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玉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于陕北乡村，当过农民、乡村民办教师，现任志丹县委书记。工作余暇，喜好读书写作，先后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计约70余万字，已出版文学专著《山路弯弯》、《心路历程》、《山外世界》、《征途漫漫》、《山高水长》、《一路风尘》等七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心仍辽远
再过一、两年，我就到了“知天命”之年，开始向老年的门槛迈近。但从心里感觉来讲，仿佛自己的年龄远远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好像仍处在三、四十岁年龄段，老年似乎距我还很远很远。
小时候，每当听到谁的年龄到了四、五十岁，就好像成了老人了，甚至三、四十岁也感觉年龄很大。现在没想到自己也到了那个年龄段。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再有十来年光景就要退休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老人。细细想来，倒真的有了生命的“危机感”。
然而，“危机感”的感慨只是偶尔的事情，大多时间都是稀里糊涂，忙忙碌碌，激情饱满。尽管工作是那样的繁忙，肩上的担子是那样的沉重，在错综复杂的工作中，也难免遇到棘手的事情和困惑的问题，但我没有退却，没有心灰意冷，而是自加压力，迎难而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和问题，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换来了一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尽管日常生活是那样的单调，那样的乏味，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爱妻逛街、游玩，也没有时间与娇儿促膝交谈，失去了许多天伦之乐，但换来的是妻儿的理解和自我精神振奋。尽管工作余暇之际，全部用在学习和写作上，谢绝了许多朋友们的相邀聚会，将自己禁锢在斗室里，难免眼花缭乱，头昏脑胀，甚至吃不好，睡不香，但换来的是一本本文学集子，心情是愉快的，精神是充实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确实不小了，再过十来年，就要从热爱着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涌入到老年人的行列。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然而我仍不服老。我觉得，官有大小，事业却永无止境，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尽情地发挥了，奉献了，人生就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我不求官有多大，职位有多高，我只想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一些事情。我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谋好利，使自己无愧于上级的信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厚望。
我知道，自己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又自加压力，坚持学习和写作，这是对身体的极大摧残和对生命的透支。但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如果失去了它们，就像饭菜失去了调料一样，工作和生活就变得无滋无味。好些人常对我讲：“现在你可以不读书、不创作，等退下来后再从事你的爱好。”但是我等不得、耐不住，我甚至把退下来后的时间都安排好了，这就是要干好三件事：一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静静地看书、写作，以弥补过去没有时间看书、写作的缺憾；一是携上爱妻和朋友外出旅游，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行走“长征路”，领略自然风光，感悟人间真情；一是组织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一方面锻炼身体，保持良好心态，另一方面活跃文化生活，为群众义演，做到老有所为……
想到这里，我的心豁然开朗，精神又振作了许多，情绪又一次亢奋起来……
我的二亩地
我拥有一块地，一块特殊的土地，足有二亩吧！
这块地，原本不属于我，是别人弃耕后我接手过来的。
我接手的时候，它已不成样子：土瘦地薄，杂草丛生，一幅衰败的景象。
看到周边地块那样肥沃，主人是那样地深情专注，耕作不停，而且生长出的庄稼是那样地茁壮、茂盛，相比之下，这块被弃耕的土地是多么地凄凉！
我禁不住想，也许这块地当年也曾受到过主人的丰厚待遇，也曾被认真地作务过。这当然也换来了土地的回报――地肥粮茂，五谷丰登，一派繁荣兴盛景象。可是现在呢？我敢断言，主人早已变态了，好吃懒做，既不浇灌，也不精心作务，甚至连最起码的守侯的责任也不尽了。这块地被白白地闲置在那里，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消磨了多少美好的时光，直至成为荒芜的土地，无人光顾，无人问津！
