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剑（1980-），女，湖北宜昌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学。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岛崎藤村与郁达夫之间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以及自述色彩方面的异同，通过叙述岛崎藤村在“私小说”创作轨迹以及郁达夫对“私小说”的接受和汲取，进而分析两人小说创作方面的文学关系。
关键词：岛崎藤村；郁达夫；文学关系
一、引言
岛崎藤村作为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中日近代文学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小说《破戒》、《春》、《家》、《新生》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纵观这些小说作品，特别是小说《新生》中的那种“忧伤的青年”的形象以及“自述传”的告白风格，都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应该说他们两人无论是文学气质还是抒情格调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二人在“私小说”和告白小说的创作方面以及在小说作品中体现的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特征，历来都是中日学者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例如刘晓芳教授著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伊藤虎丸著的《〈沉沦〉论――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这些文献也都从一些侧面讨论了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关系，总而言之，从笔者看来，他们两人的文学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源自于他们二人共同的文学渊源，即受到了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私小说）的综合影响。
二、岛崎藤村对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与发展
日本的“私小说”起源于自然主义，它是随着日本自然主义的演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涵盖日本近代文学的体裁独特的小说样式。中村武罗夫曾指出：私小说是“自然主义系统的最后一种小说”。［1］之所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因为日本的自然主义在“私小说”出现之前，还曾经使用过其它的小说体裁和形式。在自然主义初期，田山花袋、永井荷风等作家通过借鉴和模仿左拉的作品，发表了《露骨的描写》、《地狱之花》等早期的“私小说”作品，可以说这些小说都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文体与日本本国文化土壤的融合。而后，岛崎藤村出版了他的小说代表作――《破戒》，是日本文学中罕见的能够将外部的社会现实与内部的心理现实处理得平衡、深厚的小说作品。我们知道，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三部对其确立发展和性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分别是岛崎藤村的《破戒》、《春》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但从作品的地位来说，就可见岛崎藤村在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文学领域上的举足轻重的影响。《破戒》发表于1906年，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正式的起点，被吉田精一称为是“明治时期内的第一部小说”，和“最早非常明显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品。”［2］小说《破戒》的出现也宣告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1907年，田山花袋紧随其后，发表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主义小说――《蒲团》，日本的文学界普遍认为，《破戒》中主人公丑松的“内心告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和启发了田山花袋创作小说《蒲团》。而由于田山花袋过分地将创作视野执著于周边狭窄的生活, 过分尊崇客观，为事实所拘泥, 小说《蒲团》被看作了“私小说”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崎藤村也可以说是日本“私小说”的源头活水之一。1908年，岛崎藤村创作的小说《春》延续了《破戒》中自叙传特征以及自我内心告白形式，并被看作是影响日本自然主义性格形成的代表作品。而1919年发表的小说《新生》，更是因为主人公对自己“性的苦闷”和不道德的乱伦关系的“赤裸裸的告白”在当时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应该说，岛崎藤村带给日本近现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文体确立和性格的形成，都具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岛崎藤村对郁达夫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
由于郁达夫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受日本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作品影响较大，而佐藤春夫则可以说是郁达夫最崇拜的一个作家，因此他常常以“中国的佐藤春夫”自居，然而从其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对“私小说”的效法，都能够看到岛崎藤村小说的影子。
（一）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寻找自我”历程
郁达夫于1913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随后在日本留学十年。日本当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重镇，因此他既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的“大正文学”，同时也饱尝了身处异乡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待遇。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人间苦的时代”（日本留学期间）、“社会苦的时代”（回国以后到1926年）、“时代苦的时代”（1927年以后的）。他的早期作品通常是通过表现的都是主人公苦闷压抑沉沦的心态，但是这种“沉沦”并不是无所追求无所希冀的，而是在消极中蕴含了一种渴望消极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愿望。他的苦闷是五四时代青年的“时代苦闷”，是对尊重人自身的价值的呼唤。作为在《破戒》发表十几年后开始创作小说的郁达夫，无疑受到藤村告白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创作轨迹上一窥端倪。例如，藤村自1908年的小说《春》开始，完全沿着自传体小说的路子进行创作，《家》是藤村自己的家，《新生》也是藤村自己的“新生”。可以说，岛崎藤村是在接触到卢梭的《忏悔录》后，逐渐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苦闷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在坦白真实情况中谋求自我的告白。岛崎藤村以《破戒》的内心告白为起点，在其后来的作品尤其是《新生》中达到及至。在《新生》中，藤村排除了一起世俗的虚妄，直率而露骨地把自己与侄女不伦恋情赤裸裸地告白出来，忏悔自己在道德上的过失。反观郁达夫，他被称为“中国的卢梭”，他从一开始就是以自叙传式来抒发自我孤冷和忧郁的情绪，正如铃木正夫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前驱卢梭的自白文体，尤其与郁达夫的作品内质有着深刻的关系。他的自我暴露，自然一半是来自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3］而这里指的自然主义当然是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郁达夫在创作时主张要把“我”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偏重自我暴露，使得他的自叙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他本人的“情绪传”。无论是《沉沦》里的“他”，还是《秋柳》和《茫茫夜》里的“于质夫”，亦或是《南迁》里的“伊人”、《东梓关》、《烟影》里的“文朴”，都切合着作者自身的影子。随着西方文化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很多西方作家的写作倾向也很明显地体现在这两个国家的作家的作品中。卢梭对于岛崎藤村和郁达夫的影响甚大，这从他们文学风格和小说主题的相似性上均可以看出来。
