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当今和未来数十年的主导产业，必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文章运用1995-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的数据，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主要从中国的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经济惯性等制度因素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工业；劳动收入份额；趋势变动；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4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1-0017-06
目前，中国从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发展方式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调整优化工业新创造价值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
一、工业、就业与劳动收入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或地区人口、制度、资源、需求结构及发展水平等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受此影响，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也随之朝某一特定方向变动――经济产业结构或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变动。中国工业就业人口比例经历了“增长――下降――上升”的波动过程。工业行业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2007年，全国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平均人数达7875.2万人，占全社会就业总人口的10.23％，占城镇就业人口的26.83％。近年来，中国工业就业增长平稳，采掘业职工人数呈现下降趋势，而制造业职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工业成为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就业。2004年，城镇第二产业吸收农村就业人员达到1318.6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11.90％，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52.00％和23.00％。同时，中国工业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波动明显。大的就业波动出现在1995-2000年，工业劳动需求迅速下降，1998年甚至较上年减少约18.00％。
劳动需求正由单一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目前，劳动需求的主体构成由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格局转变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存的多元格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截至2008年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1799.1万人，比2001年下降了37.50％；集体企业就业人数237.5万人，比2001年下降了81.10％；而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2448.2万人，比2001年增加了1548.4万人，约是2001年就业人数的1.72倍。
就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趋势日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的总体趋势是：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由70.50％、17.30％、12.20％调整为39.60％、27.20％、33.20％。1995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并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
制造业是吸收工业就业的主要部门。工业就业是中国城镇就业的主要方面，制造业就业又是工业中最大部分。200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3465.4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的28.82％。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在工业劳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新的问题。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由劳动取得的部分，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相对应，两者统称为国民收入的要素收入份额，反映了社会的功能收入分配状况。自199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数据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数据。1978年到2006年，劳动份额由49.80％下降到40.61％；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份额由53.0％下降到48.0％；1997至2006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0％下降到40.60％，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0％提高2006年的30.6％。可以看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劳动份额下降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白重恩等认为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结果形成垄断租金，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垄断租金越多，资本收入份额也会随之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也会相应降低。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以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为基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要素相对价格，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投资等因素对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贡献，认为产业结构转型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将随经济的发展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动，而中国正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符合GDP中劳动份额变动的U型规律。翁杰、周礼发现资本产出比的降低、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是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任太增分析得出中国的制度环境具有资本偏向，劳动份额偏低是资本偏向的制度环境的结果。要改变劳动份额，必须提高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二、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
(一)数据
工业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在工业经济领域也有所体现。笔者利用1995-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的数据来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笔者将工业部门中的工业劳动收入定义为工业从业人员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的乘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则定义为工业劳动收入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表l显示的是1995-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总额、劳动收入总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图1为工业增加值总额，劳动收入总额变动的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到2008年工业增加值总额增幅有所下降，这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面将分两个部分来考察这15年的数据。首先来看1995-2007年的数据。13年里中国工业的增加值从15446亿元增加到117048亿元，增加了7.58倍，年平均增速为11.72％。而劳动收入总额从4471亿元增加到19 468亿元，增加了4.35倍，年平均增速为11.34％。劳动收入份额1995年为28.95％，2007年下降到16.63％，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
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速度为11.03％，劳动收入总额增长速度为13.12％，远远快于199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劳动收入份额从19.78％回升到17.78％，回升幅度达2个百分点，但2009年又有所下降。劳动 收入份额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一方面，中国工业部门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金融危机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很多企业出现开工不足现象，使工业增加值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业不可能依据产品需求即时地调整投入的劳动力，劳动力数量的调整一般总是滞后于产品需求的变动，劳动收入总额有所上升。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组成部分，其下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第一，会导致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工业部门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进一步扩大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初次分配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的压力和难度。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第二，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会导致中国消费和内需的不足。同时，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倾向超过中低收入者，这又会致使中国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继续扩大。第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还加重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及消费和内需不足等问题。这都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劳动份额持续下降密切相关。针对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为此，有必要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部门持续下降的原因。
三、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把劳动份额看作是技术进步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二是强调劳动份额变动背后的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劳动份额之间的差异可能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技术进步和相关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所有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对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制度因素的差别往往大于经济结构的差别。一国的制度因素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经济惯性等构成。制度因素对一国的劳动收入的影响在工业部门中也有所体现。下文将分析可能影响中国劳动收入的制度因素，探讨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一)就业矛盾演化
