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大师与玛格丽特》与弗洛伊德宗教观念的比较，指出：宗教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幻想，无法真正消除人类的痛苦。如果把文化要求建立在宗教基础上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用诸神来给所颁布的禁令一个来源以增加其合理性及庄严性，那么我们同样需要面对当诸神失去控制力的同时社会也面临失控的危险。
关键词： 宗教观念； 人类文明； 幻想； 布尔加科夫； 弗洛伊德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13-02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米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揭示了惩恶扬善等主题。在书中，布尔加科夫安排了魔王沃兰德化身为魔术师，惩罚了以文联主席柏辽兹为首的不信上帝的莫斯科人民，同时也借助耶稣和魔王之手给予其理想的化身――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作者是在呼唤宗教回归吗？布尔加科夫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宗教?回归宗教的道路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笔者带着许多的疑问阅读了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的著作《一种幻想的未来》。本书出版于1927年，按照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这个时期他的研究重心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我的兴趣在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里经过了长期的迂回曲折，之后它回到了很久以前就吸引我的文化问题上来。”弗洛伊德在本书中尝试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方法探讨了宗教的实质及其发展，他指出宗教是一种幻想，是人类必须摆脱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病阶段。
宗教似乎应当归为人类文明的领域，至少宗教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尽管大部分宗教宣称其早于人类文明的产生而存在，甚至宗教的神或是创造了人类或是指导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那么要讨论宗教问题，势必要先给人类文明下一个定义。所以弗洛伊德首先对文明一词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生命高于动物状态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种种表现，并且有两方面值得观察。一方面它包含了人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由此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力并攫取自然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还包含所有必要的规则，由此人类可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解释定义的同时，值得考察的第一方面也揭示了文明实际存在的理由，也就是主要任务――在威严的自然力量面前使人类团结起来，抵御灾害和痛苦，免受自然的侵害。弗洛伊德认为，自然的人性化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步。
“非人性的力量和命运是无法接近的，它们总是很遥远。但是如果自然物质具有感情，在我们的灵魂中开始暴怒，如果死亡本身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邪恶意愿的暴力行为，如果自然界到处都有生命在我们周围，它们是我们在社会中熟知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由地呼吸，能够在离奇的世界中依然感觉自在，也能够通过精神手段来处理我们无意识的忧虑。或许我们依然是毫无保护的，但我们不再无助地麻痹瘫软；我们至少能够做出反应。也许我们确实还不是毫无保护的。我们能运用在自己社会中所用的同样方法来反抗那些狂暴的外部超人；我们能试着请求它们、安抚他们、贿赂它们，并通过这样做对它们产生影响，以夺取它们一部分的力量。”
民间的祭天、祭神等等民俗应当都是自然的人性化的结果。而弗洛伊德紧接着认为，在将自然人性化的过程中，也是人类一种幼稚原型的延伸，即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种既畏惧又渴求保护的心态。另一方面，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永远说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征服自然、逆自然规律而行，自然无比强大的力量恐怕无人敢幻想它向人类彻底臣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全人类而言，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的无助状态是难以忍受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暂时忽略了内部的不合以及仇恨，联合起来不断地摸索和认识自然规律，于是自然力丧失了人性的特征，文明开始第二步发展。但是至今为止，这样的摸索过程仍未穷尽，所以从第一步的摸索直到现在，人类的无助状态是一直存在的。而在这种无助状态下，人类对一种既畏惧又渴求保护的关系仍有期待，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他们渴望父亲和诸神”。弗洛伊德写道：“诸神保持着他们的三重任务：他们必须驱除自然的恐怖，也必须使人类顺从命运的残酷，特别是死亡所表现出的残酷，他们还必须补偿人类所受的痛苦和剥削――这是共同的文明生活所强加给他们的。”
之前我们提到，人类文明最初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害，人类基于孩子对父母的渴求心态将大自然无法抗拒的力量赋予了父亲的特征，于是人们将这些力量变成了诸神。于是有了诸神的第一个任务，但是渐渐地，诸神的职责重心开始发生了变化。诸神创造了自然，但之后对自然的干涉并不明显；而对于命运的残酷，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还是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就连诸神本身都有着各自的命运，它们自身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控制，它们基本上无法操控命运，它们是一个高高在上象征，给予人类一个顺从命运、顺从残酷死亡的理由。所以那第三个职能――处理人类群体生活中产生的痛苦和剥削成为了人们越来越诚挚祈求诸神行使的职责。
