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私奔已久的太阳重新出现在长沙上空，满城的人都成了夸父，驾车蠕动在马路上去追日。我带着兔崽子躺在某所大学的樱花树边，微醺于春光里，我随手掀起衬衣，准备晒晒肚皮，忽然想起王任叔的故事，赶紧捂住肚皮，往四周?望有无摄影记者。
61年前，王任叔作为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在使馆筹办了一场国庆招待会，累死累活之后，宾客散去，只剩中方的工作人员。系了几小时领带的王大叔顿时草莽习性发作，把上衣剥掉，光膀子仰头大喝酒水。此时忽然冒出一个外国记者，咔嚓咔嚓拍了下来，转头发在印尼各大报纸上。一代才子王任叔旋即被撤，后来在文革中终于疯了，死了。
我这辈子都做不成外交官了，但王任叔的露奶教训还是值得吸取。男儿有乳不侧露，只因未到放纵时。去年流氓兔出生一个多月时，某夜哭闹不停，时值酷暑，我光着膀子抱他去天台数星星，这崽子忽然扑向我胸前猛吮――我当时劳顿枯瘦，但勉强也有A罩杯，小混蛋显然已经觊觎我良久，但碍于光线明亮不便下口，待到进入漆黑之地才发起突袭，甚有奸雄之谋略。后来，我总是穿戴整齐了才去抱孩子，而且没忘记用一根布带勒紧胸肌，此时想起80多年前国民政府的朱家骅就推出过禁止束胸法案，不由悲从心来，痛感历史之倒退。
文人去做外交官，那是投错了胎。昔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乔冠华仰头大笑的照片，在许多年里都被视为经典镜头，但若以现代的外交礼仪看，这是粗莽失礼的，跟赫鲁晓夫拿皮鞋猛敲桌子没有本质区别。干外交需要的是分寸和仪式，须时时记住自己的身份，写文章却不妨浪荡不羁，小节尽可丢到一边。尤其文人多爱酒色，若当驻外使节，只怕几瓶拉菲、一个洋妞，即可将阁下拖下水当了间谍。
不同的职业需要不同的性格，或者说，需要不同的职业病。搞文字的最恨别字和语病，据说徐州某公墓张贴标语曰“让青春在公墓飞扬”，又据说某报宣扬法医事迹时的标题是“与死尸共舞，保一方平安”，我看了真是怒从心来。有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说，她不怕看恐怖片，但却怕看惊险片。因为恐怖片是各种死法，无非肉泥一堆，无需白大褂操心，但那碟中谍之类大片，她看到伤口便会思忖该缝几针，看到高空坠人便会忧虑是否该做心肺复苏，看电影看得了无生趣。不过我觉得这位急诊科女医生还不算最无趣的，倘若换个整容医院的医生来看碟，不管谁露面他都会琢磨：这家伙该填点硅胶，锉点颧骨，那家伙该屁股抽脂，皮肤漂白，还有那谁，可惜了一张俊脸，不如割了小鸡鸡，装个生死门，做个变性手术罢。
人太放荡易惹祸，人太严谨易狰狞，所以我们需要在大脑皮层下装个切换键。多年前我混迹广州杨箕村，每晚编版时在记者文字里挑骨头，把稿件大卸八块，严谨得宛如更年期老处女，下了夜班后赶专栏，被迫换另一种自由思维，从丝丝入扣转化成天马行空，我遂打开一听啤酒，想象自己灵若狸猫，想象自己柳永再世，于是淫荡文字便流淌出来，给别的编辑大卸八块去了。
我们的内心必须有法则，否则一事无成；我们如果拘泥于死板的法则，不懂变通和创造，同样也难以成事。据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严谨的民族，所以前不久几个日本人去澳大利亚旅游时，严格按照GPS的指引，把车开到了大海里，这个笑话，实在值得我们这些藐视规则和底线，以越位、狡黠和犯规为荣的中国人，狠狠地嘲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