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伯林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的多元价值之间存在着兼容和契合的可能，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自由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多元论
?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07-04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以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个自由概念全新阐发了自由主义的题内之义；［1］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预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他关于民族主义的阐释，成了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和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思想源泉。伯林的学生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首先明确提出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解决纷繁芜杂的世界民族问题，以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消解民族主义中的暴虐、冲突和侵略因素，形成一种温和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多元文化繁荣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下简称自由民族主义）新理论。她声称，这一构想得到了伯林的指导和支持，也得益于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理念。［2］因此不少自由主义者在研究近代以来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思潮时，或多或少都会通过追溯、引用或者批判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出于各种不同论证目的的引用、批判或阐释难免会对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误解或故意的曲解。为了澄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本意，我们有必要首先梳理下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论述和态度，认清究竟什么是伯林所述的民族主义；然后进一步研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可能和自由民族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从而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
一、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伯林的著述中，曾多次对民族主义有过论述，但他却从未给民族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伯林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归纳，发现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五次给出了类似定义的表述：“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炙热的状况，它可以是，而且有时的确是宽容的与平和的”；“民族主义既不是民族特性现实的意识，也不是以此为荣，而是对民族的独特使命的一种信念，相信民族在本质上高于一切外在于它的目标或品质”；“民族主义，即使在它最温和的版本即民族统一的意识里，也肯定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对一种特殊传统、语言、习俗的独特性，以及对长期拥有一片被注入强烈集体感情的特殊土地的深刻感觉”；“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①但是伯林对民族主义的表述都没有完整而明确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每种表述涵盖范围甚广，又各有描述的侧重点，包括了民族主义的性质、表现、根源以及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也正是由于伯林在民族主义定义上的语焉不详，使后来者容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引据，也或多或少产生了解读上的误会。
不过好在伯林对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有清楚而详细的阐释：“坚信归属一个民族是压倒一切的需要；坚信在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关系；坚信我们自己的价值，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最后，在面对争夺权威和忠诚的对手时，相信自己民族的权利至高无上。”[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05.]这让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界定有一个参考标准。当然，对这四个方面的特征，伯林仍是有所偏重也有所保留的。他认为，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会不断产生变化，“这些成分以不同程度和比例见于所有迅速成长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12.]这种变化使民族主义同权威中心及“其他献身对象――种族、宗教、阶级――结合在一起时，它的感召力是无比强大的。”[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17.]民族主义四个特征的不同比例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在各自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并蔓延开来。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的归属需要和对家园感的渴求。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的归属需要被人们顽固地坚持下来，并将长期地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情感归属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求，提供迷失在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中的人们以安全感和家园感，这种对民族的归属需要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情感需要，而不是“人类自决的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或“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1.]这种情感归属需要的强烈程度超越了人们以前能意识到的范围，成为20世纪世界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催化剂。
其次，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目标，各民族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根本特点。［3］伯林提出，世界存在多元的价值观，不同民族特定的价值观、社会规则、信条或原则被其成员普遍遵守，“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出自神灵、教会、君主、议会或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威，也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好的或正确的，因而对既定条件下的所有人普遍有效；遵守它们，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群体――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即‘我的’民族――的价值。”[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1.]第三，由于民族主义四个基本特征可以按不同比例和程度结合具体历史情境产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且不同的民族主义会根据具体所处的社会状况发生并蔓延开去，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所以伯林从不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注：伯林.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J］.现实感 ［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91.]民族主义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非进攻性的，而且二者会相互转化。“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9.]这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恰恰是伯林最为忧惧的，而温和的、要求民族文化自决的文化民族主义则被伯林看做可以与自由主义相融合并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二、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伯林认为，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力量，过度强调了人的共同之处而抹杀了差异的存在，忽视了民族主义对人类社会持久而强大的力量。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人们之间的差异真实且长久地存在，凸显为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不可通约，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一般性不能掩盖、抹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伯林认为，作为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要与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上仍面临诸多问题，最紧要的就是解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内在规范性的紧张问题。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如何消解二者的内在紧张，如何实现了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的。
（一）自由主义的宽容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是普遍主义的，强调人类无差别的理性和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权利。但根据近代以来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认识，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是宽容的、开放的，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和广包的维度。约翰•格雷曾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阐释道：伯林充分肯定个人基本权利，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他也承认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把“族群归属”与个人自由视为同等重要的人类终极价值。在他看来，自由最基本的意味是选择的自由，人们总要在社会实践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参见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一文），而选择的结果是否有价值，只有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中才有意义；离开了特定的文化传承和族群生活，也就无所谓选择的价值。［4］伯林的自由主义与某些形态的民族主义似乎天然地就是联盟：强调尊重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和平等原则的消极自由，完全可以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得到充分的实施；而这种民族主义首先承认其他民族的同等的自决、自主、自治权利，同时承认民族内部成员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
