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尊称为“厉股份”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犀利的目光观察中国经济，以特有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已经82岁高龄的厉以宁，其思想依旧那么新锐。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无论他在界别小组参加讨论，还是参加集体新闻采访会，总会有一群记者跟踪采访，他的开口发言总会备受关注。
稳中求进的“进”为何意
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对此，厉以宁认为：7.5%的增长率之所以合适，首先，是因为中国现在要在增长中调结构，不能再走过去那种不讲效益、不讲结构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维持一个合适的经济增长率是恰当的；其次，要加大环境保护，如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使环境污染加重，完不成节能减排任务，也不能说我们的经济是稳中求进的；第三，要抑制物价上涨，2012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并不太容易，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防止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等等。因此，厉以宁指出稳中求进的“进”指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进”，要从三方面做起。第一，要优化结构，经过结构调整，使得我们的结构更加协调；第二，让经济在低碳化的过程中运行，要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第三，我们一定要致力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厉以宁认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时的形势不一样了。当时，人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而今天的问题已经明摆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改革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讨论的是怎样把改革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主要是从哪些方面着手。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改革取得的成果，要继续改革。改革越往前走，越往深层次发展，就一定要有一个通盘的设计，城乡的统筹、区域之间的协调都需要做。
“改革是发展的关键。”厉以宁说，近年来，我们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改革的问题被引起重视，我们的改革如果不继续深入下去，就可能“生病”。一会儿经济过热、一会儿经济变冷，“热了”就紧缩紧缩，“冷了”就刺激刺激，这都是外来的力量在对经济起作用。改革就是让你自身的机体能够形成一种机制。如果这个体制制度本身就能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有一种对整个经济运作的激励机制，那么就减轻了对外来力量的依赖。当然，不是说有了机制以后，就可以不要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机制的作用，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
国企和民企密不可分
3月12日下午15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集体采访，邀请刘明忠、谭旭光、杨天夫、向文波四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企业负责人围绕“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问民营企业家杨天夫董事长和向文波总裁，今年有越来越高的呼声呼吁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二位建议怎么改革？应当从何开始、从什么领域开始？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环境？
民营企业家、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泰富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天夫说：国有体制、国有企业的改革，据我知道一直在进行中，因为我这个企业的集团里面有三家是我收购的国有企业。从2007年开始到2009年、2010年连续收购了三家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一家企业是西安电机厂，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国有企业改制是根据它自身的需要，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某个发展阶段市场给它一个反向的定位所造成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厂收购以后，这个企业很多的用户，就是作为配套商的也都是大型国有企业。我个人认为，国企和民企在中国这样的经济结构中是不可分割的。我想，很多国家也是这个样子。最近大家提出要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由市场来调剂比较好。特别是大型的国企，如果现在让它改成私有化以后也存在着管理能力问题和驾驭问题。因为大型的制造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并不是企业内部的简单管理问题，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产业链，特别是装备产品。市场的接受并不是改个名、改个管理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企业数年积累出一个管理系统，包括它的产品、解决工程发展能力和工程技术自身积累的能力等。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某个国有企业做大了就垄断了，也并不是这么说。我知道的情形，现在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制造业的市场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平台上来竞争的。至于说我们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当中，比如石油等这些领域，我也不认为这个领域就是开了，我这个企业就有能力进入或者驾驭，我还是做好我的本职比较好。
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中，逐步地对所有的行业、对市场公开开放，不管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能够进入，这是一个趋势，我也期待这一天，我也能享受这个成果。
国有与民营优势互补
民营企业家、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认为完全的市场化不适合中国。我觉得在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在一些资源性的行业，在一些有关民生的行业，就是一些非赢利的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要做得更强更大，在好事上做得更好，这是最好的。这是一个观点。比如资源，如果完全私有化，把石油、煤炭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国有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会引起财富的不合理竞争，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一些涉及到国家战略性的产业，根本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可能回报是很不确定的，比如航天等大型事业，必须依靠国有经济。比如涉及到民生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一些产业，包括医疗、市政等是不适合于市场化的。有些城市把自来水都卖给了外资企业，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错误的，应该由国家经营，国家应该会做得更好。
同时，我也觉得在有一些领域应该尽可能的市场化，就是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应该尽可能的市场化，这还是一个市场秩序问题。如果说国家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我认为就很难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倒不是说国有企业是不是能搞好，民营企业能不能搞好，我认为关键还是市场秩序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我认为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企业的转型，也更有利于可持续。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至于说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有企业要改革，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我也注意到了世界银行行长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国有企业要市场化，我是部分同意他的观点，中国全部市场化的话我是不赞成的。在一些市场竞争的领域，我看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得非常清楚，要向民营企业开放，要向民营资本开放。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在改革的领域上也是说得非常清楚的。
教育资源要均衡配置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10日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厉以宁在作大会发言时指出，教育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反映是：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是同个人的学历高低、技术水平和个人能力高低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的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因此，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实际上是对他们关闭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的不良循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下一代的不平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了职业的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扭转过来。
从人力资源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要提高教育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有更多的教育投入，就能改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使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走向均衡，使农村的教育经费不断增长，改善农村学校的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的水平，使农村的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要知道，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在增量调整的过程中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根据某些地方财政较为充裕的县级政府的规划，今后村里只办幼儿园，至多办小学低年级（因为孩子太小）；小学（或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律在县城或乡镇所在地办，学生可以住校。高中一律在县城办，必须住校。什么叫“可以住校”？这是指，县城和乡镇所在地的学生、农村中有亲戚居住在县城和乡镇所在地的学生，听其自愿：住校还是不住校。什么叫“必须住校”？这是指：在县城读高中的学生，不管家庭是不是在县城，为便于管理以及让学生安心学习，一律住校。住校所需的食宿费用，凡贫困家庭的孩子都由政府给予补贴，直到全部免费。这种设想是可行的，有利于农村学生的教育质量提高。
――为了让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有机会继续学习，应多办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他们有较好的谋职能力，并能循着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去寻找更多的机会。
――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如：开店、开作坊、办小工厂，也包括农民在家乡办好养殖场和林场。为此，除了给农民以专门的技术培训以外，还应当予以金融上的支持。农民兴办的每一个家庭菜棚、家庭果园、家庭养殖场、家庭林场，实际上都是小微企业。这同样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道路之一。
（责任编辑：李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