在2003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受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制度的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企业冗员，劳动力供应大于需求是一种常态。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
劳动力市场结构基本特征为买方垄断和市场分割。首先，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存在大量分散的、缺乏统一固定组织又急需就业岗位的劳动者。2006年11月份公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中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到2010年，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1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按照目前中国在保持8％～9％高增长速度下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合计不超过1000万。到2010年，预计劳动力就业岗位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1000万左右。同时，劳动力缺乏统一的组织，也加强了买方的垄断能力。这里所指的组织主要指强大的工会组织。Guseina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以及哑变量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存在各级工会组织，据《人民日报》有关报道，中国拥有2.26亿工会会员，签订了124万份集体合同。然而，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快速上升的势态。据有关统计，2006年劳动争议案件立案总数为31.7万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中国工会的基本现状是不介入劳资双方的谈判。即使介入劳资谈判，也不一定代表劳动者向资方施加压力，反而代表资方做劳动者的工作。
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表现在：(1)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1978年改革以前，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这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同时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户籍制度应运而生，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被人为阻断。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放宽，劳动就业逐渐市场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大批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受到雇用。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无法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迁移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2)中国现行的用工制度。一部分是固定公制。该制度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保持着终身的固定的劳动法律关系，按照统一标准发放工资。尽管该制度下劳动者的工作较为稳定，工资在整个社会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但劳动者缺乏流动的自由。另一部分是用人单位临时使用的劳动者，到期可以辞退的临时工制。该制度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劳动者，也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临时工是分散的大多数，所在单位的工会也不能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
劳动力低端市场需求缺口和高端市场供给缺口同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之后主要从事无须专业培训、技能要求低、体力强度大、工作条件差的工作。因此，劳动报酬低且增长缓慢。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使资方成为劳动报酬的制定者，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可能低于其劳动贡献的劳动报酬。
(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的缺失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另一项制度因素。所谓平等就业权，是劳动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均等的就业机会，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就业机会和待遇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者。目前，农村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用工行为不规范。在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不规范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企业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报酬、待遇、权利均不同。第二，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私营企业尽可能地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农民工工资，超时也不付加班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被克扣严重，在建筑行业最为突出。
择业权是指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各种渠道自谋职业，具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的用人自主权必须受到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 制约。然而，一些用人单位扩大用人自主权，抬高用工“门槛”，极力压低用工成本，在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并无太多选择，因为劳动力供大于买方市场，不同岗位的劳动报酬并无差别。就业权利不平等，择业权利缺失导致劳动者不能充分维护自身权利，劳动报酬议价能力不强。
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网络不充分、市场信号不规范等问题，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与劳动力供求中长期预测及相关教育和职业培训发展脱节，不同地方对劳动力输出、输入情况掌握不足、缺乏沟通协调，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
(四)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最低工资制度
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与之相应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又一制度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执行低工资标准，该标准仅能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蔡?根据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出农村仍有1.1亿的剩余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处于绝对过剩的经济阶段，其劳动收入水平以农业收入为参照，相对而言较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劳动收入水平已逐年上升，但是由于低工资的经济惯性的制约，其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受到低工资标准的制约，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降低。最低工资制度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强加给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重要保障，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可能在一定形式上制约了劳动收入报酬的增长，因为最低工资可能是劳动报酬增长的起点。张?运用数据分析得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普遍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同时低于人均GDP增长率。
(五)失业、养老保障不充分，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目前，中国包括失业、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是普遍情况。失业、养老保障不充分，限制在不同就业职位之间、继续就业与退休之间进行选择，从而削弱了劳动力供给一方的议价能力，这便是劳动报酬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中国中小企业中更存在失业、养老保障缺失的现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笔者采用中国工业部门1995-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1995-2007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劳动收入份额实现较大幅度回升，回升幅度达2个百分点，但2009年仍有所下降。然后，从中国的制度因素分析了可能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因素表现为买方垄断和市场分割、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丧失、低工资的经济惯性和与之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已引起了各方关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不可避免，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得从而改变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已达成共识。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劳资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安排和导向。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更是充满着“成长中的烦恼”。欧美、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许多国家长期停顿在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成长中的烦恼。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新情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准确的判断，正视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公正、透明、谨慎地引导舆论和群众情绪，广泛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心理疏导。
第二，适度调整中国现有工会的职能和方式。伴随着劳动力供求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提高，维权意识增强，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意愿不足的现实，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可见，中国目前出现的罢工等劳资冲突，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着一种“成长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拒绝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办法，如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来解决问题，是一种无视劳资冲突客观存在的鸵鸟策略。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正式组织，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组织，才能改变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户籍制，使之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人员流动，保障所有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实现动态的、统一的、开放的人口管理，形成公平、开放、有序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第四，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厉打击超时用工、非法用工。在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起到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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