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的表现本质，就是站在诗歌的立场上对事物进行诗学意义上的命名、解释、言说与表现――诗意的命名。诗意的命名是一种美的命名，它在诗歌的向度上丰富着人类对于世界人生的命名体系，引领着人类对于世界人生的另一种认识与揭示。
一、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事物命名
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事物命名，指的是一种事物的符号化过程，即给客观事物一个符号化的表达与指称。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于空间上实现交流而于时间上得以传承，正是因为人类拥有对事物的命名能力――赋予它们意义的能力以及解释其意义的能力。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即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是的，是语言，是我们对世界人生做出的解释与言说――而不是别的――最终表述了我们的生命存在。
但是，语言与思想的不同步性，决定了人类语言表达这样一个永恒的困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文赋》)命名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说，它首先是有限的解说，其次是待完善的解说，即它不是唯一的解说与固定的解说。事物的两面性也规定了关于事物命名的一个重要弊端，那就是在赋予事物某种意义的同时，也就遮蔽了事物的另一种意义。说出来的，永远小于没有说出来的；说出来的，有时候甚至不是想要说的，这就是命名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加上人们思维的惯性与惰性，就会渐渐地让人沉陷于对事物的既成之见之中而变得僵化、麻木、厌倦和无聊。
从诗歌的立场上说，日常生活语言以其对事物的初始命名。以及人们对语言的习惯性理解――成见，既成之见――总是将事物诗意的成分重重遮蔽。换言之，语言――人们对事物的说法与称呼(即命名)一旦固定下来，便在人类反复使用的过程中逐渐世俗化。诗意的光泽不断消减最终黯淡下去。语言的日常化扩散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能力，但最大程度地遮没了诗意的直接呈现。比如，雪花、云彩、山头、韵脚……当它们第一次被人类命名的时候，是多么生动的隐喻，可是，天长日久之后，这些当年的隐喻渐渐变成人人习以为常的普通名词，甚至已没有人意识到它们原来就是人类对于那些事物的诗意的命名――甚至就是一首诗!
由于命名的片面性，于是，人类就需要有一种文化能够带领自己走出这种麻木的生活感觉，能够从沉溺已久的现实秩序里突围出去，能够揭开遮蔽而看到一个新的天地。于是，用一种新的命名体系对现实生活进行秩序重组，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在了诗歌艺术的肩上。
二、诗学意义上的命名
诗学意义上的命名。是对事物进行的“重新命名”或“再次命名”或“另类命名”或“二次命名”，就是从诗歌的立场去重新诠释与言说一个事物。如海子诗《敦煌》第一节：
敦煌石窟(A)
像马肚子下(B)
挂着一只只木桶(B)
乳汁的声音滴破耳朵――(C)
像远方草原上撕破耳朵的人(B)
来到这最后的山谷(B)
他撕破的耳朵上(C)
悬挂着耳朵(C)
其中A处是被命名者，B处是命名者，C处则是表现与命名的扩展与深化。再如车前子《天涯》之局部：
一个村庄的天涯(A)是另一个村庄(B)
一个朝代的天涯(A)是被故意忽视的思
想(B)
一个的思想的天涯(A)是信以为真(B)
一块手表的天涯(A)是发条坏了(B)
一根恶棍的天涯(A)是桌子的腿(B)
一条脖颈的天涯(A)是脖颈上的脑瓜(B)
不论是直接的言说――表达，还是间接的言说――表现，即不论是“直接的”诗还是“象征的”诗，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说：“诗的力量是它那解释的力量：这不是说它能黑白分明地写出宇宙之谜的说明。而是说它能处置事物，因而唤醒我们与事物之间奇妙、美满、新颖的感觉与物我之间的关系。”(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第四节：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清泉”。是人们对“榆荫下的一潭”原有的命名，但是诗人不满足于这样的命名，诗人首先以“不是清泉”四字切断了人们的惯常思维，去除了一种遮蔽。不是清泉那是什么?诗人说：那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这其实就是诗人的伟大使命：他要开启一种传统的遮蔽，同时他要指出事物诗学意义上的另一重意义。于坚《我一向不知道乌鸦在天空干些什么》说：“我一向不知道乌鸦在天空干些什么，书上说它在飞翔……但今天我在我的书上说：乌鸦在言语。”于坚分明想告诉我们：在诗人的眼里，一切都可以是与众不同的一种解释与理解。诗人永远要“提供对生活的新鲜生动的感觉”(斯蒂文斯语)。诗人是我们这个世界“自铸伟辞”的命名者，诗歌行为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种“自铸伟辞”的行为――它与人类永相伴随，因为我们既永远地需要对世界人生真的和善的解释，也永远需要着对世界人生美的解释――永远需要诗意的命名。
