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教给我什么赚钱的本事，唯一能冠之以手艺的，便是打草鞋。 那年，我才9岁，日里夜里都为肚皮忙乎，顾不了身上裹的脚上穿的。寒冬腊月，我披着蓑衣，打着赤脚去上学，一双脚板冻得像红嘴巴喜鹊。故乡那种黄泥路比涂了油还滑，一溜几尺远，脚趾根本不管用。我经常摔跤，一身滚得像刚加工过的皮蛋。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在我上学的路边有口大水井，井口塌成了齿轮状。我从不足一米宽的井边路上走过，多次险些滑进井中，吓得浑身像麻雨一样喷。我晓得那井中淹死过一个大姑娘，大人们称她是“落水鬼”。“落水鬼”是要找替身的。我没有见过“落水鬼”，从来不信。可每次从井边路过时，又有种莫名的惊惶。尤其是孤身一人走过那井旁时，我很害怕看井口，却又总免不了想看它一眼。只见那鬼绿鬼绿的井水，深不见底，再看井水里映出的我，鼻子耳朵老长，龇牙咧嘴的，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我总担心有个什么东西爬出来攫住我的脚往井下拖，怯怯地，尽量离井口远些，靠水田和水渠那边走。后来虽然终未当了替身，却有几次不是摔到了水田里就是滑进水渠里。母亲心疼我，执意要父亲教我打草鞋，说草鞋穿在脚上能防滑，能保暖。
打草鞋，首先要搓好草绳。我的手小，没力气，稻草在手上搓不转，拧不紧，我只好放在大腿上搓。搓不到一丈长，腿上就搓得血痕斑驳。为了不挨冻摔跤，我咬牙忍痛，搓烂了右腿搓左腿，直搓到那腿上起厚茧，直搓得那草绳能在我腿上自个儿转。
打草鞋时，我家没有专门的排齿。我学着邻居川哥的样儿，把四齿铁耙插进长板凳上的脚缝里，四齿朝天，草绳一头挂在齿上，一头绑在我腰间，屁股往后一撅，就绷紧了。父亲说，打草鞋和做人一样，要实在，实在的草鞋经得磨，穿得久。我把父亲的话记在心里，织进鞋里，每一道草绳都打得紧紧扎扎的。当我第一次穿上自己打的草鞋时，兴奋得像过年一样，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觉得在雨天走路时，脚板稳稳当当，脚心热热乎乎。
有几个吃国家粮的同学羡慕我脚上的草鞋，要买，还夸我打的草鞋漂亮帅气。那时，我的口袋里从没装过隔夜钱。两块五角钱的书杂费都是分几次从母亲的手上抠出来的，更不必说零用钱了。见有人买我的草鞋，暗自高兴，可又觉得卖草鞋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有点不光彩。“毛主席的好学生”哪能干这种事呢？我心里想收钱，嘴上总说“自己打的，不要钱”。不要钱，也没谁硬塞钱给我，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因为每天放学回家打草鞋误了挖野草药的时间，断了我买纸买笔的财源，还是要找母亲拿鸡蛋去卖。母亲问我卖草鞋的钱呢？我只好说了实话。她好生气，说我的草鞋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卖给别人怕什么？草鞋生意也要人做嘛！他们又不是穿不起。你讲面子，也没见谁给你一张“纸”！
第二天，我便开始收钱了。第一双草鞋卖给了一个姓冯的同学，他爷爷是公社的铁匠，手头有几个活钱。我收他五分钱，刚好够买一本方格作业簿。他给我一张角票，我没有钱找给他，说了半天好话，他终于同意我跑回家再拿了一双草鞋给他。
我手心握着那一角钱，蓦然觉得一夜之间我成了有本事赚钱的小男子汉，打草鞋的劲头更足了。有时手在鞋上动，眼皮往下掉，我捏捏鼻子伸伸腿，又接着干，总想早日打出一块钱来。有了一块钱在手中自主开支，那我就成了富人！
后来，父亲劝我要想草鞋卖个好价钱，还要提高工艺，讲究质量。我便在路上偷偷观察别人脚上穿的草鞋，尤其是女干部穿的。我发现他们穿的草鞋与我打的就是不一样，颜色也不同，精致秀气得多。功夫在哪里呢？无法靠近他们的脚去看。我灵机一动，第二天就去公社干部住房后的垃圾堆里捡回他们扔掉的破草鞋拆开“研究”了一会儿，便定下决心引进“干部草鞋”的新技术，将我的草鞋来了个革新，把草鞋的筋绳全换成了麻绳，在鞋底掺进了苎麻壳和烂布条。改革型的草鞋更耐穿更美观了，价格也由原来每双的五分提高到七分，卖一双草鞋后可以买一本作业簿和一盒火柴。有段日子，草鞋真是供不应求，同学又要得急，我只好自己不穿，打着赤脚给别人送草鞋。
半年之后，我裤兜里终于拥有五毛钱的库存。上学时，我常将手伸进袋里捏着那四张角票，两个硬币，捏出了汗也舍不得花。有天，我从供销社门口走过，看到别人在买两分钱一斤的西瓜吃，我真想掏一角钱出来，像猪八戒似的敞开肚皮饱食一顿，可一想到再打十双草鞋就够买一支新钢笔了，便吞一口唾液走开了。
如今的农民，已经没谁靠卖草鞋维生了，许多地方农民下地干活都穿皮鞋了，打草鞋的手艺在许多地方早已失传。可我总觉得那卖草鞋的生活是本无字书，教给了我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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