（二）民族主义的多维度
有些学者认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是民族得以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和传统存续的前提条件，民族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特殊主义，否定世界存在普遍的价值，坚持价值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因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存在理论上结合的可能性。然而，在伯林看来，由于民族主义是由四种特征的成分按不同比例和程度的组合产物，其自身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度，从极具攻击性的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等高度的集体认同和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论，到温和的、只要求民族文化自决和受到同等尊重的文化民族主义，其间有很大的跨度和适应性，民族主义可以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随着具体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甚至相互转化。伯林认为，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同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在其内部的思想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尊重个人权利、正义、平等、自由选择等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甚至这些诉求本来就是某些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多以进攻性的极端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世界和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造成了民族主义不好的名声。伯林认为，这是面对外力压迫时受压迫民族反弹的表现，他引用了著名的“弯枝”隐喻来比喻这种受压迫民族的反弹性：这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对长期遭受文化和精神上压迫的反弹，好像被压弯的枝条一样，一旦外来压力稍微缓解，就会对压迫者甚至无辜者施以盲目的、非理性的过度暴力反弹，以雪洗曾经遭受的羞辱。
但是伯林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的“弯枝反弹”（极端攻击性转向）绝不是民族主义唯一的出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在宽泛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在承认人类普遍认同的某些道德价值（如个人权利、平等、民主、正义、自由等）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以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民族主义的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可以在承认某些普遍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结合，从而实现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首先，自由民族主义促进个人自由的真正实现。作为个体的人大多生活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有更多实践自身文化选择的机会，更能充分地行使作为自由个体的权利，而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自由选择权就是个人自决和民族自决的核心，这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实现契合的关键因素之一。文化民族主义通过民族的符号系统来重新诠释和应用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会更好地适应民族自身的需要，保证民族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真正得以实现，同时也不会抹杀或掩盖其民族成员的身份。
其次，自由民族主义坚持各民族内部的成员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民族内部成员的平等权利来自于作为个人的人所具有的人生、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如果某个少数民族群体以民族传统或者保护传统文化的名义对其成员的个人公民权和政治权进行了限制或损害，那么这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就很可能演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因此是不能得到自由主义的支持的。［5］只有坚持保障民族内部成员的基本权利，民族主义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的转向。伯林认为，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并不是不需要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他们最珍视的且能够最充分利用的自由和平等，是存在于他们民族内部的。“他们愿意放弃更广泛的自由和平等，来保证其民族的持续存在。”[注：Kymlicka, Will, 2001, “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 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31.]最后，自由民族主义推动实现各民族之间权利平等。各民族具有平等的权利来源于作为民族成员个体的自决权和对其文化身份的承认，自由民族主义建构在“伦理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它同时也强调民族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认为民族本身具有特定的权利，民族成员对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正因为民族成员身份和民族文化对每个个体的人而言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那么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各民族之间就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无论民族的历史长短、人口多少、经济实力强弱、政治体制异同、文化差异如何，作为人类历史的成员，各民族都应具有平等的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保持民族存续的权利。而且，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失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构成，人类必然丧失众多因差异而产生的丰富文学、艺术作品，哲学思想，民俗民风等人类共同文明财富。只有促进了民族间的平等权利，才是对人类自身的珍视，这恰好也是自由主义理念的最终目的之一。
结 论
当今时代，无论多民族国家是否采取或者采取何种形式的民族自决或自治方式，我们必须承认伯林的基本观点：民族主义的情感和精神需要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任何企图压抑、掩盖、隐藏甚至是消除民族主义需要的政策和制度最终会导致巨大的反弹。为了防止这种反弹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有必要为之寻找一些温和的、自由的表达途径，保证多元价值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人类普遍承认的道德价值原则下的有机结合，尽量在保证个人权利、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满足不同的民族文化需要，促进人类和平与繁荣。
自由民族主义不是一整套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性的改革方案。在价值多元的当今世界，可行的做法不是寻求一种或几种简单的社会制度或某种改革公式来实现民族自决或自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而是在保障人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之下，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保障各民族自决要求的实现，妥善地解决当时当地的民族问题。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加拿大在魁北克问题上的方略，还是美国、加拿大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的不断改进，以及在欧洲实现的地区性联盟、区域民族自治等政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而这些具体的实践，都在或多或少践行着伯林肇始的自由民族主义理念，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这一开放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1］Gardels, Nathan.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J］.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1.(November 21st), 19-23.?
［2］Kymlicka, Will,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A］.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Tamir,Yeal,A Strange Alliance: Isaiah Berlin and the liberalism of the fringes［J］.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1998(1): 279-289.?
［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5］刘擎.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J］.社会学研究,2006,(2).
?
The Review of Isaiah Berlin′s Liberal Nationalism
??ZHANG Y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
Abstract:Isaiah Berlin′s theory of nation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modern study on the liberal nationalism. The value pluralism-based liberal theory of Berlin, compatible with the value pluralism of nationalism, can also b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liberal nationalism. Study of Berlin′s theory of liberal nationalism will help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liberal national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Key?words:liberal nationalism; cultural nationalism; value pluralism
?〔责任编辑：谢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