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发乎情，止乎礼”为最广泛的传统，不仅是文章诗歌的原则，更是君子的做人原则。情至深处时也必做到温文尔雅，情给礼让路，服从于一切道德的规范，这一传统在程朱礼学中发挥至极，情被解释为一切的人欲，而理至上。
在为友人陈所学所编《会心集》一书写序时，袁宏道认定，世界上的人最难得到的无非就是一个“趣”， 而“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他将对情趣的追求置于理之上。
万物都有月满则亏的规律，当它被束缚到失去弹性时，这种束缚也就失去进步意义。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思想界同样掀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康德引导，将价值的判断立足点由客观回归到主观，重新肯定人的价值。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就已经对程朱学派进行了反驳，王学的主观唯心主义重新强调人的“本心”，将长期被道与礼遮掩住的人之性情挖掘出来。虽然他仍然认为这种“本心”“只存天理”，但人的“本心”这个突破口一旦被重新发现，个性自然开始释放出来，人的本来价值，包括对各种情趣和幸福的追求，已不再是世俗规范所能束缚住的。
袁宏道追求的“性灵”就是这种浑然天成的逃脱出繁重束缚后的人的“本心”。而崇尚情追求趣，就像植物的趋光性，这是人本心的自然流露。“性灵说”成为明清僵化思想界的一把破冰之锥，以他为首的公安派以及越来越多的狂士们洒脱地回归到自然和情趣之中，用潇洒的人格重申人性与欲望的合理性。
“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袁宏道追求的这种情趣就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本性的自然流露，除此之外，任何刻意为之的“辨说书画、涉猎古董”或“寄意玄虚、脱迹尘纷”，都并非真正的“清”情“远”趣。虽后来有人走上另一个纵欲的极端，但在袁宏道这里，世俗束缚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还是有别而分之的。“或为酒肉，或然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纵情放荡，肆无忌惮，这又和世俗道德的束缚类似，不能算作是趣了。
趣第一需要自然质朴，第二又不能离开纯真典雅，“性灵”即如此，而“性灵”表现在文字上就需要“不拘格套”，流利而清新。“近日游兴发否？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俏隽无华，情感在质朴中越发见其真挚，不禁想起《问刘十九》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意境，外面正在下着大雪，好友来访，亲切地问一句“能饮一杯无”？
也有人会不喜自我的一份神圣来让人观摩，文学本身有它的独立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这种至情至趣的洒脱，在人被重重理缚捆绑得窒息时，“性灵”无疑像一股新鲜的空气，如临风而立，舒姿息畅，让人精神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