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阎连科散文呈现出真挚、朴实的叙述语调，体现出一种更为真实、更易于亲近的质朴感。其散文流露出作家对故乡、对土地的无限留恋及其对城市无所依托的双重情感困境：对土地的既爱又恨、既疼又痛，对城市的既向往却又无法真正融入，作品揭示了其散文创作乃至小说创作的深刻与不朽。
关键词：《我与父辈》亲情散文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阎连科散文呈现出真挚、朴实的叙述语调，体现出一种更为真实、更易于亲近的质朴感。其散文流露出作家对故乡、对土地的无限留恋及其对城市无所依托的双重情感困境。如果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为当代文学提供的是一道丰富的饕餮盛宴，那么阎连科的散文则像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小吃。2009年《我与父辈》的出现，阎连科的这种文体位置格局似乎有了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阎连科亲情散文《我与父辈》的出版所成就的轰动效应甚至让人忘记了他本是一名小说家的原初身份。《我与父辈》通过亲情对乡村伦理的书写、追怀日渐消逝了的乡村伦理，其意义超出了叙事本身，同时通过对细节的描写，不但揭示出了生活的意味，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具体可感，栩栩如生，小说式的表达给散文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韵味，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捕捉到其情感的原初点，而且在体验其小说所表现出的阎连科式的“黑色幽默”后，对于其散文中所呈现出的真挚、朴实的叙述语调会有一种更为真实、更易于亲近的质朴感。其实，综观阎连科的散文，无论是《我与父辈》式的情感自传，还是《草青与土黄》式的亲情散文，我们都不难发现，其散文所流露出的作家对故乡、对土地的无限留恋及其对城市的无所依托的双重情感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既爱又恨、既疼又痛，对城市的既向往却又无法真正融入的双重情感枷锁，成就了阎连科散文创作乃至小说创作的深刻与不朽。
一乡：“疼痛”的切肤之源
在谈到《我与父辈》时，阎连科不无动情地说道，“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而这颗“钻石”之所以能被雕琢得如此熠熠生辉，其实离不开其所藏身的那片“矿脉”，从这一角度而言，阎连科此前的那些零碎散见的亲情散文更像是一种钻石的矿藏储备与给养。包括《我与父辈》在内的阎连科的亲情散文，主要端赖于作家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回忆，可谓字字都浸透着作家的血泪。对土地、对家乡、对亲人、对童年的频繁回忆构筑阎连科散文的筋骨，“一路上奔写作，过日子，图声名，终于到了在城市害怕警察笑着向你敬礼的时候，到了听见警车的笛声，就害怕得要往路边躲去的年龄，到了在北京看不到首都，只看到城市的中年人生。我想，我大约也该回家去了，回到农村，回到那片偏僻的山坡之下，养只鸡，种片菜，和老布什一样过得悠然自乐”。回家的呼声，在阎连科近年的创作中多有体现，对阎连科而言，家永远只能是停留在虚构想象中的一个精神家园，作为一种遥远的精神寄托，家占据着作家的写作及灵魂的归属之位。
对阎连科而言，《我与父辈》更像是一首迟到的挽歌，在《我与父辈》之前，阎连科也一直心有所动，但终未像《我与父辈》这样大彻大悟，“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和苦痛”。在父辈们相继离他而去、在亲人的督促下想为父辈们写点什么时候，“我”开始了真正的对父辈们的情感追踪，开始了对父辈们生活年代的寻根与回忆。正是在这种真切的回忆与寻根中，“我”才终于明白了柴米油盐与生老病死之于父辈们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天天实实在在的生活。当然，对父辈的情感追忆、对父辈们创伤生活的触摸，实则也是对“自我”童年及少年生活的追思与反顾，是“我”对于“疼痛”而又质朴的农村生活的一次心灵回首。“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不仅是“我”的父辈们苦苦挣扎的生活常态，而且由此也构成了“我”对生活的最初情感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能深刻体会到的“疼痛”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阎连科所反感的是，作为一个抽象集合名词的“苦难”，它将所有人的疼痛都抽空了，其结果就是“苦难”最直接地减少了“每个人”的疼痛，使这种个人切肤所感的疼痛在集体的感召下得以淡化。《我与父辈》及《草青与土黄》等亲情散文中所极力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种活生生的不可化归的情感状态。《我与父辈》之所以会在阎连科的所有作品中散发着钻石般的光芒，与阎连科的情感投入显然是分不开的。
生存的艰难，生活的挤压，铸就了父辈们坚忍的性格。而正是父辈们的这种坚忍与苦难的生存体验，奠定了阎连科从小就想要逃离土地的愿望。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作家的价值观、世界观，“我对世界的看法，说得绝对一点，极端一点，我认为世界上的肮脏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肮脏多得多，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龌龊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龌龊得多，你怎么样想象世界的肮脏残酷，都没有实际存在的肮脏和残酷”。这种世界观的最初形成，无疑与阎连科童年及少年的那种“疼痛”生活的记忆是分不开的：“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饥饿与劳作铸就了作家隐忍性格的最本初基因。因此，阎连科的小说会给人一种压抑的“苦难”感，而“苦难”一词正是阎连科一直想极力拒绝的评价。因为在阎连科看来，那不仅仅是代表一个阶层的简单而又笼统的“苦难”概念能够概括的，这是一种人的“疼痛”，是有切肤之感的“疼痛”，是一种“疼痛”过后再次去抚摸的那种带有丝丝凉意的冰冷与刻骨铭心。
二城：“心灵”的虚妄之所
