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岁末凛冽的寒风里，于奉贤滨海古园举办的“慈善大叔”安葬仪式，会吸引市区好几百市民不约而同前往。还没想到，来到这里，我遇上了他最早的“伯乐”王瀛年。 想当年，起意采写这位退休外语教师、民间慈善家之际，就获知张景棣因辅导语言而结识了一批外国驻沪专家和商家的夫人，而当他最初为“洋夫人”和贫困人群搭建捐助之桥时曾颇为犹豫，主要是以往岁月那些莫须有的“洋奴”“里通外国”帽子在隐隐作祟。幸亏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党委书记王瀛年接到报告后回答干脆：“外国友人愿为我们的社会福利事业出力，这是件好事。请张老师不要有顾虑，我们支持他!”这次见面，我方知，不仅张景棣有压力，王瀛年也有压力。可是面对旁人告诫的种种风险，这位军队退役老干部毫不动摇，因为认定了是“大有意义”。
意义何在?20余年募得善款500万，于是乎，穷孩子的学费有着落了，养老院的空调安装起来了，精神病院病员的腈纶毛毯人手一条了……种种善行，当然大有意义。由此，“慈善大叔”关名扬，被媒体争相报道，获颁首届“上海慈善奖”。
只是，我以为，意义不止于此。组织洋夫人做慈善，捐出多少钱和物，让多少苦恼人破涕为笑，属于硬效应。另有更深层的意义，即这种组织活动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软效应。须知，将社会视为封闭的体系，禁绝公民跟外界的正常交往，那么，必然是一片沉闷，于个人发展于社会建设必然效率大减。放眼天下，关系万般，尽皆沟通，不亦宜乎?惟此，我们的社会就获得激活，人们就目光四射，生活啦建设啦无不因广泛交流、优势叠加而效率倍增。对比建国以来两个“三十年”，孰劣孰优，有目共睹。
采访过程中，我曾参加过“张景棣模式”的两次慈善调查、义卖，亲眼目睹其快速聚合、运作迅捷、绝无繁文缛节的一套，且是零报销――募得善款分分厘厘撒向孤寡病残。民间组织的效率，远胜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更甭提后者的“三公消费”，乃至什么地方红十字会的“万元巨宴”了。几此种种，都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动辄推崇民间组织，会不会损及管理部门权威，影响社会稳定?”NO，这种顾虑纯属多余。有少数地方的干部，不要说谁组织老外做慈善了，就是看到自己辖下这里那里冒出个公益组织都皱眉头，我实在为他们甩不掉过时思维而惋惜!社会需要管理，政府需要权威，对的。只是管理也好，权威也好，惟其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方称有效。现代社会，要求建立以社会自我管理和公民广泛参与为前提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如果哪里还是“管头管脚样样管”的无限政府，就需要来个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职能转移到哪里去?最佳去处是社会组织。其结果恰如邓伟志所说：“政府肩上有千千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政府就可以做到‘人少办大事’了。”(引自《人民日报》)精兵简政，祛除臃肿低效，还省下税金利民生，岂不美哉?
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促成社会稳定，二者是统一的。稳定来自于有序，得之于法治。欲天下大治，须有执政党以民为本的顶层设计，也里不来各类社会组织热情奔忙的基层呼应。尤其当此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频发的阶段，如何使国家依法治制定的公共服务善举一通到底，而不至于断裂在俗称“最后一公里”亦即最接近群众的一环，社会组织的调查、落实之功大焉。一旦发生什么“梗阻”，则其化解矛盾的润滑剂之功也大焉。证之于各地，可谓屡试不爽。
事实是最好的教师。近期读报，看到愈益多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记者称道“社会组织在执政者视野中正在实现‘华丽转身’”。真实好消息!
发稿编辑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