛、老式步枪恰成鲜明对比，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日国力间的巨大差距。玉儿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她开始质疑造成“落后”的其他原因。
从认识水平到斗争意志，玉儿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她和老二从内地返回家乡，向村民们宣传全民抵抗的精神。作者特意描写了她的一次杀敌壮举。她乔装打扮进了城,把装有毒药的鸭子卖给鬼子的厨师,毒死、毒伤了不少敌人，连老二的姐夫吴廉都差一点被毒死。她明白：“在如今这个时候，大义更强似手足的情分。”[9]228在她的影响之下，老二逐渐成为坚强的抵抗者，他向村民们大声疾呼：“只有两种人没有这种心愿……一种是那些啥时候都先想着自己利益的人，另一种是那些懦弱的可怜虫”[9]189。他听说姐夫吴廉投靠了敌人，气愤至极：“眼下，谁要是首先想着自己，谁就是叛徒”[9]189。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传统的家族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大家认识到，血缘关系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亲情乡情岂能废弃民族感情。就连林郯的妻子林嫂，看到长得胖胖的外孙，都担心地说：“有朝一日，我们的土地又自由了，他们的老子的名字却和叛徒的名字在一起，他们会怎么想”[9]205？赛珍珠描写玉儿及其家人的家国观念，客观反映了抗战对家族本位造成的巨大冲击，表现了普通大众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提高，展现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可喜前景。
二
如果说，赛珍珠对玉儿们的刻画寄托着她对中国抗战的信心与期望，那么，她对林郯等人的想象性描写则包含更多一层思考。
林郯的性格发生了两次突转。他曾经力主“和平”迎敌，那时他还分不清民族之敌与欺压他们的统治者有何不同，以为只要委曲求全便可安享太平。可是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幡然悔悟。林郯们终于从血泊中挣扎起来，将自我保护的本能冲动发展为保家卫国的自觉行动，用滚烫的鲜血融化了自己与他人、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冷漠坚冰。林郯指挥着村民挖陷阱、打冷枪、坚壁清野、袭扰敌军……凡是能够消灭敌人的方式，都统统用上了，把敌军吓得胆战心惊。他终于明白：“安稳要靠争取，靠斗争，有时还要靠武力才能得到”[9]197。林村人的觉醒是赛珍珠的希望，更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伟大现实，这令赛珍珠倍感欣慰。其实，她早在1938年领取诺贝尔奖的致辞中就表达了这种寄望：“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10]955。的确，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顽强不屈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在1937年9月1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的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卡尔逊曾于1927年2月至1933年1月、1933年3月至1935年两度来华），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11]35。
林郯的性格再一次发生了突转。一个负伤的日本兵被他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他从死者身上搜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有个漂亮的女人和四个孩子。他心里涌出一股怜悯之情。他知道自己有了很大变化，暗自问道：“鬼子走了以后，我们还能把过去的自我找回来吗”[9]212？他开始对沉浸在杀敌快乐中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产生强烈不满，甚至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在战争结束之前死掉，免得以后成为“暴君”，使百姓听其摆弄。林郯陷入激烈的矛盾之中。即使是玉儿，赛珍珠也让其在毒杀敌人之后经历一番内心搏斗，她承认有时会因此痛恨自己。这种反思在国内作家笔下是不多见的。郭英剑说得好：“这种思考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时空。在战争时期就看到了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佩作者的洞见。走笔至此，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过去的抗日文学作品，遮蔽了中国人所受到的苦难，特别是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对这苦难的痛苦思考，而仅是彰显了中国人以打仗为乐甚至是以杀日军为乐的一面，实在是冤枉了各个时代都挚爱和平的中国人民。”[1]
当代学者陈思和认为，从抗战爆发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是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阶段。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这一切均可称之为“战争文化心理”[12]2。 这一视角对解读赛珍珠的抗战作品很有帮助。可以这样说，赛珍珠一直从心灵的层面来写战争，清醒地预见到战争对人性的异化作用。中国人民的集体受难赛珍珠已经写得很多，军国主义者屠杀的暴行永远定格在她的文本中。这些方面无须赘述。