如果说“乡”给阎连科的生活留下的是无尽的温情与疼痛的回忆的话，那么“城”作为逃离乡村苦难的一种向往，它在阎连科的心理从一开始就带有着某种敬畏与自卑的心理。“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鸡肋和营养。”从《我与父辈》的自叙传体裁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对于“城”的最初感受来自于“知青”，来自于那些每天派饭到各家时，吃着我们连过年时有时都吃不上的“细粮白面”，而“我”的愿望即是“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的东西留下”，但大多都令“我”失望。即使后来知青们开始自己立火，但村子中不断丢失的鸡狗及知青房子后边散落的鸡毛等杂物，使“我”从没有体验到知青们所谓“寻根文学”中的苦难。而“我”从知青那获得的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差距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知青们对乡村的那种自然的清高与鄙视，使“我”在有了那个城市来的同桌后再一次萌生进城的欲望。“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
而“我”对城里人的定义也正源于这不同于乡村人“日子”的“生活”。在“我”看来，“日子”的含义更为简单、乏味，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丰饶”，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味道。“四叔是最早让我感到生活与日子差别的人”，原因不仅来源于四叔是不同于父亲与大伯靠土地为生而拿着工资的人，而且源于四叔每次回乡的时新穿着，“的确良”布的花衬衫、“嗒嗒颤”的裤子等都是作为乡村的人们所无限羡慕与渴求的东西，而四叔却穿着。因此，四叔的神秘与幸福即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道风景。但就在“我”高中未毕业就去四叔所工作的地方打工的时候，才终于洞察了四叔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与苦闷。原来作为“一头沉”的四叔，却有着不为乡村人所理解也不为城里人所同情的双重尴尬与苦闷。四叔虽拿着工资，但毕竟是农民出身，找不到城里的姑娘结婚，同厂的亦不愿下嫁，所以只能娶个农村的姑娘，而这种既非农亦非城的双重身份，在城里人的眼里上不了台面，而在乡村人的面前却又要装出一副城里人的架子。“他一生过的既不是城里人的生活，也不是乡村里的日子。他是居住在城市的一个乡村人，是那个城市没有身份证的长期暂居者，在城市楼群的缝隙中，过着非城非乡的生活和日子”，因此在晚年，四叔寄望于赌博等明知道会受人欺骗还要去参与的已经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的活动。四叔的这种“缝隙”中求得生存与用其一生所践行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的是，要么做个完完全全的农民，要么做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
但城市的喧嚣与繁杂，城市的灯光与人海，虽早已为他们所熟悉，但心灵最深处的某个点却永远不属于这里，他们是城市永远的过客与永远的旁观者。反过来，城市也永远不会将他们完全纳入到自己的麾下，城市是他们人生的硬件，而乡村，那个仅存在乌托邦记忆中的乡村，也永远是他们内心遥不可及的星辰。因此，这批人虽普遍带着乡愁，但却从没有要回乡的勇气与意念，他们希望在城市中扎根和茁壮成长，但他们也永远都无法心存邪念地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由此，也就自然形成了他们内心的两不属于状态，他们的心灵向着土地飞驰，而他们的身体却向着城市迈进。这也正是阎连科的散文创作及小说创作中有意无意间所要向我们揭示的一种人生的情感状态。
三书：“恐惧”的缓解之地
与其说阎连科的散文是作家丰富自身写作模式的一种形式上的开拓，不如说阎连科的散文是自身灵魂的救世主与寄难所。在无论是当代还是现代的散文创作中，我们似乎都难以发现如阎连科一样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及心血毫不吝啬地倾注在散文的创作中的。综观阎连科的散文，或许我们可以对阎连科的写作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逃离土地―抗拒恐惧―回归土地。
对于一个饱受了农村生活煎熬的农民的儿子阎连科来讲，土地给他的童年及少年带来的是一种劳累的恐惧，而那时从张抗抗的小说《分水岭》中得知，通过写这么一部小说即可逃离土地，所以就萌生了写作的愿望。他惧怕土地，但他的精神根源却永远也离不开土地。写作是为了抗拒生命与生俱来的恐惧，为了抗拒生活残缺带来的忧虑，关于自己的写作意图，阎连科直言不讳，毫无掩饰。就像阎连科在诸多演讲及访谈类活动中无数次提到的那样，当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时候，当写作不仅仅是作为逃离土地的手段的时候，阎连科对生活的恐惧与感受并没有随着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免，恰恰相反，他的写作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与畏惧。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救赎，于是写作之余作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而成为一种命定的行当――就像劳作之余的农人，“生活中有了某种担忧，这种担忧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有了害怕，害怕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对某一件事，某一类事，某一种情绪、精神、状态感到长期恐惧，越恐惧越想，越想越恐惧，长期、长年忘不掉，无以排遣，那就写一部长篇借以排遣或对抗。”这是一种生命的绝望与孤独，但阎连科却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内心毫不留情地剖出给人看，将自己的脆弱展示给人看。这种勇气与无畏不能不令我们对阎连科这个作家心怀感激和敬畏。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阎连科的恐惧，正是阎连科对生活无畏的抗争，阎连科的绝望也正是阎连科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期许。
阎连科以《我与父辈》为代表的亲情散文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与他的小说构成一种互文的存在。较之于小说的艺术承载和技术容量，阎连科的亲情散文多的是一份返璞归真的质朴与纯良，字里行间，氤氲着一个赤子的灵魂温暖，化苦难而来、解恐惧而去的文字因倾注了作家至深的浓情而散发着一种直抵人心的光芒而普照世道人间。
参考文献：
[1] 阎连科：《那个少年?阎连科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 阎连科：《我与父辈》，云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阎连科：《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崔绍锋，男，1970―，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