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 摘 要：18-19世纪是近代华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时期。本文试从移民动机的推拉因素理论出发，阐述这一时期华侨移民海外的原因，除此之外，移民政策、华商网络、深厚的移民文化等多个因素也成为华侨移民的诱导因素。
关键词：华侨;移民
移民指“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定距离的空间上的迁移，这种迁移具有定居性质。”1
近代以前,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观念较为浓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农民的生存往往要依附土地,固守家园、安分种田是广大农民的普遍心态，故而，“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而且古代中国人重“孝”道，“父母在，不远游”是晚辈孝敬长辈应守的礼仪。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迁徙流散，不外乎天灾人祸，或者就是受害于政治纷乱、社会扰攘，经济压迫，迁徙它地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移民的趋势日趋明显，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移民海外？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同走进早期阐述移民动力机制的推拉因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都是推力与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动因素”是指迫使人口外迁的输出国的动力，诸如战争、饥馑、政治压迫或人口压力等。与此相反“拉力因素”是那些吸引外来移民的输入国的特征，例如繁荣的劳动力市场、更好的整体生活状况、较低的人口密度，都可能把移民从其他地区“拉动过来”。2
一、 本土推动力因素
（一）人多地少是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移居海外，始于唐代，但大规模迁移出国，是在近代，清朝康乾盛世之后，社会一度由繁荣走向衰落，社会经济也一度陷入滞胀状态，虽然社会财富仍在继续增长，但是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土地却没有大量增加，土地增速已经负荷不了呈几何倍数激增的人口，特别是在康熙五十年（1712），清朝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国家放松了对人口的束缚，刺激了人口的迅速繁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农业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需要耕地相应增长，土地人口负载量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即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状况下，平均每人4亩土地方可维持生计。这一比例在清初基本上还能维持，但随着康乾盛世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到乾隆末年，以福建省为例，人均耕地已经剧减为1.05亩；到道光二十年，仅剩0.8亩。3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激烈。
广东、福建两省因为人口稠密，所以人地矛盾特别突出。自古以来，中国闽粤两省虽然人口密度不如江浙“鱼米之乡”，但却是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省份，再加上农业生产效率低，生产技术不够成熟、资本不足，粮食多不能自给，依赖进口甚多。有数据显示，在当时广东、福建两省的进口大米数量占全国进口总数的50%-80%。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地丘陵占了全省土地面积80%以上。乾隆十八年以后，福建省耕地增长几呈停滞状态，加上人口迅速膨胀，耕地与人口的比例极低。即便“富豪之田不过五顷，多极至十顷”。4这与当时江浙一带的富豪拥地千顷万顷的情况相比，简直天壤之别。福建省丘陵广布，坡耕地占有较大比例，由于坡耕地具有地块零碎的特点，在其上进行农业耕作活动加重了耕地的土壤侵蚀过程，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特殊的地形条件使得福建省的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相对全国而言并不占优势。《漳州府志》载：“闽土素称下下”，作为福建省内仅存不多的平原地带―漳州地区，却“近海半沙卤”，“溪涧流潦，决塞靡常，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其他山地、丘陵地区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农作物产量较低，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就不足为奇了。5
与福建省相比,广东省的土地资源状况更差。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土质贫瘠，耕作条件差，致使广东这个人口大省在户均耕地面积全国排名中垫底，仅有12亩。全省所产粮食供不应求，不得不依靠从国外进口。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成为无业者，农民无处谋生，不得不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福建和广东地区本身没有能力消化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样的客观现实迫使长期浸淫于重商主义和移民文化的闽粤居民把求生的目光投向海外，这是造成近代国人移民海外的最根本原因。
（二）政局动荡、战乱、饥荒和灾害是华人海外求生的次要原因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饥荒和灾害等天灾人祸不断。十九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满目疮痍，战争不仅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还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从事手工业、农业的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失业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困境，导致了从1843年到1850年间大约有一百次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暴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这种起义和暴动推向顶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南部地区，其主要成员来自破产的失业农民。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且还有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经济资源，各地农村经常发生械斗。从1856年起，在广东省台山县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土”即讲粤语的原住民，“客”即讲客家方言、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居民）。这场械斗波及恩平、开平、阳春、高明、阳江、新宁、高要等县，因械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有两三万人之多。6