那么由牺牲者成为胜利者，心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未必不重要。沿着这样的思路写下去，表现战争的作品才能真正地触及人的灵魂，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并能够在人性的层面上促使人与人之间进行心灵的对话。赛珍珠在《龙子》里这样描写：
林郯看到他的大儿子，有一天回到家里，正吃着饭，倏地起身出了门。门口站着一个鬼子，正在他的小本本上记着什么。大儿子把他杀了，接着进了屋子，拿起饭碗继续吃他的饭。
“你连手都没洗一洗吗？”林郯吃惊地问。“我干嘛要洗？”儿子很干脆地答道，“我又没有碰他一下，我是用脚把他踢进竹乱棵里的”[9]213。
这段描写的精彩之处不在于表现普通民众如何忘我杀敌，而在于细腻揭示了战争对人心的影响。老大的妻子被日军强暴致死，他有充分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杀灭敌人。这是无须怀疑的。但赛珍珠让我们看到，战争不仅夺去了无数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生命，也深刻地改变了幸存者与反抗者的心灵。老大，曾经安于和谐欢乐的农家生活，尽享人伦之乐，从没有想着去伤害别人，更不用说去杀人。在仇恨的驱使下，他则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正吃着饭――杀敌人――继续吃饭”，这种战争场景与日常生活情景的切换令人眼花缭乱，不是赛珍珠有意为之的“蒙太奇”手法，而是残酷战争生活中扭曲的真实。与其说是实写，不如说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象征。战争已经模糊了家庭与战场的界线，战时思维取代了日常生活思维，战争损伤的不仅是肉体，还有那纯朴善良的心性。赛珍珠说得够明白了：“林郯的大儿子就是这样的。他曾经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善良的人。起初，他迫不得已杀人，是违反他的天性的。后来，他真的杀了人，他的天性就变了。如今，林郯看着大儿子从家里到山上，从山上到家里，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当年那个有了孩子还是那么像个孩子一样爱说爱笑的男人，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倒是每日里干着杀人的活计，干得那么轻松，就像他曾经耕种这块土地一样。”[9]212-213因此，林郯才会疑惑：“等天下太平了，我的儿子还能像往日一样文静吗”[9]213？而林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在战争结束之前死掉，免得以后成为“暴君”，就是出于把一切纳入战争思维的恐惧。因此，回头看赛珍珠对战前林村静谧生活的描写，就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封闭”，而且也是为了表明它的安宁、祥和，是心灵和谐的外化。
三
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题材作品中，赛珍珠的《龙子》当然称不上精品，但它在表现人与战争的关系方面具有顶级作品的品质，达到了一定高度。比如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4年）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通过主人公索科洛夫讲述卫国战争中自己的斗争生活与家庭遭遇，真实还原了战争中的艰辛、不幸和眼泪。小说第一次描述为祖国解放作出巨大牺牲的苏联普通人的生活，战争不仅夺去了索科洛夫所有的亲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心灵世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迅速医治他们内心的创伤。在作品中，“遭遇”或者“命运”成为小说表现的重点，而“胜利”则悄然退隐。索科洛夫与孤儿凡尼亚的相依为命只不过“是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充满了作家对战争幸存者的悲悯和同情。这部小说的发表被看成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冻文学的先声。
同样的，《龙子》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揭露，也是对一切暴力的反思，是对民族国家意识高度发扬的警惕性提醒，是怀有人道主义理想的赛珍珠对战后心灵重建的前瞻性思考。所以，我认为它是一部超越性的作品――超越战争的视野来探讨人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拥有真正的内心世界。有两类写战争的作品，一类只是从战争的视野来写战争，这是尚武的，谈不上对于战争的反思。一类是从超越战争的人性的视野来写战争，这是突出人的本性的，是从人性的视野来反思战争，最终关注人的本性在战争时期与非战争时期如何表现等问题。赛珍珠的小说无疑属于后者。她不希望《爱国者》里的“日本民族国家意识”在中国重演。其实，在她几乎所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也都贯穿着人道主义理想。在《分家》中，王源为什么拒绝继承父业做小军阀？就是因为他目睹过荼毒生灵的惨景。为什么在“革命”和军阀父亲之间左右摇摆？就是因为“革命”的暴力在打击军阀时会让他失去父亲。《爱国者》里的秋男拒绝屠杀任何人种的无辜者，他选择到富士山自杀，以死抗争全民性的疯狂。《群芳亭》中安德雷神父对吴太太的吸引完全是精神上的，他是慈善与爱的化身。他收养了20多个被人遗弃的女婴，给她们起了美丽的名字：同情；信仰；谦卑；恩典；真理；仁慈；光明……她在短篇小说《夜班护士》（美国题材）里有更明确的表达：“爱能奏效吗？爱是经常奏效的，这种爱不是狭义的爱，不仅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爱，而是一个人对全人类广博的爱”[13]。