想到这里，我委实怜悯了。在几经打问、找不到主人的情况下，我爱抚地将它接手过来。我认真地丈量了一下，足有二亩多！“一切从零开始”。我先是铲除杂草，继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昼夜不停地松土、浇灌、播种、锄草……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再忙、再累，我也心甘情愿，从不放弃。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的土地，我愿意！
成功只属于那些默默无闻、乐于奉献、坚韧不拔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的辛勤劳作，这块地又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现在，不仅土地变得越来越肥沃，而且生长出的庄稼一茬胜似一茬，已经远远超出了周边的土地，不断地孕育着丰收的果实。
过路的人们，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总是赞叹土地之深情和主人之勤劳。对此，土地幸福，主人我也骄傲！
啊，我的二亩地！
第一次去西安
1980年深秋，在延安农校学习的牧80级的我们，在陕西杨凌“农科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毕业实习。实习完之后，大家都想去西安走走。一方面有很多同学没有去过西安，想去看看；另一方面想在西安照一张毕业照，作为同学们永久性的纪念。看到我们的愿望那么执著，那么强烈，班主任老师牛怀春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那时候，西安到宝鸡一线的公路虽说是柏油路，但道路狭窄，路况较差，顶多算是三、四级的公路吧！那天早饭后，全班30名同学乘一辆大轿子车就出发了。杨凌到西安也就是200公里左右的路程，却整整走了大半天。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古城西安。
那时的西安与现在的西安根本无法相比。但是，当时在我们看来，城市是那样的雄伟壮观，街道是那样的宽阔平坦，车辆和人流是那样的繁多和匆忙。玉祥门、西关机场、西大街、钟鼓楼、邮电大楼、钟楼饭店、新华书店……相继从眼前掠过。一切都是那么美丽、神奇！为了方便和安全起见，我们投宿在了钟楼附近的骡马市深巷中一个叫工农兵的旅社里。
旅社并不大，记忆中只有三层吧！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只好住通铺。一间房子，竟然挤了十几位同学。就这，我们依然兴奋不已！住下后，班上立即开会。班主任老师牛怀春专门强调了安全和纪律问题。要求我们不能随意乱跑乱转，以防走失或发生安全事故。但是古城西安的每一处景色，都是那样诱惑迷人，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会完后，同学们三三两两早跑了。我是班上的生活干事，不能随意离开。等我和班长把生活安排好之后，也迫不及待地走出旅社，走出骡马巷子。印象中，巷子是那样的幽深狭长，南来北往的人们，操着不同口音，熙熙攘攘；一副副生面孔，令人十分胆怯。
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出了巷子，来到了大街上。汽车、自行车、摩托车川流不息，想横穿马路到对面走走却十分困难。这时，天色已经大黑，街上霓虹灯闪烁，行人匆匆。因为是第一次到西安，对西安的路线很是生疏。考虑到走得远了怕寻不着所住的旅社,我只好站在巷子口看了看周围的景色，在附近的小食堂怯生生地吃了两碗馄饨，便心惊胆颤地原路返回了旅社。
说来也是笑话。晚上，人已经睡了，司机张师却担心轿子车被人盗走，提出要派人照车。让谁去照呢？那肯定是班干部的事了!经过认真商议之后，由我和学生会主席白志芳、团支部书记高思龙、班长郭文虎等去照。我们几个穿了几领黄棉大衣，偷偷地抱了两块被子，轮流坐在车上照看。秋末冬初，昼短夜长，天气较为寒冷。我们坐在车上，虽然穿着大衣，盖着被子，仍然冻得瑟瑟发抖。尤其是两只脚，简直冻得难以立足，只好在车厢里不停地?着。就这样，几位同学你来我往，几乎彻夜未眠，在车厢里折腾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饭后，班主任老师引领我们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照了毕业照后，便匆匆踏上了回归延安的征途。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西安的记忆和感受。如今，快30年过去了，忽然想起当时的情景，竟觉得是那样的狼狈，那样的好笑！
心中的太阳
深冬季节，我又一次来到了双目失明的残疾人王生斌家。一上硷畔，只见生斌远远就伸出了手，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两双手握定之后，他扑闪着深陷的眼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语无论次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随行的县残联负责同志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笑了。
这是我第六次见到王生斌。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生斌，是在我来志丹工作不久的2007年元月12日。那天上午，我带领县残联、县民政局和县委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来看望他、慰问他。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虽值寒冬季节，仍显得格外暖和。听说我们要到来，王生斌早早就等候在家门口。
我快步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问他看见看不见蓝天，看到看不到太阳？
