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的根本属性是空间性。空间性的关键是人的集聚。在社会分析中应当将城市放在前面，空间性放在第一，而不是以历史性和社会性为主。当代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依然是人们空间上的聚居，是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空间性(spatiality)；聚居(synoecism)；集聚(agglomeration)；空间转向(spatialturn)
作者简介：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世界著名城市思想家。
译者简介：强乃社(1966―)，男，陕西扶风人，《哲学动态》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021-08 收稿日期：2011-10-28
我被描绘为一个城市专家(urbanist)，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词语，依然在大多数文字处理软件的拼写检查中被画线为不可接受的词语。城市专家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收录，但其所指有二：一是罗马教皇奥本六世的信徒，一是罗马教皇奥本四世一个追随者穷克莱尔属下的一个修女。我想可以很安全地说，我两者都不是。那么一个城市专家是什么呢?就我所知，这个词语首先在20年前的《时代杂志》上使用过。然而，不像大多数的有词后缀-ist的词语的用法那样，城市专家并不必然急切地为城市呼吁，因为很多如此称谓者(芒福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实际上并不喜欢城市，也写了一些城市生活的负面。这样，这个词语在进入平常用法的时候就是没有批判的和中性的。任何一个专门围绕城市写作的人都可以称为城市专家。
过去二十年，人们从多角度来书写城市，城市自身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对城市的兴趣在几乎每门大学学科中增加。城市研究领域今天比以往要宽广得多，这样在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城市专家。激发这种跨学科的兴趣拓展的，是物质世界的重大转型或者重构。可以说，过去数十年，城市生活几乎已经彻底全球化了，城市以从未想象的方式扩张到全球规模。不仅仅30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一定规模的城市，而且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状态，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大约350个全球化城市区域中，这些城市所居住的居民超过百万。探索“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生活”(这个问题构成2006年都柏林国际会议的主题，也是本文形成的基础)的特点和实质，已不仅是专门学科的兴趣，而且是当代地球上各处人的状况之每个方面进行解释的一个窗口。
将城市全球化向前推进，实际上是开始于18世纪晚期的一个过程的完成，这个过程最为显著的是，在爱尔兰海那边，在现在的超级后大都市曼彻斯特开始的。这里开始了我所称的第三次城市革命，其标志是善于创造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最大程度以城市为基础、都市生成的生产模式。建立在城市集聚(后面将再行论述)的刺激因素基础上，城市工业社会的形成――我坚持有如此都市运动――导致新的一轮全球化，这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组织，但依靠广大城市系统，这些系统是先进工业社会和文化的基础或形成的场所。世界范围第一次形成了统治性的城市社会和经济，首先开始于英国，那里1750年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到1900年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城市，开始向其他地方扩散。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确定的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扩散很显然受到劳动和权力的宏观空间分工结构的制约，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称这种分工为世界体系，即集中的更加发达的工业城市形式，其中有熟悉的所谓核心国家或者第一世界，或者更加简单然而地理上不很正确的所谓北方。只有在近来三十年中，工业城市开始突破这种大的分工，到了更加有意义的程度，在以前没有工业化的地方(如所谓凯尔特之虎)形成了新的工业化的空间，至少在工业城市的亚结构中将一种生活方式推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从亚马逊湾到大西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都是城市专家一样，也可以说，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地球各处都被城市化了。