不仅战祸频繁,而且天灾也常常光顾那时的中国。1898年以后，山东省几乎每年黄河都发生泛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长江、汉水流域洪水迭发和农业收益减少的记载也比比皆是。从1851年到1908年，广东省台山县遭受过14次大的洪水、7次飓风、4次地震、2次干旱、4次瘟疫和5次饥荒。7清光绪年间，源于云南的鼠疫传到广东和福建，1884年至1952年，鼠疫波及福建56县，死亡人口达71万。8天灾人祸让那时的中国普通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农民自下而上改变不良社会现状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人民追求安定幸福的生活愿望没有变，所以移民海外似乎成为这些地区的人民唯一可行的选择。
二、外界拉力因素
“拉力”是指人口迁移的迁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因为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优越，而是因为迁入地表现出较多的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对某一弱小群体而言有特殊的机遇。9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完成，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积极经营它们在亚洲殖民地。工业革命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东南亚原材料的速度，各种企业、矿山相继破土动工，东南亚种植园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东南亚巨大的用工需求，人口众多、善良、勤劳的华工遂成为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首选目标。以英国殖民缅甸为例，1852年，英国发动第二次英缅战争，为了营造防御工事和其他工程，从中国招揽了许多广东籍木工，这些木工在战争结束后，没有返回家乡，大多留在缅甸定居，开枝散叶。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鼓励缅甸发展水稻种植业，缅甸的稻米曾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下缅甸的稻田种植从1858年的99.3万英亩迅速增至1885年的370万英亩，成为世界主要产米区之一。10 善于把握机会的中国人在缅甸人与英国人米粮贸易之间做中介商，成功的完成了在异乡谋生的转型，有成功者甚至成为了缅甸华人社会显赫一时的大商贾。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际迁移行为产生的动因，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工资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人们从经济发展缓慢且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流向经济增长快且缺乏劳动力的国家。同样，分析近代华人移民海外的原因适用于这一理论，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战乱天灾不断，封建制度腐败，民生凋敝。中国是一个泱泱人口大国却面对着人多地少的社会发展困境，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岗位有限的事实使就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显得尤为严峻，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大量农民破产，在农村，农民无田可耕，无业可从的景象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却因为殖民主义国家的积极经营而日渐繁荣，东南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东南亚劳动力需求旺盛，工资一涨再涨。在中国就业市场内需不足，而国外就业市场前景广阔的形势下，出国务工成为当时中国失业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的一大途径。从个人来看，迁移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总是选择工资较高，机遇较大的地方，此地区可能不是当时工资水平最高的区域，但是却是迁移者个人认为最有发展机遇，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充足，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雇工的收入一般都很少，仅能维持基本生计，所以国外相对于国内的较高工资和发展前景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无限的诱惑，这也是他们移民海外一大诱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推拉因素”理论过于简单化地阐述人口迁移这个复杂多面的过程。这一理论不能全面解释复杂多样的人口迁移原因，下面笔者就从几个方面分析近代华侨移民的其它原因。
