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校名“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教育强国。与百年复旦的历史相比，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复旦社）刚刚迈入而立之年，但是它依托复旦大学，又走出复旦大学，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值复旦社建社30周年之际，本刊采访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贺圣遂，探究其“传承文化，繁荣学术”的神圣追求。
记者：复旦社建社30周年的庆典，是以邀请学界精英探究“阅读与文明”的关系，以学术交流的方式举行的。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庆祝方式，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
贺圣遂：2011年是复旦社建社30年，巧合的是，我本人年届六旬，可谓以花甲之年主持而立之庆。服务于自己倾心的出版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索出版的意义所在和价值所向，并试图通过自身努力，使我们的出版活动更接近于出版的本质。在我看来，出版活动是人类为聚积传承文化，推进发展文明的一项实践。自人类诞生以来，继语言、文字的发明之后，印刷术可谓最为重要的一项发明，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出版对于人类告别野蛮、走出愚昧、脱离专制起着异乎寻常、难以估量的作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藉以传播和发展；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及社会的能力，人类拓展和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有赖此项工作。故先哲于出版的意义，多有颂扬与论述。出版活动的意义，是由社会中执著献身于传薪继火事业的优秀出版人擘画实现的。出版人的品格与追求，决定了出版的品质与成就。优秀出版人永远是那些崇尚文化、志趣高洁、德才兼俱的人类精英。他们心怀理想，身肩使命，自我牺牲，窃火播光，造就了出版的辉煌，维护了社会的良知，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中外古今的出版先贤，其事业彪炳千秋，其德行足为楷模，其隽言引人深省。优秀出版人的这种品格和追求在当前出版活动中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概而言之，出版是为公众阅读服务的，社会中的个体，通过阅读，不仅可以积累知识，而且可以形塑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进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于社会而言，阅读事关国民素养、国家发展与社会文明，更显独一无二之价值。伴随当今科技的日益进步，纸质传统出版能否辉煌依旧？伴随数字出版渐趋渐近的脚步，内容产业将会引起怎样的震荡？出版的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前景，阅读的形态与未来走向如何？以上诸端，我们必须认真充分地关注。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决定邀请学界和业内同仁，共同探讨大家倍感兴趣的职业意义上的论题，举办了复旦社建社30年“阅读与文明”论坛。
记者：复旦社以“出版一流精品教材、原创性学术著作”作为办社追求是基于怎样的判断和考虑？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
贺圣遂：一流的大学往往会产生一流的大学出版社，这在世界上已形成一种规律。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优势学科，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学术研究重点基地。大学所在的出版社，正可以依据这些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弘扬所在大学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学术成就。而且，大学的出版社，可以跨越大学的藩篱，将眼光投向本校以外的更宽广的学术领域，将其他大学的优秀学术资源整合出版，在促进学科建设、完善教材体系方面发挥出有别于系所的独特力量。从世界范围看，大学出版社莫不如此。例如，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里，出版社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后，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复旦社以“出版一流精品教材、原创性学术著作”作为办社追求。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的教学科研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以上思想的引领下，我们陆续推出了一批原创性学术著作和精品教材，赢得学术界和高校师生的广泛赞誉。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晚明史》、《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文学史新著》、《历代文话》、“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名家专题精讲系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原子核物理》、《同步辐射应用理论》、《固体能带理论》、《复杂系统中的电磁波》、《现代肿瘤学》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均是原创性或独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出版后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高校教材出版领域，复旦社早已建立起学科齐全、品质上乘的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体系，“复旦博学”和“复旦卓越”已推出各类高校教材近千种，几乎覆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学科门类，尤其是在文史哲、经管和外语类教材出版方面，复旦社更是处于优势地位。
复旦社的成就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充分肯定。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认为：“复旦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真的是水涨船高，尤其是一些通史性质的大书，在学界颇有影响。??我认识的复旦出版社中人，还有一些出版好书的理想，也有为出好书不惜心力的传统。”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教授撰文指出：“在复旦社的发展大辞典中，‘沉稳’‘坚守’是他们不变的关键词。正因为这样的沉稳坚守，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来，他们不屑于硝烟弥漫的教辅大战，不屑于快餐式的浅阅读，注力于深度出版，以他们打着深深复旦印记的出版物，不懈地‘对读者进行文化引导，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满足读者对审美及崇高情感的深度渴望，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精神食粮’。??她已经成为我国学术出版的重镇，坚守学术出版的旗帜。”