这样，我认为自己是何种城市专家呢?在何种特殊的角度我来书写城市?我首先是一个批判的城市专家，意思是我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还有城市生态学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像其他批判思想家一样，我寻求一种知识，不仅仅精确，更要在改变世界使之更好方面有用。我也像城市专家一样是区域专家。我所做的可以描述为城市和地域的批判研究，就是我在2000年《后大都市》一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虽然我很认真对待-ist这个词后缀，并提倡都市主义(urbanism)和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积极优势，但是我还是将解释的注意力放在全球化和灵活的资本主义之新经济的更多负面的影响上，但令我乐观的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同的政治行动有效解决。
那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专家吗?需要强调，答案为是同时也不是。当努力理解当代都市生活为何仍然基本保持为资本主义特征时，即当探索当下与过去的坚固的连续性时，我继续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这也许很有洞见，但不足以形成对当下实践和理论的解释，也更快导致对无法实现的整体革命的渴望。在这里我和大卫-哈维这样一些人所宣称的都市马克思主义(urban Marxism)分开了，这种理论优先强调这里和现在的重要性，在当代世界中什么是新的和不同的，用这种理解去重新思考和修正已经形成的认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我研究当下全球化时代、经济重构和创新的信息技术，不是开始和终止于要证明马克思何以有效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对都市生活的影响。我寻求的是进行社会活动和空间实践的新的和不同的机会，这些活动目的不是简单地、唯一地将资本主义转型为社会主义，而是最大程度地形成这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有活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这里所说的本质上不是拒绝马克思主义，而是拒绝所有僵化的、排他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那些依然固定在非此即彼的二元教条，或者这样的一种二元论即坚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与劳动、好与坏之间进行截然不同的选择。当需要选择的时候我没有怀疑自己站在哪一边，但我的选择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这种方式保留了一种新的策略与合作、联盟的可能性，还有对长期形成的批判方法的深刻改变的可能性。拒绝这种二元论逻辑在我的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导致我用另外一种路径来描述我的著作。
我考虑自己是一个相当小的学者圈子中的一员，他们在被描述为激进的、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时候没有感到很有疑虑。我说是很小的圈子，因为无论左派与右派都有一个几乎不可摧毁的信念，即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是矛盾修辞，一种词语上的不可宽恕的矛盾。然而，我们要讨论，后现代状况是，有很多种关于它的死亡和胜利的 宣言，还有可见的自身的贫困和极化的增长。后现代已经很清楚地为保守所主导，用当代的词语，就是再洗礼或者为新自由主义力量和政治学所主导。结合两者真有罪吗?一个人怎么可以认为是激进和进步的，同时也宣称用后现代的路径研究当代世界?这不是要到敌人的方面去吗，即使有善良的意图?
我过去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和努力，去解释为什么这种结合两者的罪行被愚蠢地过分简单化了和误导了，这深深植根于一种思维已经麻木的基础主义。但是它依然在学界、大众传媒界，甚至在一些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那里盛行。这种僵化的后现代观点植根于二元论逻辑的顽固力量之中，或者可以称之为非此即彼的恐怖主义之中。现在，让我们实验性地假设一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存在，且也许在全球化时代甚至生产出一些都市生活的新的洞见。这依然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在写作城市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类型的激进或者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呢?
这里我对后现代主义城市专家的认同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因为我是从空间的视角来书写城市的。我是一个自称为空间专家的人，一个确定为空间或者地理学想象的批判性力量而鼓吹的人。我认为，城市和都市生活，今天，就像过去12000年的城市社会发展一样，具有空间的生成性和因果性。为证明这个广泛的、断言性的空间视角，我引用勒菲弗的话，就像我以前一样。将自己与其他哲学家、批判理论家以及城市作者区分开，勒菲弗认为自己一生的著作是围绕着空间的，空间是社会生活的生产者、产品。