1、不同时期移民政策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政府历来主张禁止向海外移民。顺治四年颁布的《大清律》其中明文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11这项律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失败而发生改变,为了便于殖民者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清朝与英、法订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允许华工出国。这彻底打破了清朝长期坚持的闭关锁国政策，为勇于开辟新天地的部分中国人认识世界开辟了道路。虽然清政府是迫于无奈才同意华工出国，但随着海禁的取消，清朝统治集团也逐渐意识到移民可以既可以缓解国内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2、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庄国土教授认为，早在汉唐时代华商就已积极从事海外贸易，到明朝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的东亚、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网络。19世纪以英国人为首的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也使东亚、东南亚海外华商网络得到了前所唯有的发展机会，17世纪以来，华商网络就已成为欧美人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的组成部分，两者虽时有冲突，但更多的时候是呈共生互动之势。海外华商网络由沿海向内陆扩展，由从事商品贩运到组织商品生产，对华人劳动力的需求增大，而华人移民本身也是华商网络扩展的内在需求。华人移民人数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扩大和产业经营的多元化。12
3、部分地区深植的海外移民文化。在某些地区人群中，伴随着人口跨境迁移而逐渐演绎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综合迁移过与迁入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虚拟空间。13以闽粤侨乡为例,自古以来渔业和经商就是沿海人民的传统谋生方式。19世纪，因为国内劳动力充足，无工可做的闽粤地区人民大批流徙海外，国外较多的就业机会让闽粤人民对出国谋生充满幻想，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往往被侨乡人民尊为榜样。富裕华侨回乡生活奢侈，大讲排场被人们奉为典范。生长在侨乡的年轻人从就业取向到人生目标均与移民国外融为一体。移民海外在侨乡人看来是相当荣耀的事，受此种心里驱动移民海外的闽粤地区人民层出不穷。
4、根植于侨乡人民心中的重商意识与冒险精神。在当时的闽粤侨乡，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要赚钱，如要赚大钱，就应做生意去，往南洋做买卖去。”14做生意成为侨乡人一般的信念，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家长更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精打细算的观念，希望后辈能长大后经商，继承自己的事业发展生意。闽南人最先迁入南方地区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别于传统中国人的“安土重迁”观念，当时的移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从此以后，闽粤地区的人民就一直保留了这种冒险和敢于进取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违法出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5、西方殖民者的招徕和被迫出国的华侨。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衰落。18世纪末，欧洲废奴运动蓬勃兴起。英国于1807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由于奴隶数量的减少，殖民者经营的殖民地劳动力变得非常紧缺，于是欧美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他们开始大量招徕华人出国务工。这时出国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劳动者，自由劳工多出于生计而自愿出国，自带旅费，出国后寻找亲朋好友依附。另一种是契约华工，也就是俗称的“猪仔”。林则徐上书给道光帝的奏折是这样描述“猪仔”贸易的：“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力强壮之人，其稚弱者概不雇用。……又查另有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船饭钱文，亦带到各夷港，有人雇用，则一年雇资俱得该船主取去，满一年后乃按月给予本人工资。”15除此之外，外国投机商还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地位，在中国雇用大批流氓匪棍深入内地，用各种拐骗绑架手段掠取华工。在广州、厦门、上海的大街上，人贩子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欠债或犯罪的借口强行绑架华工。所以这些所谓的“契约华工”并非自愿而出国。
6、政治避难、羁留国外的中国战俘和失散士卒。改朝换代历来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不变的永恒主题，中国儒家忠君思想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明末清初，满族入主中原，一些不愿为外族统治的人士主张“君不正，则臣逃外国”，所以明末清初有数批“义不仕清者”移居东南亚，以寻求政治避难。1669年，南明永历帝为躲避清军追击，率仅剩的1478人避入缅甸境内。16之后永历帝被擒，“从之者犹聚而不散，桂王蒙难缅甸，不守甲卫遗黎，宁愿老死海外，葬蛮夷中，不肯屈膝稽颜北面虏廷，此为第三次海外避难南来之华侨也”17。清乾隆年间，中缅发生战争。这时约有2500名中国战俘羁留在佤城，即今天的曼德勒。这些人随后定居当地，“或从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18。此外，因为战争失散、流落在缅甸农村的中国士卒也不在少数。
近代华侨移民海外的个人因素还有很多，笔者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总的来说，18-19世纪是近代华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时期。从宏观方面来看，推动近代华人移民海外的本土推动力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次要原因是政局动荡、战乱、饥荒和灾害。 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及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影响华人移民的一大因素。从微观方面来看，深植于华人心中的海外移民文化以及闽粤地区人民冒险、重商的人文精神，则是使这种推动力和拉力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观原因。如果按出国意愿来划分，因为拐骗绑架而出国最终回不了家乡的华人也大有人在。中国对外战争中失散士卒和羁留战俘，逃亡外国寻求政治避难也是华侨移民的一大来源。（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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