（二）岛崎藤村式浪漫主义对郁达夫的影响
总体说来，藤村的浪漫主义可以概括为：第一，大胆讴歌恋爱，这主要是受到了他的好朋友兼导师的北村透谷“女性至上”观点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一叶舟》、《落梅集》等作品中对于女性和爱情的大胆讴歌；第二，崇尚大自然，着重展现自然界的雄伟和瑰丽，藤村的诗歌尤爱以春天为题，在其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嫩菜集》中，仅以春天为题的诗作就有17篇，另外在《黎明》、《明星》、《常青树》等风景诗集也多表现了对自然之美的憧憬；第三，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知物之哀”的特点，例如在他所著的《旅途》等诗歌中，通篇弥漫着一种迷茫、感伤的情绪。而郁达夫也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中，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伊藤虎丸先生在论及代表小说《沉沦》时，曾将郁达夫归结为披着写实主义外衣的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感伤的抒情倾向，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4］应该说，郁达夫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优郁、感伤、悲观、迷惘的主观情调与藤村作品中体现的“知物之哀”异曲同工，皆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对比藤村的诗歌和郁达夫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在《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中，郁达夫通过自叙传的写法，讲述了弱国学子漂泊异邦的悲惨生活，或描写归国后希望破灭的青年的哀怨与困顿，文中充满了独特的“苦闷、感伤”的基调。而藤村则是通过诗人之口发出了：“也许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我恋慕这无路的荒野”的呐喊。［5］另外，与西方自然主义不同，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普遍具有一种“主观浪漫化”的特色，无论是小说《破戒》、《春》甚至是《家》，藤村在坚持自然主义写实性特点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日本早期浪漫主义的抒情性特征，这些作品“过多地如实细致描写人的内心的极端痛苦，过分渲染爱欲的冲突，流露了些许悲观、绝望和宿命的情绪。”这些特点在《破戒》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作者将写实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特征，而这一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郁达夫浪漫主义的创作主张，融入了大正文学对他的影响之内。纵观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往往选取真实地、艺术地反映生活，例如，《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是将浪漫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完全融合，主张尊重“内心的要求”的浪漫主义和“感伤的抒情倾向”，这种创作手法与小说《破戒》颇为接近，体现了“主观浪漫化”的特色。所以说，无论是藤村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卢梭式的自然主义小说，均对早期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作用。［6］
（三）岛崎藤村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创作的影响
应该说，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正好是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私小说衍生的重要时期，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汲取和接受了私小说的手法，伊藤虎丸就明确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方法。［7］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借鉴藤村“私小说”方面则主要表现在：一是“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日本“私小说”强调的是作者自身情感和生活的体验，例如,藤村在2其小说《新生》中, 将实际生活中和自己侄女所发生的不伦恋情, 毫不保留地反映到该小说的主人公“岸本”身上。而在小说《家》中，又将自己的家族经历完完整整地融入到小说情节中，使得主人公在小说里所说的话就是作者的肺腑之言。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郁达夫曾经就自己的创作说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一切举动，其实完全就是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8］另一方面, 郁达夫这种带有浓厚“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却保持了难得的客观冷静，尽管是在写自己过去的事情，但是作者依然能够在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之间自如转化。二是主张描摹心境。久米正雄曾经说过，塑造人物形象时，如实刻画是重要的，但同时更主要的，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想也表现出来，这就是心境小说。”［9］很明显，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观点的影响，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在郁达夫看来，小说的技巧“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因此他的作品非常注重人物心境的描写。无论是郁达夫《沉沦》、《十一月初三》、《烟影》、《迷羊》、《蜃楼》中对于“零余”主人公的描写，还是岛崎藤村在《破戒》、《春》、《新生》里的心境描写，其实都十分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另外，与岛崎藤村一样，郁达夫的小说中情节的描述显得比较单薄，他似乎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深刻尖锐的矛盾冲突，这都表现了他们小说里的明显的自然主义“私小说”特征。
综上所述，岛崎藤村的文学思想对郁达夫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在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与启发。笔者希望，对于岛崎藤村和郁达夫文学创作之间的这种继承与影响的关系的研究，能够唤起后来的研究者对于两国文学性的参照系意义的思考。（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岛崎藤村与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关系之研究”(11WLH2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中村武罗夫.《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达的过程》［M］.《新潮》，昭和5年1月。
［2］ 吉田精一,齐干译.《现代日本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2，100页。
［3］ ［8］铃木正夫,李振声译.《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M］，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4］ 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5］ 谭晶华、 兰立亮：《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岛崎藤村作品选》［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6］ 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
［7］ 刘晓芳.《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J］，《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研究会论文与摘要汇编》，2011，（8）。
［9］ 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 资料》（下册）［M］，花城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