民族国家意识是对国家与民族之爱，人道主义是对人之爱，对人类之爱，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两种爱在赛珍珠作品中并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当然，赛珍珠让我们看到，缺乏民族国家意识同样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在《龙子》中，赛珍珠力图在暴力抵抗与人道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种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值得中国作家深思与学习的。赛珍珠借助王源的视角，让我们注意到“在革命者的队伍里，反抗父母就是获得允准的手段，这往往是忠诚的凭证，所以某些青年男女甚至把父母杀掉，以显示他们的忠诚”[10]666。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在现代中国竟时有发生，尤其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时代，父子相残、手足反目、夫妻薄情……人道主义被挂上罪名牌游街示众。我们经历了太多你死我活的斗争，拒绝给所谓的“敌人”一点点人道关怀，才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而很多灾难都是以“革命”和“正义”的名义实施的，“敌人”的惨叫增加了胜利者的喜悦，革命的狂喜阻断了施暴者心灵的震颤。在“团结大楼”内那些卑琐与无耻的庸众脸上往往涂着一层层“革命”的血红。
赛珍珠终生奉狄更斯为导师，实际上是对其人道主义理想的继承。她曾经说：“我对狄更斯的感情是一种我对任何其他人的感情都不相同的感情。是他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教会我热爱这些人，无论他们地位高低、贫贱富贵、是老人还是儿童。他教会我憎恶虚伪和道貌岸然的夸夸其谈。他使我知道，在冷峻粗俗的外表下面也许是一颗仁慈的心，而仁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德行，善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还教会我蔑视那种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人。”[14]在今日中国，如果我们要重温赛珍珠的话，其博爱之心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实际上也是王晓明所说“社会的精神依据”的重要构成。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汶川、玉树地震发生后，广大中国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同情与帮助，表现出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感情；而对近期日本地震中受难的异国灾民，大多数中国人同样表达了诚挚的同情与爱心。倘若赛珍珠地下有知，她会为这一理性与成熟的民族主义走向高歌、欢呼的。
有关赛珍珠宗教身份的争论太多了，有的论者强调她与基督教南部长老会的决裂，以此来弱化她的宗教立场。其实，赛珍珠只是反对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并不意味着她与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念的疏远。她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毕生从事的慈善事业使她离上帝更近了。作为一名亚洲事务专家，赛珍珠除了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中国前途的关注、期望，也通过许多政论文章、演讲等表达对于国际问题的观感。她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因而她获得诺贝尔奖后，蒋政府的驻瑞典代表拒绝参加颁奖会；她对共产党的抗日斗争深有好感，但也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不满，在其后期的作品《北京来信》和《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中予以披露，所以长期以来她都被视为“反动文人”。这种立场导致她在几个世界里的尴尬。太平洋两岸的许多政治派别都对她侧目而视。这是赛珍珠的悲哀，无疑也是她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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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赛珍珠.我欠狄更斯一笔债［J］.镇江师专学报，2000(3):59-61.
(责任编辑 潘亚莉）
The Trend of Nationalism under the Banner of Humanism
―From the War Perspective of Pearl S. Buck?s Dragon Seed
Sun Zonggu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As a support for China? Anti?Japanese War, Dragon Seed not only exposes Japanese atrocities, but also reflects on all kinds of violence. It depicts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hows the damage of distor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to human nature, and ponders the trend of the nationalism in line with humanism. This kind of perspective on war fully displays Buck?s unique vision and insight.
Key words: Pearl S. Buck; humanism; nationalism; Dragon Seed
收稿日期： 2011-10-11
作者简介： 孙宗广，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