“一些人选择别的方式来理解透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比如，通过文学或者无意识或者语言。我选择了空间……我深挖这个概念，并希望理解它的所有含义。”(勒菲弗，1975，p.218)
我也不是简单地用空间的视野来书写城市，我是将空间放在第一位――放在文学或者无意识，或者话语理论，或者历史，或者历史唯物主义之先――这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点，通过它，让理论和实践对(后)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有理解。
选择以空间的视角书写城市，让我加入从未有过的一些其他学者所形成的一个大圈子中去。我早先说过，我对城市日益增长的兴趣已经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个更加明确、跨学科的“空间转向”之上。以前没有这样多的学者，有不同的兴趣领域，但是都从空间的视角解释他们的研究。但是依然很少有人，包括勒菲弗，将空间放在第一位，就是说，通过断言性的空间棱镜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尤其是城市的复杂性。拉康、德里达、利奥塔、布迪厄、鲍德利亚、詹姆逊、哈维、赛义德、巴巴、赛奈特、吉登斯、撒森、师比弗、阿帕杜磊、华伦斯坦都是富有创造性的空间思想家，但他们没有人选择将空间作为首要的解释视点。
我已经花了20年来努力让各类批判思想家相信，承认空间走到前台作为解释世界的首要模式有异乎寻常的理论力量和洞见。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不仅仅大多数学者对空间思想不熟悉，一个断言的和有力的历史性视野依然在批判思想家中非常顽固地建立起来，这给那些要获得平等解释力的其他洞见以很少的空间。由于二元逻辑的持续影响，以及它所坚持的非此即彼，空间视野也很难避免被看做是空间决定论，或者就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称呼我的那样，是空间崇拜，企图将其他解释模式推到一边，而建立空间的优先性。被迫进行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很少有机会强调人类生活的空间性能够与强调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维度、历史性和社会性等一样具有竞争力。
将一个很长的历史裁短一些说，20世纪之交才开始看到批判社会思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深刻变化，这变化依然没有完成，它建立在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基础上的批判视野的再平衡基础上，或者用更多具有动感的词汇，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空间的生产、历史的形成和社会的构成，这是用勒菲弗、马克思和吉登斯的关键词来表达的(索亚，1996)。随着这种空间转向传播到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它带来了城市兴趣的复兴。
为努力总结和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探索，如何书写城市能够对理解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生活有贡献，我将回顾勒菲弗论城市、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有关内容的三个方面的研究，我已经在《后大都市》第一章做过介绍(索亚，2000；并见考夫曼、勒巴斯，1996.)，“城市第一”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每一方面研究的背后都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即一个更加广泛、具有生成性力量的空间视野改变了我们书写城市的方式。这三个方面如下。
“只有在都市生活中，通过都市社会的现实化，社会的发展才是可想象的。”
“直到近来，理论思考才确信，城市是一个实体，如同作为一个机能和整体，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才有的，即它不是被简化为进化和历史的一个部分性的现象，或者从属的、初级的或者偶然的方面……一个简单的结果[成果]，一个本土的效果，表达着纯粹和简单的一般历史……[这种观点]不包括城市理论知识，也不会导致这种知识；然而[它]在一个相当基础的水平上阻止探索……只有现在我们才开始理解城市的特殊性。”
“城市是聚居(synoecism)的成果。”
这些探索的第一个论点是最广泛的和最需要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接受，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它需要一个激进的历史和社会学想象的转变，这种想象是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如果人类社会、社会关系、社会性自身仅仅能够在城市中实现――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建立在勒菲弗的观察的基础上，空间特殊性和城市的聚居性――那么空间视角书写城市不能仅仅是一种附加，一种新解释的图示，或者一种隐喻『生的金矿。它必须在书写城市时候占据优先性，通过它，理解全球化，理解当代世界的其他复杂性。