记者：创新是出版的原动力。复旦社出版了一系列原创性学术著作，得到了广泛好评。复旦社是怎么做到不断创新的？如何保持这种创新能力？
贺圣遂：出版更多的原创性学术著作，为中华学术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祈望追求无限，创新不断，持续书写学术出版的辉煌，实际上尚未完全做到。在当前的知识环境中，原创乏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说得夸张些，真正优秀的著作，如浩瀚沙漠之绿洲，虽珍贵，却难寻。即使有幸觅得，也要耐心等待。例如，葛兆光教授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名作《中国思想史》，从我们约稿到最终全部出齐，花去六年的时光；著名文史学者陈尚君教授辑纂的十二卷本《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则是出版社耐心等待十一载的成果。复旦社的其他卓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人口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历代文话》，等等，也都花去十年左右的时光。在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看来，复旦社的成功，尤其是在原创性学术著作出版方面的成就，就在于做到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向非专业化倾向说“不”，坚持向媚俗化说“不”，坚持向空壳化说“不”，坚持向粗率化说“不”。其经验归于一点，“就是有所坚守，有所收获。创新是当下最为时髦的一个词，然而创新的前提其实正在于坚守，坚守出版业的基本规律与职业规范，坚守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与社会责任，只有能坚守才能站稳脚跟，不为新潮冲垮，而成为新潮之中的弄潮儿”。
学术精品的出版，首先与作者的品格紧密相关。“板凳要坐十年冷”，知识分子要甘于寂寞，切勿在滚滚红尘中迷失了方向，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著作的高品质。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可谓明代家具研究的典范之作，享誉海内外。此书花去王先生二三十年的光阴，恰如著名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所言：王先生“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一部煌煌巨著，是因为他具备一些非常难得的条件。所谓难得的条件并不是说他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和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因为这只能算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难得的是他能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百折不挠，以惊人的毅力，扎扎实实地劳动，一点一滴，逐步积累创造为撰写此书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其次，编辑的学术眼光和编辑功力也非常重要。编辑既要有善于发现和抓住优秀的选题的能力，又要具备殚精竭思、催生完美精品图书的素养。
记者：在出版界似乎存在一种误解，好像学术著作、获奖图书只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回报乏力。复旦社在两个效益统一方面是个成功的典范，不仅是获奖大户，而且近年来，经济效益也增长较快。您是如何看待、处理好两个效益的？
贺圣遂：通过出版者的努力，真正优秀的学术著作是能够做到两个效益统一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坚持出版原创学术著作和精品教材，同时有针对性地展开营销工作，使得大部分人都认为可能赔钱的学术书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比如复旦社出版的章培恒教授、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销售二十多万套、六十多万册，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销售了七万多套、十几万册。又如我们2010年、2011年陆续推出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共二十五册）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三十册），前者在一年的时间里即销售了二百多套，销售码洋达三百三十多万元，后者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销售了一百多套，码洋二百多万元。这些高品质的学术图书，传承了中华文明，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在为复旦社带来很好的社会声誉的同时，经济上不但没有损失，甚至还获得了可观的回报。我始终认为坚持文化本位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是出版工作的理想境界。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家出版社应该根据各自的特色和定位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出版物；不同的出版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追求，但是在出版工作中，有文化责任感的出版人都会依托所在出版社的文化优势，自觉地追求图书的文化本位，努力发掘与其文化特色相适应的优秀选题，向社会传播优秀文化。而在追求图书文化本位的过程中，只要有独特的眼光和市场敏锐性，最终总会实现比较好的经济回报。具体而言，我们在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力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既重视通过创新弥补出版空白，也看重通过我们的眼光提升出版物的品质。例如，我们2011年下半年推出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此前市场上已有相关产品，但我们这套书邀请了中韩两国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对卷帙浩繁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进行了甄选，选取了国内稀见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又请中韩两国专家对每部文献撰写了专业解题文字，便于研究者使用。这样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的使用价值。我们认为，学术产品并非仅仅是“百无一用”的高头讲章，优秀的学术著作必定与时代同步，从某个方面融入现实社会。例如，通过前述“汉文燕行文献”，我们很容易了解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文化交流，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如南海问题）应有裨益。