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系列文本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表明，不断革命理论直接源于其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革命事件的思考，他提出，要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恩格斯晚年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些革命主张。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２２－０４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逐渐淡出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视野，许多西方学者更是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暴力革命理论过时了，恩格斯晚年也放弃了早年的革命主张。值此告别革命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起之际，重温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过程中，逐步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并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与理论研究过程中对之不断深化，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理论。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１］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只是在克服法国大革命、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意义上阐释了人类解放的一般含义，并没有对人类解放的图景作出任何具体的说明或描述，也并没有指出如何、靠谁实现人类解放。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从当时德国流行的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尘世的法与政治的批判，展开了对低于历史水平的德国专制制度的彻底批判，提出要以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消灭这个敌人”，企图把德国引向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初步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严肃而激愤地控诉了德国虽未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了复辟。虽然马克思“认为德国１８４３年的社会状况大致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相当”［２］，但“即使我否定了１８４３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１７８９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３］就是说，马克思已不满足于在封建德国进行一场１７８９年法国式的革命，因其不会具有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时代效果与世界历史意义。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彻底的德国革命面临着缺乏物质基础的重大困难，不具备彻底革命应有的前提和基础，德国的先进理论与落后的现实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因此，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即是说，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一种相互趋向的运动，而不是“一头热”，才能变成一种现实性的物质力量。因此，在德国要积极创造彻底革命的理论与现实条件，为跳跃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做好准备。
马克思首先找到了一种能够满足彻底需要革命的理论，找到了一种能说服人的、能掌握群众的、能抓住事物根本的、能变为物质力量的人本身的理论，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类解放的理论。但又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晚熟与弱小，当它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因此，“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的梦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４］
马克思又非常明确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德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从部分解放、政治解放到普遍解放、人类解放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德国革命第一步便是普遍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他说：“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在德国，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５］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最后，马克思把理论与现实、“批判的武器”、“精神武器”――哲学与“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无产阶级紧密结合起来，以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宣布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的解放与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他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６］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分析了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后，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奴役制度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工人的解放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要通过革命的政治形式实现。
在同年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只在政治灵魂即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解放范围内思考问题，就会像法国里昂无产阶级最初的起义那样，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战士。工人的起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即使在一个工厂里发生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进而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也要通过革命行动推翻旧政权来实现，但最终要抛弃政治的形式，“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７］不同于资产阶级止步于政治革命、政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自我目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看到法国大革命政治原则背后起作用的利益因素。由此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是追求着自己利益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使群众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还在分析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８］。他认为，拿破仑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他虽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即资产阶级社会、私人利益的自由发展等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并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充分地满足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他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意志的下属。因此，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但他以战争代替不断革命的恐怖主义，对外败给了欧洲的封建国家，最终对内败给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二
１８４５年以后，马克思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结合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哲学，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基础上不断革命的思想，更加全面而清晰地阐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法国学者科尔纽看到了法国革命在马克思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形成中的作用。他说：“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他看到，从决定于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中怎样产生出社会革命，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怎样利用自己的政权来镇压其他阶级；他看到，成为近代特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通过这一革命得到了反映。由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马克思还懂得，统治阶级从来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特权，而是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政权，并且不通过激烈的革命战斗，是不可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造成根本的变革的。”［９］
不断革命最早提出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派的代表巴贝夫。根据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和认识，巴贝夫形成了人民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警告说：“谁要是抱怨‘我们想不断闹革命’，他在将来必然要被看做人民的敌人。”［１０］这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启发作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不断革命在欧洲是一个流传颇广的口号。在法国，以拉斯拜尔（与布朗基关系密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和山岳党人都标榜不断革命是他们的纲领性口号。”［１１］但是，当时的山岳党人只是口头上的不断革命者，“只会说些安慰人的漂亮话，而没有革命的行动，只会许诺和规劝，而不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措施，总之，只有９３年的旗帜、词句和名称，而没有９３年的毅力”［１２］。
在《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通过总结１７８９年以来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马克思明确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１３］在马克思看来，１７８９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资产阶级的秩序，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法兰西共和国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而只有１８４８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才真正把革命向前推进，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第一次公开的战斗，是欧洲革命的真正开端。
在１８５２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比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的法国革命，指出了１９世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革命性的衰退。他认为，法国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实现了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而法国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只是１７８９年、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革命的拙劣模仿，并没有把革命引向深入。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的统治――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情形却相反，革命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革命开起倒车来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武装力量，“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他向前的党派”。
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性正逐渐衰退与丧失，社会民主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努力寻求对旧社会的秩序进行改良，构成了与革命恐怖主义相对的无政府派的起点的一极。并且，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１４］。另一方面，与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突飞猛进相比，“无产阶级革命，例如１９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１５］。
面对１９世纪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在行动与思想上的游移，马克思坚持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上升路线，告诫无产阶级：人民既不要在“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时候，……让自己沉溺于对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一切权力和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代表或者被认为是代表的人”［１６］；也不要被与法国大革命相连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的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学所迷惑，混淆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为了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革命的行动是必需的，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１７］
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完整地表述了与法国大革命相连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１８］
马克思还把梯叶里看做“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把魁奈这位经济学家称作“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先知。”恩格斯也指出，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基佐、米涅到梯也尔都对阶级斗争理论有贡献。后来列宁也指出，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
三
不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消灭阶级，但这并不单纯是头脑的激情与激情的头脑，它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否则，便是盲动。不断革命、消灭阶级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这个一般途径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反对、也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但一般来说还是要靠暴力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认为，革命暴力只有在破除旧的社会政治形式、建立新社会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时才是正当的、必要的。
１８９５年３月６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部最后的著作中，总结并反思了他和马克思对１８４８年来一系列革命的看法，进一步具体考察了欧洲大陆的社会历史情况，再次批判了不顾主客观条件而空喊革命的左倾盲动思想。同时，恩格斯指出，“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无产阶级要不断积蓄力量，把它“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１９］。就是说，恩格斯直至晚年还在继续坚持着他与马克思所创立的不断革命理论、暴力革命理论。现在有些人提出所谓恩格斯晚年放弃了不断革命与暴力革命，以及恩格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这些看法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是违背恩格斯“政治遗嘱”本意的，也是背离马克思、恩格斯革命主张的。产生这种错误解读的重要原因是，随着近几十年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化过程，战争、阶级斗争与革命似乎离这个世界远去，后现代主义、革命虚无主义思潮泛起。我们不可单凭短暂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就轻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过时了。诚然，我们现在也还看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情势，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去鼓动革命，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等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还在，况且这种只有少数人获得自由的社会长期存在是不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也是绝无道理的！对此，我们要坚信马克思所讲的两个绝不会和两个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中的学者，首先是革命家，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展开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科学。”［２０］“马克思主义主要地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２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赫尔岑语）。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今天，我们更应该全面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革命的哲学、批判的哲学，还有革命后的建设，有人的全面发展，而作为个体的人的多样、丰富、全面地发展，正是作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之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７７．
［２］曼海姆．保守主义［Ｍ］．李朝晖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９．
［３］［４］［５］［６］［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４，３９５．
［８］［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５７．
［９］［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２）［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５：１８．
［１０］巴贝夫文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３５．
［１１］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４）［Ｃ］．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２１６．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６６４．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０．
［１４］［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７７，１３５．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４７．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０７．
［１８］［１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４７，５２２－５２３．
［２０］［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２２７．
［２１］［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Ｍ］．重庆?押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０４．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