城市第一
让我从一个几乎两千年来被彻底忽视的古代希腊词语的新的意义，来证明在书写城市时候突出空间视野具有的潜力。这个词语是聚居(synoikismos)，有时候英语翻译为synoecism,或者我更愿意拼写为synekism。这个词的词根是oikos，意思是家或者居住的地方，同一词根在经济学(economics，开始意思为家务管理或者家庭经济学)或者生态学(ecology)中出现，还有世界上有人居住区(ecumene)、社区和区域规划学(ekistics)中出现。这是一个新词，是希腊城市专家康斯坦丁?多西德(Constantinos Doxiades)发明用来表达研究各种人类的安置(settlement)形式的学科。词后缀-mos在聚居一词中指的是所形成的情况，而前缀syn-指的是在一起。这样聚居就成为一种条件的描述，这种条件是由一起居住在特定的家的场所或者空间而形成的。
从来到一起互助地居住的含义看，我也许可以加上，有效地和创造性地一起居住，聚居也用来指婚姻、一起构成一个单位、通过婚姻构成家庭。这个词在生物学上通过几种方式保存下来，按照在线《难词词典》，它可以用来表示雌雄花同 株，或者物种联系上有利于(至少无害于其他)一种物种的物种间的关系。进而，其内涵是创造性地共同生活。
但是，这个词语的最广泛用法，指的是与城市国家或者城邦形成有关的过程，城邦是另外一个希腊词语，实质上有都市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聚居是大的共同体、邻居、村庄、镇子来到一起或者一起生长――如果你愿意，就是通过婚姻――形成一个单一的都市政治单位，形成都市实体。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修西底德通过两种方式描述这个社会合并、集中化过程，即人的物理集聚(agglomeration)形式与政治统一形式，两种来到一起的形式不总是同时发生。尤其对修西底德来说重要的是雅典城邦的大集聚，这发生在公元前900年，在海伦历法中每年有两天的庆贺节日即西诺加(Synoikia)，纪念城邦的诞生，赞美城市守护者。
然而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对聚居的最精细的理论化。他已经明白，聚居围绕一个领土的中心展开，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和文化联盟过程：城邦或者大都市(文字上可以作为“母”城)。这个过程的推进具有特殊的政治本质，一个特殊的都市政治学涉及市民社会的诞生，涉及很多概念如市民资格和民主、家庭和身份(identity)、创造性和创新，以及城市基础、城市生成的文明等。与这个社会、空间的过程联系的是很多其他的词语，帮助区分开城市居民即城邦人亦即有政治意识的居民，与愚民即野蛮人或乡民。这也是马克思关于愚昧的农民与乡村生活的政治批评经常被误解的根源。这些聚居还通过以下词语而被扩展：警察、政策、礼貌、文明性、都市性(urbanity)。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书写城市开始于城市国家构成的基本过程，并继续从中发展。
在复兴和扩展这个长期被忽视的概念过程中，我用一种很明确的空间解释的视角，丰富了亚里士多德的聚居概念，反思批判性空间思维的值得注意的复兴，这种空间思维在过去十年几乎延伸到每一个学科。在我更加具有断言性的空间重构中，聚居不再局限于城市形成的时刻，而是一个连续的、高度政治化的城市增长和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刺激社会集中的、促进进化的、源泉性的、充满活力的过程，也是都市生活的最本质的部分。如此过程中，聚居涉及创造性、创新、地域性统一性、政治意识和社会发展，这些都来自于在密集、异质的城市区域居住一起。在这种意义上，我将聚居定义为城市集聚的刺激因素，将它直接与描述为都市主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真实的和想象的、物质的和象征的都市生活的地理学或者空间性。
一些明显的问题在脑海中出现了。城市集聚的刺激因素到底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直觉上承认城市永远倾向于是人类历史上的创新的中心，那么在空间集聚或者形成簇状分布导致新的理念、加速社会发展方面有什么特别的?那么这种都市的刺激和集聚的意义又是如何的?不幸的是，这些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很少有理论或者解释明确说明都市集聚的社会和空间动力学。确实，西方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对于来自城市化过程的解释力量给予相当少的关注，研究者更愿意将它看做是社会过程的背景和环境。
也许最接近对聚居的研究是关于集聚经济的文献，或者它们也称之为广延、区域或者最适当的是城市化经济。集聚经济的文献，尤其是它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发展，近来已经获得学者的重新关注，因为它在理解复杂经济重构、全球化过程中很有用，而重构和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年来，已经重塑了世界。在后面我将返回到全球化时代这些因素与都市生活的当代联系这个问题上来。但是首先需要浏览集聚的动力学问题。