诗意的命名显然不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事物命名，而是对一般文化意义上事物命名的诗学超越。这一诗意命名的超越性，指的是诗人有权也有义务给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命名，诗人有必要拆散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庸俗化与惯常化联系，重新发明语言的诗意化质素，重建语言与世界的诗意联系。
然而，“重建”二字谈何容易!“重建”的第一个困难，按照于坚的说法。是因为这个世界早已被全面地隐喻――而且是根深蒂固的隐喻。“重建”的第二个困难。是诗意命名的工作需要永远的创造性。这是真正的困难。伊沙说：“诗人，已经丧失了命名的能力了吗?”(伊沙《无知者无耻》，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伊沙指出的，至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命名低能现象。伊沙的《命名：日》一诗，也用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诗人命名低能以及命名无奈甚至命名困境的“羞惭”。如果把伊沙这首诗题目中的冒号取掉，则它就成了《命名日》――我认为伊沙这首诗预言着中国当代诗歌一种命名方式的开始，这种命名方式，可称为“还原式命名”。
三、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还原式命名”
诗意的命名，既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则与其对立的彼端就必然是对这种超越的反向运动――还原。“还原式命名”是一种另类的同样具有超越性的诗学命名。
当政治与道德的力量曾经过多地渗透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命名过程，时至今日，一种所谓“离经叛道”的“先锋”的“解构式命名”渐成风潮。如“红旗，不过是一片红色的布／却在天空中，揭示出高贵的伤痛”。当“红旗”这一事物的“桌面”上被运行了太多的意义，当其意义由于多重而混乱，这时候，把它命名为“一片红色的布”，就是一种“还原式命名”，就 是一种命名的“回归”甚至“刷新”。在这种命名过程中，必须会出现所谓的价值虚无与意义扬弃现象。然而这种命名既有其应运而生的一面――长期以来话语霸权之下压抑情绪的报复性发泄，也有其特殊的当代诗学意义：从这样的解构开始，诗歌正在渐渐回归：归于客观，归于中性，归于纯洁，归于真实――虽然这一切其实都是相对而言!
谢有顺在评说于坚的《运动记》时说：“于坚对事物的洞见，并非借助现有的文化象征方式，也不是故意进行的道德和意义的升华，它仅仅起源于作者对事物的本然状态的观察。”(谢有顺《看见比想象更困难》，2001年8月23日《中国图书商报》)这种“本然状态”，就是对“非本然状态”的超越。是的，我们曾经的隐喻，早已形成了对事物的厚重遮蔽，也早已形成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成见甚至偏见，于是，我们必须拒绝那些陈旧的隐喻而创造出崭新的隐喻――现在，我们好容易才回到了命名的起点。这其实也不是起点，这就是佛家所谓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的崭新境界――它显然是对一般诗意命名非山非水境界的超越。因为超越从起点开始。所以有些人会把超越看成起点，比如，有些人对下面的这首《木棉花开》会大惑不解：
木棉花开了／像我不知道它名字的时候／一样／开了
像这样事实上更具观念性的作品，另如：
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
一种诗歌观念的形成。并不能等于一种诗歌作品的形成，真正的归真返朴是一种高级的智慧。谢有顺说：“于坚要挖掘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度，他拒绝在隐喻方面想入非非，而是忠实于事物在它自身空间里的展开方式。”(谢有顺《看见比想象更困难》，2001年8月23日《中国图书商报》)我们希望于坚的探索能够成功。我们同时也要像沈奇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有一个误区一直被疏忽：当诗人们由抒情退回到叙事、由感性转而为智性、由主观换位于客观后，大都止步于由虚伪回到真实、由矫情回到自然、由想象回到日常的初级阶段，只求‘还原’而忘了诗的本质在于‘命名’。换句话说，我们曾用各种虚浮造做的比兴掩盖了存在的真相，现在，人们又只停留于还原真相，指出‘月亮就是月亮’而不再深一步说什么。这种还原，相对于‘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滥俗的比喻而言，是一种进步，但进步仅止于此，似乎又成为另一种退步――我们由此回到了‘真实’，却又远离了诗歌。”(沈奇《沈奇诗学论集?1?90年代先锋诗歌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诗歌毕竟只是诗歌而不是哲学。