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大学出版社是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的，大学出版社应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开展工作。30年来，复旦社不仅出版了一批深受学界好评的原创性学术著作，也陆续推出了一大批享誉大江南北的优秀高校教材。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讲，由于教材使用的广泛性，高水准的教材建设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及知识的传播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复旦版高校教材中销量超过5万册的，有五十多种；超过1万册的，有二百多种，经济回报显著。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发挥大学出版应有的功用，在文化积累和文化发展上开创新的局面。
记者：出版学术著作，对编辑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成为优秀的学术编辑？复旦社是怎么样培养编辑队伍的？
贺圣遂：“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英国最有影响的出版家之一、布克奖创办者Tom Maschler道出了出版人成功的奥秘。学术编辑也是如此。我认为，对学术出版充满热爱、激情和想象是成为一名优秀学术编辑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编辑要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是发现的能力。文化需要发现。美国著名编辑人舒斯特认为：“真正有创造力的编辑人必须成为了解专家的专家。”在工作中，编辑要培养自己发现专家的能力。这就要求编辑自身首先得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是编辑发现专家并与之对话的前提。第二是组合文化的能力。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变迁的过程，每一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通过组合文化，编辑能够将分散的、凌乱的甚至是湮没无闻的知识重新汇聚、系统化并使之重见天日。第三是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优秀的编辑总是对呈现方式孜孜以求，力图为优秀作者的创作文本配上一套得体的“衣服”，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这一点更显必要。以我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窃以为编辑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以下三要素，即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是指一名编辑在天性中，应该对文化有敬仰，有悟性，对书有感觉，这是个大前提。因为书是人类文明、文化、思想、道德等一切修养的结晶，如果编辑没有对文化的虔诚和感动，或者说在这方面的反应不那么敏锐，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编辑。所谓慧眼，是指编辑要对文化要有鉴别能力，不要以为一切文字都可以变成书，要懂得判断什么是好的，优秀的，独特的，杰出的，不要附庸风雅，也不要被市场愚弄。此外，编辑还要有慧才，编辑工作的技术性非常强，对文字加工、知识准确性，对版式、美术设计、纸质材料的选择，都要有足够熟练的技能。换句话说，“慧根”、“慧眼”和“慧才”是发现、组合和创新呈现的基础和前提。
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学术编辑，复旦社专门制定了编辑培养的导师制度，对刚刚进社的青年编辑实施“一对一”的培养。为每一位青年编辑指定一位相关专业的资深编辑作为导师，在编辑传统和编辑业务等多方面给予具体指导，使资深编辑身上优秀的品德和高超的编辑技能在青年编辑中得以传承，使复旦社学术出版的传统和优秀的编辑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与“老师”们的接触和学习中，青年编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规范地审稿改稿、如何与作者打交道等多方面的编辑知识；由青年编辑担任责任编辑的书稿，导师要实时跟踪、解答疑问；青年编辑的书稿一审完成后，由导师进行复审和指导。出版社还对导师和青年编辑进行定期考评，促使制度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青年编辑迅速成长起来，有的因为业绩突出已经升任出版社副总编辑，有的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中积累了日渐丰富的经验，成为某一学术门类原创性著作的编辑骨干或部门领导，还有的早已“出徒”并开始担任导师，担负起培养又一茬年轻编辑的重任。复旦社的编辑导师制受到媒体和业界的关注和报道，《解放日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商务周报》、《大学出版》等都给予过报道。
编辑工作需要热情、服务的精神，更需要专业的知识作依托，编辑要有与专家学者对话的能力，这样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获得更多优秀著作的出版机会。为此，我们建立了在职进修、出国深造等机制，鼓励有发展潜质的年轻编辑提升专业水平。此外，我们也非常重视编辑的岗位培训工作。邀请业界和学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现身说法、现场讲学，不仅开拓了广大编辑的视野，更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
记者：您不仅在出版业务的实战中取得骄人的成绩，在编辑出版的理论探讨领域也比较活跃，经常有文章见诸报刊。您将如何带领复旦社抓住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给予出版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寻求更大的发展？
贺圣遂：中央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探讨文化发展问题，为我国顺利从经济大国向文化强国发展指明了方向，厘清了思路。我认真学习了会议通过的《决定》全文，深受鼓舞和启发。《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必须“立足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努力追求的。我一直认为，大学出版就是要牢记出版的文化本位，体现大学出版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力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30年来，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道路努力前行，没有走错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我们颇感欣慰的。在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