集聚经济的基本解释建立在时间和能量的节约上，这来自事物簇状分布而不是散布。簇状或者结节性分布，代表了人类对影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距离阻隔的一种基本的和策略性的应对，即使这种行为的理由经常在人们有意识的关注以外。我们全部能够承认这种时间和能量的节约，是如何通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接近而在我们个体的生活中进行实践的，但是集聚经济学在大的社会和历史过程中也是大致勾画的，很少在细节上进行探索。
与我们当下讨论最为有关的是，时间和能量节约来自集聚，这为创造性努力提供了刺激性的机会，而这是城市根本特征的关键部分。理论上看，人类、家庭、家务和所有相关行为都在景观上整齐或者随意地分布，很少或者没有簇状分布。因为至少过去12000年，人类社会主要居住在各种规模的结节状安置地或者城市集聚中，这种人类安置或者人工环境(built enviorment)特殊的形式，永远提供了不同的收益――还需要加上成本，因为也有一些集聚的不经济，周期性地破坏都市生活。这种时间和能量的节约，实际上如何形成创造性和创新，是不容易进行分析性的理解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直觉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这里不进一步探讨集聚和革新的偶然的联系，我转变问题而从另外一种途径进行研究。假设当下存在一重要的与城市和特定都市主义地理学联系的、形成创新的创造性刺激，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对集聚及其相关概念研究很少，而在区域经济研究的小分支中研究比较多呢?我这里特别谈到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我想可以论证艺术和文学永远在这种或者其他种类上是关于聚集的，甚至它没有明确承认这点。我也许还要加上，以都柏林的荣誉，激发我的思考的有关改善市环境的讨论，很少有人比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es)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聚集。但这样我就离题了。
西方社会理论不仅仅忽视了集聚的因果性和解释性力量，直到最近它还是声名狼藉地反都市的，这是因为它避免对任何特殊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现象从都市来解释。肯定的是，很广泛(甚至无法避免)地要承认城市里事物占据空间。当然在忽视或者反对空间解释上有特殊的例外(芝加哥学派、勒菲弗很快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大部分情况下很少有社会理论家承认城市自身对城市生活有因果性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发生在城市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从城市里发生，更加特别的是从都市集聚的刺激下形成。
如勒菲弗所言，社会发展只有通过都市社会的现实化，在都市生活中才是可以想象的。他在别的地方进一步提出，所有社会关系保持抽象和非现实的直到它们具体表达出来，物质地、符号性地刻画在生活(lived)空间中。让我们想想，这些断言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勒菲弗是说，人类社会，确实其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其起源、进化、发展和变化都处于物质性实在、社会性想象的城市语境中。它们通过勒菲弗所称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来推进，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创造和解构以及不可预言的空间、知识和权力之交织的连续的、争论的过程――如果你愿意我借助福柯版本的聚居理解的话。
对大多数社会思想家和理论家，没有一个重要的和严格的聚居解释力量的理念，或者一个清 楚的和富有动力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的解释，这种陈述显得或者空洞或者混乱。甚至勒菲弗和福柯的追随者只是微微点头而忽视了它。何以固定和让死的城市地理学能够塑造社会过程、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的充满动力的发展?这仅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环境或者地理决定论吗，比如最终导致了芝加哥学派的衰落那种形式?这是社会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一个半世纪的优先观点，这是我称之为反城市、反空间偏见的典型。但如我更早提到的，在过去十年有些事情发生了，导致对城市和批判性空间思维的兴趣的跨学科复兴，一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城市和空间转向，慢慢导致对正规的理念需要重新思考，这个理念几乎在所有研究的领域存在，从考古学到文学批评，到会计学和人种学。随着所有人文学科的不断增长的空间化，关于聚居和城市主义的空间特性的解释力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广泛但也似是而非了。