他笑着断断续续地说：“我虽然看不见蓝天看不到太阳，但我心中有一片广阔的蓝天，有一轮火红的太阳。”
我惊呆了，一双眼睛顿时湿润了。
问起他的身世和有什么困难？他沉默了很久说：“我想说书，但是三弦坏了，想买一把三弦，可就是没有钱！”
我当即嘱咐县残联的同志，随后给他买一把最好的三弦，让他好好说书，又送上一袋米、一袋面和二百元钱，以表达县乡党委、政府对他的一点心意，鼓励他坚定信心，勇敢地面对生活。就这样便匆匆地离开了他家。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曾四次在县城见到过王生斌。一次是在县上举办的残疾人联欢会上，他还自编自演了一段说书节目，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其余三次是在街头。他不是坐在墙根说书，就是挤身于卖水果的摊点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拿新买的三弦弹唱？
他说：“舍不得使用。”
有一次深夜十一点多，在下班回寝室的路上，我特意来到了卖水果老板摊前去看他。此时，他被老板安顿睡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已经睡着了。我示意老板不要惊醒他。当他听到我的声音时，嚷着非要起来见我不可。
我的心一阵阵痛楚，遂决定给他在街上找一个房子临时居住。不料被卖水果的老板和他谢绝了。一再说他在县上小住几日，不几天就会回家的。
无奈，我便吩咐随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协调民政部门，尽快给他送上两块被子和一套衣服，以抵挡风寒。他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
没想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我决心了解一下他的身世。在他栖身的窑洞里，我们落定了座位，认真倾听了他对苦难人生的诉说。
1961年9月，王生斌出生在志丹县纸房乡杨庄村一个贫苦的农家里，兄弟姊妹四人中，他排行老三。三岁那年，他因出麻疹，体温高达40℃以上，很快危及到了他一双乌黑的眼睛。父亲王月光，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正忙着带领村民“战天斗地”，顾不上给他看病。只好由母亲领他到镇上的医院去诊治。在医生的精心医治下，吃了些药、打了些针，病情有所好转。为了节省钱，他母亲不顾医生的反对，硬是把他带回家休养。没想到几天后，体温又一次升高了，他的眼睛视线越来越衰弱。她母亲不得不再次带上他去镇上医院去医治。那位医生轻轻拨开他的眼睛，痛心地摇摇头说：“眼睛已经被烧坏了，实在无法救治，这下回家休养去吧！”
从此，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那时3岁的他还没有什么记忆。这些都是后来母亲给他讲的。在他的记忆中，迎接他的便是黑暗的世界。他看不见天，看不见地，看不到别人的模样，更辨不清东南西北和白天晚上。在他的大半生中，没有白天，只有茫茫黑夜。他的一切生活只能借助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们。小时侯，村里的孩子谁都不愿跟他玩耍，常常歧视他，嘲笑他，把他当做开心的玩具。然而他并不知道，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每当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是多么痛苦呀！他甚至想到过死，但又不愿伤害已经破碎了心的父母。怎样度过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他苦苦地思绪着、煎熬着。
1993年，他善良的母亲病世了。在亲爱的母亲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老人家怎么也撂不下她那可爱的三儿子王生斌。她放心不下的是生斌以后怎样生存？她挣扎着从炕头上爬起来，把大儿子王生俊唤到面前，流着泪说：“妈知道你心忠心善，妈死后希望你能把生斌照看好，妈就放心地走了”。忠厚善良的生俊拉着母亲的手坚定地说：“请妈放心，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生斌的，即使讨吃要饭，也不让生斌挨饿；只要我有吃的就有生斌吃的！”
事实的确如此。在老母亲去世后，由于父亲年迈体弱，生俊就自觉地担负起扶养弟弟生斌的重担，并把他领到家中，进行服侍。尤其是生俊的妻子吴生爱对生斌更是关爱有加，从不冷看慢待和嫌弃生斌，常常感动得生斌不知说什么好。为了彻底照顾好生斌，哥嫂俩决定将自己的二女儿过继给生斌。现在生斌由侄女和侄女婿扶养，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生斌也很是争气。为了更好地减轻家人的负担，他有时竟摸索着扫院、喂猪、喂鸡等，做些简单的活什。期间，他还专门跑到县城，向志丹县著名的盲人老艺人王占胜学说书，练就了不算精湛但还能拿出手的弹唱艺术。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拿起三弦，自编自乐开了。最近又荣幸地当选为志丹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志丹县盲人协会会长，并光荣地出席了延安市第四届残疾人代表大会。
听着生斌娓娓的叙说和坐在一旁的哥哥生俊的插话，我深受感动。一方面为自强不息的生斌，为扶养他的忠厚的哥哥王生俊、嫂嫂吴生爱，以及他的亲人们；另一方面也为各级政府的关爱之情。我分明已经感受到了王生斌的情真意切！王生斌虽然双目失明，看不见真正的蓝天、真正的太阳，但是在他的心中时刻拥有一片广阔的蓝天，拥有一颗火红的太阳。那蓝天、那太阳，就是他的哥哥王生俊、他的嫂嫂吴生爱，就是关心他、爱护他的恩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