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北京的初春再次看到子川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精瘦而坚执，而他递过来的近期完成的诗歌手稿则使我感慨良多，这种感慨不仅在于我和子川之间的见面与分别，而且更在于他近期的诗歌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撼人至深的力量与“中年”景观。
子川近期的诗作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一种“中年”特征，而这种“中午”又更多地呈现为知性的植入与拓深，更多带有在生存的暧昧场景中擦拭记忆的能力和关于时间的生命体验的本能性的对称与浩叹，而逝者如斯的感慨在子川近期的写作中得到反复的确认。当诗人面对的世界越来越祛除了陌生而呈现出“熟悉”面影的时候，子川也强烈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和诗歌写作的“中年”是以失去青春、激情、往事和记忆为代价的。尽管成熟并不可怕，甚至带有一种少有的秋天般的平静之美，但是“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却注定要开始了。当现实的列车、生存的列车甚至是时间的列车带给诗人一个个起点和一个个没有归宿的终点的时候，诗歌则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反复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存的一个个白日梦想，这些永远都难以实现的梦想在一个个记忆的影像中得以接续和完成，尽管这种接续和完成可能不是完美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悲剧性的，“列车从杭州的夜幕中驶出……/曾经是你来我去/这次你来 与下次我去/意义有不同/期间发生过许多误会/我们彼此原谅 也不刻意去忘记//如果清洗记忆能换取一大笔金钱/这事情一定有人愿意去做/我做不了 我只是有时觉得/简单的活着多么不易”（《虚拟的往事》）。“列车”在子川这里，甚至在当下众多的诗人那里成为不可回避的诗歌意象和不可排遣的情结，那飞速前进又不断回旋反复的列车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漩涡，现实和往事，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是如此的暧昧不清，而这正是包括子川在内的当代诗人所共同面对的时代最为显豁的困境和命题，即在一个后工业和文学失范、内心失衡的时代，诗人和诗歌到底承担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我们的诗歌写作与生存个体甚至整体性的现实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而子川在诗歌中所发出的“简单的活着多么不易”则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又具有相当深度和代表性的回答，而这种回答显然并不轻松，甚至是痛苦的带有自我嘲讽性质的。工业时代的“火车”作为现实和时间的坐标，物理距离被这个怪兽拉得越来越近，然而这仍然阻挡不了无家可归的“异乡”潮水的冲击，当故乡和亲人作为“过去时态”远离这个世界的时候，火车作为当下时代的象征又有什么意义呢，“坐火车回家，是一个词汇的新用法/我还不太能适应/我同样不能适应墓园里的沉静/常常，对着父母的墓碑/我还是不敢相信，他们就这么没了//新修的铁路把我跟家乡连结/辞世的父母，把家乡与我的死结解开”（《坐火车回家》）。“中年”的列车仍然在不断地抵达，不断地出发，而这轰鸣的场景所搅动的记忆是如此的纷繁，这种记忆的中年和中年的记忆不断使得子川的诗歌中出现这样的句式，“如果……”，“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不久前……”，“不要让我再……”，“我想起……”，“让我想起……”，“一切已经发生……”，“我已经习惯……”等等，而这种强烈的牵连了现场与记忆的带有巨大心理能量的句式正是当年马尔克斯和中国先锋作家的孤独与困惑，具体到子川则是“中年”的一个必备的课程和面向自我、生命、历史和当下的一条“单向街”，“不要再让我等了/我希望现在就能看见蔷薇/带着几分淘气/从栅栏缝中 争先恐后地钻出//那根带了点蛮横的芒刺/至今还留在皮肤内/我已经不记得被扎的时间和当时的疼痛”（《看着她总会想起蔷薇》）。带有芒刺的“蔷薇”在我看来所指向的正是时间漩涡的深处，它反复在诗人的背脊和内心留下刺痛与挣扎，而一个新生命“孙女”的降生又再次强化了这种记忆的痛苦和无望，悖论修辞同样成为了子川近期“中年”诗歌写作的一个明显征候。在“中年”的景象中，列车在轰鸣着中年的寓言，蔷薇的芒刺则刺痛和搅动着纷繁的记忆，而喧闹场景中黯然炸裂的水杯都在宣告着“中年”所带来的隐忧与阵痛。人生的单向度的永远不可逆转的行进路线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诗歌而言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不能不带有黑色的宿命性，而诗歌的任务就是面对和重新挖掘，而这种面对和挖掘又是多么无奈，“如今 我偶尔能安然入睡/什么梦也不做/早晨起来 不再感觉到悲伤/我很想一切再从头开始/开场前十分钟/最拥挤/可我在母亲子宫就多处骨折“（《请原谅》）。
越是到了中年，诗人对世事和自我的洞透越是深彻，而这种洞透的结果是让一代又一代人自认为最熟悉的现实带有了不可确证的虚拟性和寓言性，而这就是诗歌和诗人带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他在不断一意孤行的向我们自以为深知的生命和现实甚至历史深处掘进，他最先领受了挖掘过程中的寒冷、黑暗，也最终发现了表层之下的粗砺与真相。当子川在诗歌中出现“一年四季，吹黑哨的人很多”这样的带有极强的现实感、真实性和寓言性相夹杂的诗句时，我只能说这就是真正的诗人所应该完成的诗行，而这种诗行只能出现在“中年”性质的文本中。当然我在本文中一再强调的子川诗歌的“中年”性不是就生理年龄而言的，而更多的是指向这个阶段的诗歌写作所呈现的特殊质地和纹理，知性、记忆和寓言性的文本正好确证和印合了这种“中年”特征。诗歌写作的“中年”特征在不同诗人那里降临的时候会或早或晚，实际上，此前子川的诗歌写作就具有这种“中年”的质素，比如强烈的时间体验、历史的个人化想象的冲动、对现实生存场景的钻探式的叩问与质疑等等，只不过近期诗歌写作中这种“中年”性越来越凸现和明确。我想就子川的这种诗性的“中年”性征对其汉语诗歌写作的启示，换言之，诗人用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来发声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诗人、诗歌和活生生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和清醒地面对了自我、生命、生存、世界的时候，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黑暗、荒诞、惊悚和困惑的时候，我们是仍然继续前往还是停下来或者折回？而子川的诗歌恰恰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中年”性的发现，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地方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这里没有时间的长针和短针/不需要公平与正义/没有人关注太阳的行程/月亮的阴晴圆缺/任由它们轮番走过/来来去去，这里空气静好/我安详呼吸”（《无名岛屿》）。而实际上，子川所要寻找的安详静然的“无名岛屿”与他所要揭示的“列车”的眩晕和“蔷薇”的芒刺并不冲突，这两种向度的同时呈现不仅强化了子川诗歌文本的张力和容留的空间，而且呈现了这种“中年”式写作的可贵，即诗人没有简单地接受，也没有决绝的放弃，而是成了一个介入者、旁观者、清醒者和游弋者，而这些多重身份的缠绕则相当有力地使得子川近期的诗歌具有清醒和含混、现实的确定和寓言的多义相结合的特殊质素。
子川近期的这些反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这样，生存的尴尬、时代的悖论、记忆的冲动都在这些带有回叙性质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得以夹杂着质疑与肯定的印证与呈现。在愈益加速的后工业时代的苍茫而眩晕的背景中，在一个个疯狂的旋转木马旁，子川是一个清醒的命名者和说“梦”者，而这些闪耀着知性、自省和良知的诗歌光芒是吸收了世事强大黑暗之后的复杂呈现，“融雪时 似乎真相大白/只要你走近去看/会发现任何东西都有缺陷”（《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