为了证明空间思维的这种转变，让我们来重新看一本1969年出版的书，这是伟大的城市偶像破坏者简?雅克布斯写的。在《城市经济学》中，雅克布斯表达了关于城市的一种理论化，尤其与聚居的扩张的解释相呼应。她将城市定义为一种安置，连续不断地从自己本土化的资源中产生经济增长。这种“城市经济生活的扩展”，就如她所称的，清楚地围绕着在城市中而不是在乡村中居住一起。大密度和文化异质性是它的首要发动机关。城市集中了人的需要，这对社会再生产形成很多挑战，同时也给以新的方式解决问题提供更大动力。城市吸引各类新来人，陌生人、访客和移居者，他们经常带着他们的创新理念。雅克布斯以富有特色的简练做出结论，“没有城市我们都必是穷人”。他言之，我们依然是狩猎人和采集者。
在《城市经济学》中，雅克布斯用的方法不仅仅是大力将自己的理念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对城市理论化，她也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考古学家詹姆斯?莫莱特(James Mellaart)的著作基础上。莫莱特在南安娜托利亚(Anatolia)发掘出来他所称的新石器时代的城市，这个地方叫恰特尔?弧玉克(Catal Huyuk，或者是豪玉克hoyuk)。雅克布斯的新石器时代城市论述――这与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考古学家矛盾――值得仔细考察和重新激活，因为像很多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富有创新的城市思维一样，其他学者显然对聚居的解释性力量和城市主义的空间特殊性忽视和误解了几十年。
我们回头看开始于有8500年历史的旧墙壁画中发现的弧玉克城市。艺术史教科书称之为第一著名景观，或者“自然”画，但远不是自然的描绘，它描绘的是一个城市景观，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场所，建立在一个正在爆发的红色火山旁边，那是火山玻璃黑色耀石的资源地，这是那个时候采集和狩猎社会的重要资源地。有关文本也说道，很少解释，像这种全景、富有创造性的城市景观绘画，没有能够在另外一个7000年的历史中发现。其清楚的、革命性的对自然的转变即从生食到熟食转变的描绘，如此说来，城墙壁画象征着第一次聚居。近来考古挖掘支持，这里的弧玉克和其他环绕福特尔?克莱赛特(Fertile Crescent)地方的一带高地，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都市或者城市，这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的兴起要早5000年，这是唯一的由史前学家和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承认的一次都市革命。
从目前的知识看，弧玉克是最大和最完备发展起来的城市，在其鼎盛时期人口达12000居民。在《城市经济学》第一章，在其可称之为城市第一的论述中――这是我现在文章的另外一个题目――雅克布斯认为，所有社会发展的开始，尤其是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和动物养殖的革命性转变，不仅仅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因为不同的居住形式即城市的形成而导致的。在弧玉克推动这些发展的，包括了首先知道的金属冶炼、纺织、简单器皿制作，还有一些特别的有自我意识的大城市空间绘画以及非常早的手工制作的镜子，这两者都是有意识的自我反思的象征，是城市集聚的刺激因素，是城市经济生活的自我生成性的发展的扩张。
通过说明城市在所谓的农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有了，雅克布斯不仅仅将传统的史前智慧颠倒过来，而且还进一步将她的结论推广到城市集聚在历史到现实过程中的解释性力量。她断言，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创新，每一个重要的转型，都是来自生活在密集、中心的都市而获得的内在集中和创造性地节约时间而形成的效率增加。值得重复的是，她那有些扭曲了的评论，即没有城市我们都必是穷人。
也许对有些人这仅仅是承认，城市永远倾向于是革新和创造性的核心。但是要比这多很多。用城市空间性更好理解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打开了这样的可能性，可以确定一个特殊的动力，这来自城市性(cityness)的基本特征或者本质。当《城市经济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的城市空间断言或者整体上不可理解，或者被认为是荒唐透顶。在几乎同样时间随着勒菲弗和福柯著作的出现，它的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只有在1990年代才变得越来越清楚并成为更加有创造性的挑战，在空间转向中形成了更加多和更加富有接纳性的学院听众，他们能够坦然面对一个有力的和批判性的空间视角的断言。
在《后大都市》前三章，我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三次不同城市革命的城市景观的地理史，每一次都是由城市集中的创新性刺激激发的(不是全部，但是意义重大)。第一次开始于12000年前，我们已经提到，这导致了第一次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即农业革命。在这种基础性的城市革命中，和绝大多数学者的设想相反的是，不是一个社会剩余的创造使得城市成为可能，而是城市的形成使得社会剩余成为可能。