“现在诸神的任务是去除文明的缺陷和邪恶，处理人类在群体生活中互相造成的痛苦，监督文明规则的履行，因为人类没有完美地遵守这些规则。人们相信这些规则本身有着神圣的起源；它们得到升华，超越了人类社会并且扩展至自然和宇宙。因此人们创造出了大量的观念，它们产生于人类的需要，即想要使自己的无助状态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诸神的职责上升到了道德所辖制的领域，宗教被用来矫正文明的缺陷。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莫文联的主席柏辽兹由于大肆宣传上帝根本不存在的无神论受到了魔王沃兰德的惩罚而身首异处，其实，信不信上帝根本不重要，耶稣的形象在布尔加科夫笔下也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仅仅是一个潦倒的流浪哲人。柏辽兹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人类失去对神的信仰的结果是可怕而危险的，当诸神一直在执行道德约束这一功能的时候，无神论的传播一方面是破除迷信破除宿命观念，另一方面当人们一旦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灵约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的时候，原先约束人类遵循道德的训诫抑制本能放纵的力量就消失了，人们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义务去遵循文明的规则，布尔加科夫笔下莫斯科居民混乱堕落不顾廉耻的社会画卷也就随之展开了。
“来历不明的外国人闪着一只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有个问题还是不明白：如果说没有上帝，那么请问，人生由谁来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章法由谁来掌管呢？’
‘人自己管理呗！’无家汉怒气冲冲第抢着回答，其实，他对这个问题也并不很清楚。
‘对不起，’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用很温和的语调说，‘依鄙人之见，为了管理，无论如何总要定出某个时期的确切计划吧？这个时期可以很短，但也总得多少像个样子吧？而人呢，人不但没有可能制定一个短得可笑的时期的，比方说一千年的，计划，人甚至没有可能保证自己本身的明天的事。既然这样，请问，他又怎么能进行管理呢？’”
“物必自腐，然后虫生”。离开了诸神的约束，莫斯科人为住房、为名利、为享受大打出手、坑蒙拐骗、不知廉耻。而魔王沃兰德和布尔加科夫一样，将这罪责归咎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文联主席柏辽兹的无神论宣扬，使得莫斯科人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失去了约束自身遵从文明规则的力量。诚如在无神论散播之前的莫斯科，这世界上无数人都在宗教中寻找着抚慰，在教义的帮助下忍受生活的重负。在宗教已然成为了人类的精神支柱的情况下，所以布尔加科夫想说的其实并不是上帝是必须存在的，他想说的其实是人不能失去精神支柱的依托，不能失去对真善美的追求，所以他创造了魔王沃兰德这个集作恶与造善为一体的全新形象，这个体现着辩证法并且超然于一切的形象，他不是善的对立面，他就是大自然本身，他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试图给灵魂已经腐朽的莫斯科人民打上一针强心针。
不过抛开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主旨不谈，宗教果真就是我们文明建立的基础吗？人类社会的维系当真建立在大部分人对这些教义的真理的信仰基础之上吗？除了宗教信仰，我们文明的维系就无路可走了吗？
伟大的弗洛伊德早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弗洛伊德认为，首先宗教观念是缺乏真实性的，因为宗教无法证明其自身。
“首先，这些教义之所以值得相信，是因为我们最初的祖先相信你它们；其次，我们掌握着从同样古老时期流传下来的证明；再次，质疑它们的真伪是被禁止的行为。”
其次，宗教观念既然是缺乏真实性的，又何以能对人类产生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弗洛伊德将这种影响力归结为一种心理学问题。因为宗教被当做教义提出，它自身的内在力量就在于人类愿望的力量。从迫切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大自然的侵害，到用道德规则来维系人类群居生活的和谐进行，并且希望在来世延续世俗存在，都是宗教教义存在的基础。
再次，弗洛伊德认为“数量庞大的人群依然对文明表示不满，在文明中感到不幸，而且感觉到文明是一种必须挣脱的束。”
因此，弗洛伊德指出宗教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幻想，无法真正消除人类的痛苦。如果把文化要求建立在宗教基础上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用诸神来给所颁布的禁令一个来源以增加其合理性及庄严性，那么我们同样需要面对当诸神失去控制力同时社会也失控的危险。在书中他还提到了“内化”的问题，宗教教义、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都应当期待一种内化现象，当人类将规则烂熟于心以致深深融入自己的一部分时，违背这些规则之后不是惧怕惩罚的到来而是无法面对自己良心的职责，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下就有这些内化了文明规则的成员所占的比例来决定。
最后弗洛伊德指出，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唯一可靠的出路就是承认所有文明规则与戒律都具有纯粹的人类起源。宗教是人类儿童时期的强迫性神经病，是令人失去抵抗力的毒药似的抚慰，人类必须放弃这种幼稚的幻想，回到无助又残酷的现实中来，从现实出发，才能够真正进入成熟期。科学才是人类真正从自身出发，值得信赖的规则，尽管仍然有很多现象无法用科学解释，尽管作为一门学科仍是那么的年轻，但是科学至少给予我们继续努力下去不断探寻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可能，科学是变化发展不断进步的。
“不，我们的科学不是幻想。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科学无法给予的事物，那么这种设想就是一种幻想。”
《大师与玛格丽特》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尽管作者并没有能够亲眼见到它畅销全球甚至没有等到它出版，但是最终“人心不泯”。布尔加科夫呕心沥血十年，试图通过这部传世之作呼唤精神支柱的回归，但却并没有指明清晰的方向，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就人类文明的出路给出了一份在今天看来颇具远见卓识的答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位名垂人类历史的大师在二十世纪初，一位铺展了感性的画卷，而另一位则在理性层面上给予了我们指引呢？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约书亚作为耶稣形象的化身并不那么突出，相反倒是他的一句话颇有深意，他在被彼拉多审问的时候，曾经说道：“任何一种政权都是对人施加的暴力，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任何政权，不论是凯撒的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政权。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人类期待着这一天。
注释：
① 《欧罗巴思想译丛 一种幻想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满》弗洛伊德 著/严志军 张沫 译
② 同①第5页
③ 同①第13页
④ 同①第14页
⑤ 同①第14页
⑥ 同①第15页
⑦ 《大师与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 著/钱诚 译）第10页
⑧ 同①第22页
⑨ 同①第33页
⑩ 同①第50页
《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