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两个主义 2004年7月，应《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李菁之约，我陪她采访宗江老伯。李菁负责撰写“口述历史”专栏，宗江老伯的现场“口述”中充满精彩惊人的花絮。仅举一例，宗江老伯说：“1969年2月我写了揭发江青的二十二条。八三四一部队派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军代表是个聪明人，知道要是转交到上面去他也就跟着完了，所以没有往上转，否则当时我肯定被枪毙。”
宗江老伯这次还说出了一番非常深刻的话：“我现在信奉两个主义：一是真话主义，这在我纪念巴金的文章《讲真话者万岁》里已经写了；另外一个是人道主义，西学中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我曾经请教过学贯中西的学者罗念生、杨宪益、许渊冲（并拿出许之特色名片），这三者有什么不一样。答案都是Humanism，大概在哲学中称为人本主义，社会学中称为人文主义，生活中称为人道主义。我把这三者统称为人学，唯人主义。有别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世兄”变“贤侄”
聆听宗江老伯谈话总是令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每年都会到老伯府上一两次。每次除了精神收获外，物质收获也很丰富。宗江老伯每每新书相赠，并题词钤印，甚至当他的朋友有新作出版时，他也把我列入建议赠书名单中，令我受宠若惊。最初的题词宗江老伯称我“世兄”，当我推辞时，宗江老伯解释世兄乃因世交。后来熟悉了，宗江老伯就改称我为“贤侄”，我说他是我三叔祖父的朋友，比我高两辈，他却说是我三叔祖父的学生，所以只高一辈。最初我曾尊称他黄老，由于谈话中不易区别他与其妹黄宗英老人，因而从此我就改称他为老伯，改称宗英老人为阿姨了。鉴于宗江老伯的题词很有趣，有时宗江老伯问我某本书是否已经赠我，我一概含糊其辞。所以宗江老伯的赠书，我多有复本，但是题词各异，甚至还有英文的，署名为“Uncle Z.J.”。我也常把在网上淘来的宗江老伯旧作带来请他签字，在其中一本上他就风趣地题过“旧作新知”。当然我不敢以“知”自居，只是他的一个“粉丝”而已。
“无名”书
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巴金早年曾经编辑过一本书（精装），题赠给他的一位无政府主义亲密同志。当几十年后这本书屡经曲折传到我手中时，已面目全非，且佚书名。通过一番考证，我搞清楚了书名与版本。为此书重新制作内封面的念头萌生于我心中，而题写原书名最合适的人莫过于宗江老伯。2009年8月8日我来到黄府，乞宗江老伯题写书名。时值盛暑，宗江老伯二话不说，挥汗提笔，并署“八月八日八八老人”，老伯时年八十有八。
在宗江老伯题字后面，我为该书做了一段《劫后余生小记》：
巴金先生早年著译的史话和传记由其同志信爱汇集结成书《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二八年五月出版。初版脱销，书店再版时，巴金作了调整，并改书名为《断头台上》。是为此书！
巴金把这本精装书赠送给其挚友卢剑波。十年浩劫中，卢先生倍受磨难，不得不销毁了很多珍贵藏书。可他冒着不可预料的风险，将此书保留下来，但仍不得已撕掉内外封面及版权页若干，包括赠辞，此书因此“无名”。劫后余生，卢先生转赠家父李致。家父又传于余，以世代珍藏。余将书名、书店、版次补上，恭乞黄宗江大师题写于书前。
这次我到黄府还有一件事，就是送去一套材料。我非常喜欢淘旧书，年初与好友叶扬波教授在北京某处淘得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材料若干，其中竟有宗江夫人阮若珊的“交代和揭发材料”。当时的“走资派”阮若珊不畏“造反派”的淫威，在“交代材料”中实事求是，在“揭发材料”中避重就轻。这些材料中所述的艰苦经历以及表现出的不屈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其中还有一份材料非常有趣，是“揭发”黄宗江“攻击……司令部”的，有“黄宗江说周总理和邓颖超在家里念（《家》）剧本中瑞珏和觉新的一段台词”。这在造反派眼中当然是“假揭发、真包庇”，却说明了宗江老伯在“文革”中对总理的认同与惦念。老伯多次对我提到总理曾经在重庆看过由他饰觉新的曹禺名剧《家》。
宗江老伯晚年身体力行他的真话主义与唯人主义。值老伯谢世周年，学做（藏头打油，不依平仄）小诗一首，以为纪念：
热忱坦直无城府，爱憎分明淡荣辱。宗师体行真与人，江河不朽流千古！
（摘编自《文汇读书周报》，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