传统认为第一轮的城市形成，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上城市国家的兴起，现在被解释为第二次城市革命。这在乌尔(Ur)和巴比伦那里表现得很清楚。后来，在大雅典时代的大聚居以后，基本上是一次政治转型，导致第一次中心化国家和帝国的形成，以及第一次重要的社会阶级分工，私人财产的积累，奴隶制、科层制、军队阶级的发展，还有，从早期城市发展起来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是父权制的权威增加。
5000年以后，第三次都市革命随着所谓必然的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其基础是第一个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具有一定规模城市中的社会形成。它所带来的城市化形成了两种(又是城市为基础)人群，即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先前的描述在反城市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词汇中已经消失。过去大约两个世纪，持续的都市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过了多轮危机导致的重建，每一个部分都是对一种特殊的聚居形式的回应，这来自于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心的前所未有的集中。
恩格斯第一个注意到并探索了，工人阶级在诸如曼彻斯特一类城市的高度集聚，激发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引发了城市空间性之重要的再 组织和扩张，这回应着城市暴动和寻找国民经济回复的新路径，而且从一开始，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策略就是将城市行为和民族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的水平。跳过这一段重要的城市地理史，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个最大的转型时期的链条的末尾。我们简单看看这个最近的时期以及从中形成的灵活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新经济。
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尤其是对那些坚持称当下时代为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来说，我们理解这些灵活的、全球化的，也许我还应该加上依然属于城市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已经由一些学者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他们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区域规划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最广义上可以被描述为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这个理论、经验和应用研究的群体日益壮大，不仅仅将一个批判的空间视角放在前台，而且还坚持对聚居的强大力量的重新思考，聚居是城市和区域集聚的刺激因素。在创新环境(milieux)、区域创新系统、工业区、经济簇状分布区、区域生产界和来自本土传统的非贸易依赖等这些概念，曾经是机械的、严格受到限制的本土的和有关集聚的理论，这时已经向很多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探索开放。也许对很多这个领域的学者而言，发现这种灵感可以追溯到雅克布斯的《城市经济学》，她对于城市经济生活的发展性扩展和自我生成的有创造性的讨论。
感谢一些学者如大卫?哈维的著作，人们明白，这些经济上的重构、全球化过程一开始已经是植根于都市主义的空间特殊性中。由于1960年代一些世界主要城市的社会骚乱爆发，宣布了发达工业国家战后繁荣的终结，开启民族、区域、城市经济的实验性重构。如哈维所关注的，这至少部分是城市危机，它们导致了对他很富有洞见的所谓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研究。这些研究反映了资本的内在要求，尤其在危机时期，重组其特殊的地理学和人工环境，努力恢复增长的利润和经济的扩张。这仅仅是对激进的城市和区域空间的研究，这种空间研究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涉及工业资本和金融投资的地方。它也是我所称之为后大都市、后大都市转型发展的最初根源。在世界各地，这个过程目前依然在进行中。
无论是否通过空间修复这个概念，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导致战后繁荣的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重构，作为一个基本的空间过程，比任何以往同样的时期更加明白。同样真实的是，今天灵活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为特征的新经济已经出现；贸易、投资、移民和文化的全球化在扩张；信息为中心的网络化社会兴起，巨大城市区域如伦敦、东京和纽约的力量正在增长等。
