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安商帮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典型商人集团，在明清时期的河南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形成商帮有多种因素，武安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物产，使这一地区具备了发展商业的物质基础，明初大量的移民，又使这一地区生齿日繁，而与之四方相邻的市镇的发展，集市的兴盛，社会经商观念的转变等因素，也使当地民众具有了一定的经营商业的理念，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的多重冲击下，武安人才走上了商业贸易的道路。
关键词：武安地区；历史背景；商人集团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48-04
明清时期形成的众多商人集团，主要集中在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特征，这些商人集团多以自己所在的区域，如省、府、区命名。明清时期河南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量“性健喜武，以财自雄”的武安商人。武安商人兴起于河南彰德武安，故称之为武安商人。他们是以彰德府武安县为中心，向四周渗透发散的商人群体。武安商人是以经营药材、丝绸和棉布为主体的，同时包括油料、竹器、铁货等行业，本文考察明清时期武安商人的兴起背景，通过研究武安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区域社会背景，分析武安商人兴起的原因。
一、武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武安地处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处，西倚太行，东望平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武安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白起为武安君。”秦名将白起“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武安隶属于魏郡，正式成为国家管辖的一个县。1983―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了大量汉简，所属《秩律》的一枚汉简“记载了汉初诸县长官的品秩。其中明确记载当时武安地区长官品秩为六百石，按官制规格应为一个大县的县令。据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武安县大致有人口一万多户，经济应该比较发达。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武安一直作为一个县保存下来。明清时期，武安均属河南北部彰德府管辖。解放以后，武安地区被划归河北省邯郸市。
据《明史》记载，河南北部的彰德地区，自“洪武元年闰七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而武安地区则“州西北。元末废。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另据《武安县志》记载，武安附近“东内黄，南汤阴，西林，北磁”，位于彰德府的北部地区，是河南河北两省交界之处，其面积较大，人口众多。
在彰德府北部，武安地区有着极其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其地理边缘性很强。武安地区位于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的交界地区，东靠运河，可临齐鲁；西倚太行，可通三晋；南临黄河，调剂豫货；北连冀中，互通燕赵。在河南省内，武安西南部接近洛阳和怀庆府。洛阳的手工业产品“不及尽载”。怀庆府“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挹伊洛，舟车都会，号称陆海。”。东南接开封，“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与河南经济发达地区接壤，武安地区出现商人集团，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另外，以武安为中心的彰德地区，也有其独特的地理特点。《战国策?魏策一》说彰德一带“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武安“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毕沅在《重修彰德府志序》中说彰德地区“其地襟带漳洹，阻宅山阜，辙迹所会，此为要冲”。因此彰德府自古就是商贾云集、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彰德地区的水利条件也十分有利于商业发展，水陆向南逐渐注入黄河。彰德府南边卫辉府的新乡县乐水关，“在北门外，据卫河，与运河河道相通，居民繁庶，客商辏集”。武安周边的地区也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彰德府治下的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南部，是晋冀豫三省交界之处，素有“秦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之称。内黄县位于彰德府北部，是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另外武安地区东接濮阳、清丰，南接滑县、浚县，西连安阳、汤阴，北邻魏县。因此该地区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武安地区自身的地理环境，也是武安商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武安地区的地理环境，与邻近的林县非常相似，据方志记载，林县南北180里，东西90里，全县都被山区所覆盖。除了中间的县城，东南北都有市集，分别称为上市、中市和下市。“其民杂业，其地有贸易之利，其产有佳李。”与林县一样，武安的四周几乎都是山，地势西北高，海拔在千米以上。武安东边以紫金山为界，临近邯郸、永年；南边以鼓山、天井寨山为界，临近磁山矿区；西边以青阳山、万寿山、十八盘为界，临近涉县；北边以老爷山、摩天岭为界，临近邢台。复杂的山地环境，非常不利于本地的农业发展，“武邑多山田硗，确无引流之溉”。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山林资源丰富，耕地贫瘠的现实对比下，武安地区是非常有利于以丰富物产和自然资源，利用交通优势来进行商业贸易的。武安以及周边地区土地结构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是水陆条件较好，边缘地理交通格局鲜明，这些都为武安商人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物产
以武安为中心的彰德府地区，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彰德地区的粮食、棉花、药材、水果、矿藏等生活、生产资料非常丰富。安阳“多种柿梨枣核桃，宜菽谷。又善牧羊”。汤阴“西山接太行产煤木，饶为薪”。林县“宜桑枣菽谷麻菽木棉，喜潦恶旱，山产则甲于诸县”。武安“东南北则沃衍，又产锡煤及垩土，与涉田绝宜木棉”。涉县“则产铁及自然铜，两邑山多林木”。丰富的资源与物产成为武安商人进行商品贸易和生存获利的主要来源。
