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阴得很重，我的心境也不自觉的沉重起来。在这样的时刻，走近别林斯基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聆听他的自言自语，非常适合空气中凝重的意境。 此刻，我正在阅读一篇带着悲腔语调的回忆文章。被回忆者是一位知识分子，他的良知却被社会、被权威践踏。这时，我仿佛听见了别林斯基的自言自语：“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表述。我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鹜奇的纯文学中。我向来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对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是来自于别林斯基的。
1811年，别林斯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医生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爱上了文学，18岁时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21岁时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开除。22岁时他开始为《望远镜》杂志撰稿，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183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此后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838至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的工作。1846年，他转至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工作。在这期间，他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彼得堡时期是别林斯基思想趋于成熟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高峰时期。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舆论阵地。他不仅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
与沉浸在风花雪月的作家不同的是，别林斯基积极倡导面对社会关切的文艺。将美化沙皇专制与讴歌贵胄沙龙中的风花雪夜的浪漫文字全部清除于文艺之外，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卑微的斗士在无尽暗夜中所做的最大伟业。临终前，他发表了《致果戈理君的一封公开信》，痛陈果戈理忘却了一个作家必须关切社会的职责，背叛了曾经写出《钦差大臣》与《死魂灵》等不朽之作的作家自己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写作，为地主大员鞭笞农奴、协助沙皇愚民的教士阶层大唱赞歌。此种行为不仅让亲者恨、仇者快，更背叛了自诩基督徒果戈理所应有的德行，把基督所倡导的对人的爱忘却身后，无异于躬身为屠夫的杀戮伺候屠刀。此信一出，使知识界犹如遭受晴天惊雷。1848年初夏，别林斯基死于肺疾，才没有遭受牢狱之罪。对此警察头子大表遗憾：坦言“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死的。”
在别林斯基短暂的37年生涯里，俄国的天色始终是阴霾的，那乌云般的天空充满血腥和狰狞。别林斯基毫不顾及生命的威胁，将手中的笔视为思想的匕首，刺向一个专制的政权。他的文字如喃喃自语般泣诉，却冲破了乌云的笼罩，为天空撕开一抹亮色。遥隔着接近200年的时空，我看见了他棱角分明、直率露骨的面容，聆听着他源于心灵的喃喃自语：“我是文人，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在一个只有文学才能传达尚未被俄国日常生活出卖的正义、良知与真理的时代，别林斯基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鲜血，唤醒着真理、良心与正义。
别林斯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俄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落后省份的僻远乡野里长大，形成了他质朴、粗糙、率真、敏感而又激情风烈的天性。据赫尔岑回忆，别林斯基非常怕羞，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常常手足失措，羞涩局促。但就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而刚烈的斗士般的性格。一旦他觉得自己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便会立即陷入道德暴怒，“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也随之喷薄而出。
《巴纳耶娃回忆录》中见证了这一情境。当一位贵族知识分子自我吹嘘道：“我聊以自慰的只有这一点：我的农民看到我像关心儿女似的关心他们，所以都把我看作他们的亲老子一样。”别林斯基闻之立即反驳道：“我就不信奴隶跟奴隶主之间可能有人的关系！”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奴隶制度是那么一种残酷丑恶的现象，对人又有那么坏的影响，因此听到熟悉这个制度而又把它加以美化的人说话，真觉着可笑。这个恶性脓疮戕害了一切有利于俄国的发展的优秀力量。请相信我，俄国人民无论多么无知，可是他们十分明白，为了不再受苦，必须切开这个脓疮，把积存在里面的传染性的脓汁清除掉。”
我无法看见别林斯基愤怒的表情，只能把他的愤怒视为喃喃自语。事实上，他的喃喃自语中隐含着力量的强度。赫尔岑在形容别林斯基与人辩论时如此描述道：别林斯基“就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次宴席上，一位保守主义者大放厥词，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侮辱了本民族，被沙皇宣布为疯子是非常应该的。别林斯基挺身而前，以森冷沉慢的声音说：“在更文明的国家里，发表这种见解的人有断头台侍候。”他的言辞令那位保守主义者如遭霹雳，也令在座的众人大为惊骇。
靠在椅子的背上，闭上眼，我仿佛听见了别林斯基那森冷沉慢的语调。我知道，在冬天，俄国的天气是异常寒冷的，相隔着接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那种寒冷更是彻骨透凉。在那样的寒冷里，别林斯基抱着双臂，颤着声音，发出的却是响雷般的声音。在礼貌、文雅、圆熟的贵族文学圈中，他毫不暧昧的措辞，开创了19世纪俄国文坛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形式，也深深影响了他之后百余年间重大政治与艺术争论的风格。而后来激进的作家们，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华沙列夫等，纷纷奉别林斯基为鼻祖，在遣词用句方面刻意承续其直野、率易特色，但实质上却与之有着根本区别。别林斯基的文风是天性使然，是个体自由精神的率直体现――这缘于他的愤怒是一颗冒着烟的良心，但后辈却多是蓄意以粗俗为符号和武器，借以抨击纯艺术的理想、抨击精致、抨击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唯美态度，从而标榜所谓“平民价值”。
别林斯基一方面关注着贫困、失业的俄国平民，一方面思考着哲学、文学与理想，他说：“我为思想作出了小小的牺牲，或者更准确地说，只为它做出一次牺牲――放弃最亲切的主观感情。”他为知识分子特有的身份与思想的分离提供了另一种佐证：一个人这样生活，而那样思考。他几乎是带着有几分崇高感这样表达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牺牲”：为了国家的神圣性而压抑自己痛苦的良心。他所谓的“最亲切的主观感情”，就是对不幸、压迫与贫困境况的怜悯感和社会正义感，被“合理的”现实所侮辱的个人的尊严感。他敞开心扉，喃喃自语道：“我以生活、眼泪和心灵哀号的代价吸收这些思想。”
别林斯基对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正是这种无所畏惧、为天下大公而死的知识人的风骨。在一个依靠宪兵和屠刀维持统治、不允许思想生存的帝国中，当文学成为仅有的表达方式的时代，别林斯基用曲折的方式承担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关切，并果断地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别林斯基被公认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他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这个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属先例。在他的美学理论中，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他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生命的短暂，并没有影响别林斯基的伟大。别尔嘉耶夫评价他是“最卓越的俄国批评家，而且是唯一具有艺术接受能力和美感的俄国批评家”。与他同时代屠格涅夫曾称他为“父亲和元帅”。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将他奉为“俄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之父”。
在别林斯基《全集》第6卷271页里，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植根于占优势的时代精神中的强烈的主观动机，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高度热情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问题的答案，它对于我们时代就是死的。”
我想象着别林斯基在书写这几句话时的沉思状。他忧郁的眼神向下，似乎居高临下关注着与他同时代作家们的思想，还有那些受苦受难的贫民，透视着一个被沙皇统治着的思想堡垒。他是在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大声疾呼。衡量一个人语言的力度，并不在于音量的强弱，而在于语言中所辐射出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言自语，是划破天宇的惊雷。
天色有点亮了。我抬起头，凝望着遥远的天宇中那渐渐散开的乌云。在我的意念里，是别林斯基的自言自语，洞穿了乌云的翅膀以及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