新地理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依然是工业性的，从基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久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基本变化中发展起来，这与一些主要的日益增长的全球化文献所强调的重点及其与后工业主义解释的密切联系是对立的。经济重构的首要影响是老福特工业城市和区域作为创新环境快速地衰落，触发了也许最为重要的去工业化，这在一些发达工业国家甚至都体会到了。这种衰落让很多人相信后工业社会的兴起，但是如此多的人愿意认为这是别的情况。
去工业化与相当比例的恢复性的再工业化相伴随，很多集中在新的工业空间、区域或者地点。这些地方很多是以前没有工业化的绿色地域，分布上从国家规模――可以称之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最近人们加上了爱尔兰之虎)――到工业区和技术区，很典型地分布在世界主要大都市区域的、曾经是郊区环状带的地方。这里发生的是福特主义集中经济和集聚的中断，新的更加具有灵活性的特殊的以及信息化的技术刺激的创新节点区域的兴起。在一些案例中，这些再生和聚居簇状分布在老城市中心的复兴地(比如随着金融和文化工业在伦敦和纽约的发展)。但最常见的，它们是作为新的城市边缘发展起来的中心。在这里它们给现代大都市的空间重组做了戏剧性的贡献，这些现代大都市部分是郊区工业化发展起来，更加是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形成，还有本土的趋向聚居的扩张性建设。
这种新的城市形式日益让简单的二元论搞得模糊不清了，这曾经统治了现代都市――在密集的、异质的和高度集中的中心城市，与沉睡的和同质的郊区世界之间做出区分。在这些地方，曾经发展了一个更加多中心的、网络状的、全球化和信息为中心的城市区域，形成了一些努力描述其主要特征的新词语的爆炸：外城、边城、后郊区、技术郊区(technoburbs)、硅景观(silicon landscapes)、技术区(technopoles)、都市节(metroplex)、前都市(exopolia)。在这种郊区的都市化过程中，随着现代都市已经将自己从里面翻转出来，在很多案例中也看到一些回到都市中心的运动，尤其是通过我们一般所称的大规模第三世界的移民进入的方式。这种矛盾的中心边缘化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程度的文化异质性，同时，也形成了建立在阶级、民族、种族和移民地位上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极化和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确实日益增长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沟壑，也许是当前这个时期的城市重构的最内在的标志。
毫不奇怪，从这些变化中出现的是一个聚居的主要的重建。都市集聚的刺激因素曾经被解释为，一个单一城市的规模和密度的增长，由于福特主义、信息革命和交通革命影响，达到一个限度。然而，有些人预言并不是如此，随着地理学的终结和距离问题的消失而导致聚居不再发展，他们认为集聚将在新的信息时代失掉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集聚的刺激因素将持续发挥作用，不过，在不同的形式上，在区域性网络的多极节点中发挥组织作用。大的都市区域包括了超过百万居民的城市，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们不仅仅变成了资本的创新中心，也正在变成劳动创新实践发展的聚居条件，尤其对那些在今日美国被称为移民工薪穷人和依赖福利的底层民众的集中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这里我需要转出来，到一个更加大的叙述中，探索关于新的城市空间运动的兴起，关于在面对不平等时提升空间正义、区域民主的努力，关于后大都市世界的未来。但这里我不能再论述这些问题了。我这篇文章所做的就是要让那些不熟悉的人，相信空间转向以及它形成的近来关于都市难题的潜在新洞见。同时，我努力鼓励那些相信他们已经介入到新地理学的人，尤其是在写作城市的时候，扩张他们已经很丰富的地理学想象，让他们对城市空间性和聚居的解释力有更多的注意。也许没有比目前更加合适和急迫的时刻，需要表达出形成这样一个都市和空间意识，因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城市专家。
参考文献
[1]Jocobs，J.The Economy of Citie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2]Kofman.E，Lebas.E，et al.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M]，Oxford：Blackwell，1969.
[3]Lefebvre，H.Le temp des meprises[M]，Paris：Stack，1975.
[4]Soja，E.w.Thirdspace[M]，Oxford：Blaekwell，1996.
[5]Soja，E.W.Postmetropolis：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M].Oxford：Blackwell，2000.
[责任编辑：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