武安附近地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很具有代表性。武安地区有大量的苍术、菖蒲、车前子、香附子、茵陈、蟾酥、天花粉、五灵脂、细莘、射干、薄荷、黑牵牛、菟丝子、瓜蒌、旱莲、生地黄、何首乌，这些药材在武安地区特殊的山地气候条件下生长，药效纯正、质地优良。东距武安二百里的彰德府安阳，出产天花粉、薄荷、马勃、冬花、血见愁，当地的药神庙庙会是有名的药材市场；林县以盛产党参、连翘、黄芩著称；南边的怀庆府盛产药材八百多种，尤以怀地黄、怀山药、怀菊花、怀牛膝四大怀药名闻于世，“牛膝、地黄、山药、菊花等俱河内县出，为贡常数”；北距武安仅六百里的祈州，出产木通、黄芪、甘草、防风、高丽参等药材，是明代中期以后全国北方最大的药材市场；南距武安六百里的禹州，出产当归、茯苓、南星、二芪，是清代中期以后河南最大的药材市场。这就为药商贩运药材进行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商人来到武安地区，开始收购药材，并定期举办药材交易会。在商人们看来，药材市场有着广阔的前景，并且入行资金少，风险低，有利可图。市场的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武安本地人成为药材商，他们 开始北上祈州，南下辉(县)、禹(州)，参加药材生意。药材生意的兴盛，使得本地民众纷纷扩大药材的种植面积，药材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促进了武安药材市场的扩大，成为了武安药商聚集资本，扩大市场的必要保障，这也是武安药商后来成为武安商人主流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药材之外，棉花种植也是武安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清以来，河南广大地区的棉花种植都发展得较快，棉花“产生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据统计，明代后期有54个州县兴起了棉纺织业，占全省州县的68％。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彰德府更是成为河南北方棉花种植的中心。辛亥革命前后，河南的产棉区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豫北的安阳、临漳、武安、孟县、内黄、获嘉，豫西的洛阳、灵宝、阌乡，豫东的商丘、虞城、兰封、通许、项城、西华、尉氏，豫中的汜水、荥阳、鄢陵、洧川，豫南的汝阳、新野、罗山、睢州、商水、邓县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民国时期，北京国民政府在彰德设立了中央直属的模范种植场，向各地棉农推广棉花种植技术，改良棉种，使得各地棉花种植的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30年前后，河南“全省108县，植棉者已占90县之多”。武安地区也不例外，武安地区在明清时期“广出木棉，见于明志，今犹昔日。盖地多沙田，宜于种植，因志为货物之冠”，整个县城的大面积种植棉花，一度达到极盛的程度，除“西北西南西部等山乡不收棉花外，其余皆产棉”。
另外，武安山货众多，除了以核桃为大宗外，柿饼、花椒、石山药、山羊等特产也十分丰富，其他作物如小麦、水稻、棉花、竹子等产量也很高，这些都为武安人民与晋南商人进行粮食贸易和山货交易提供了方便。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中后期，武安地区的传统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药材、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经济作物在商品流通中的比重日益升高，越来越多的武安人开始利用其丰富的物产资源，走进商品市场，由物物交换的初级阶段，走向商品流通的高级阶段。他们开始经营商号，扩大自己的资本，成为武安商人。
三、复杂的社会因素
在明清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也为武安商人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移民的到来，中原地区市镇的发展，集市的兴盛，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成为武安商人兴起的一个重要保证。
明代洪武时期，为了使遭到战争破坏的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明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将山西的稠密人口迁往河南。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政府下令迁山西潞、泽二州民户之无田者到彰德等地的旷土耕种。山西大量移民进入河南地区。据曹树基先生的统计，洪武二十四年河南的人口，“河南374771户，人2561828口”。彰德府迁入移民占到了该地人口的16％，这就为武安和其他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些移民在此地安居以后，为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据史料记载，仅在洪武二十八年一年间，“彰德等四府屯田凡381屯，得田租233319石，棉花5025500斤”。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增长，为本地人民和周围省份农业物资的交换提供了可能。如山西泽潞地区属于山地丘陵地区，气候干旱，农业收成不高，粮食经常不能满足本地的需要，于是泽潞商人经常用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与武安地区进行粮食交换。“陵邑土脊食艰，河南田肥地阔，往来贸易，时通有无”，“其输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地理空间的相近，物产资源的互补，商业贸易的扩大以及信仰风俗的类似，使得从商这一思想，逐渐冲击着武安那些小山村里的农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商业活动，扮演行商坐贾的角色。
14世纪以来，明代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这些市镇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料。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投放市场后进人流通领域。在这一基础上，河南的市镇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在清代康熙以后，中原地区的城镇涌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商潮。当时开封的朱仙镇，南阳的赊店镇，商水的周口镇和滑县的道口镇被称为中原四大名镇。
在农村集市方面，明代中后期河南地区的集市贸易就迅速发展起来。中原地区的集市市场遍布各地，仅豫北地区的获嘉县、辉县就有10余处，安阳县更有20多处。到了清代之后，河南地区的农村集市更是蓬勃发展。武安庙会很多，“每年农具补充，牲畜交易，皆以庙会为市场，故庙会多在春夏”，带动了武安和邻近地区的经济繁荣，使得城乡与农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武安地区的一些大庙会连续数日，顺德府、彰德府、大名府、山西、山东、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都赶来做买卖。除了粮食、布匹、丝绸、竹及竹器、铁器之外，从日用百货到农具种子，人们都可以从庙会上买到。
市镇经济的繁荣，集市贸易的发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这就使得商品交易活跃的市镇地区，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农桑小民往往竞趋商贩”，“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此时武安地区的经济结构，开始由已经由原先的农业结构为主，转变成为商业为主。根据《武安县志》的记载，现将清末武安地区的商农比例制表如下：
越来越多务农起家的人们，认为商业有利可图，纷纷走上经营商业的道路。富裕的标准逐渐起了变化，“不经商无以富家”逐渐成了武安人的信条。“富商大贾，辄事鬻爵，藐视寒生。”商业在这个时候不再是“末业”，而是致富的“本业”。这一时期武安人心中的富裕大户是这样的：“资产饶富，生计优裕，田园市廛，不可胜计。”贫富标准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风气的转变，刺激了那些世代守候在土地上的人们。许多人开始关心商务，锐意经营。这就使得“从商者富，守成者穷”的观念逐渐树立起来。贫富标准发生变化后，人们的消费观念自然也就发生变化了。
武安地区正是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物产，加之移民的到来，中原地区市镇的发展，集市的兴盛，社会风气的转变等复杂的自然、历史、地理因素的多重冲击下，才走上了商业贸易的道路。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